陳漱渝（1941～），生於重慶，祖籍湖南長沙。著有《冬季到臺北來看雨》、《五四文壇鱗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朧集》等。

著名散文家、林語堂先生的老友徐說過：“林語堂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學史上也許是最不容易寫的一章。”林語堂本人撰寫的《八十自敘》一書，開宗明義第一章就叫《一捆矛盾》，矛盾之多，多達一捆，可見其復雜。本文無意於全面評價林語堂一生的是非功過，更不可能在幾千字的篇幅裏理清他那多達一捆的矛盾。我只想忠實記敘1989年9月3日下午參觀臺北林語堂故居的情況，把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報道給沒有機會親臨此地的朋友們。

林語堂是1936年8月移居美國，1966年6月自美返臺灣定居的。他說：“許多人勸我入美國國籍，我說，這兒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寧願月月付房租，不肯去買一幢房子。”他踏上臺灣的土地，最感到愜意的一點，就是能夠聽到閩南話，如置身於景色秀麗的漳州老家。金聖嘆批閱《西廂》，說人生有三十三件樂事時寫道：“久客還鄉之人，舍舟登陸，行漸近，漸聞鄉土音，算為人生快事之一。”林語堂對此感到強烈共鳴。

林語堂初到臺北時，在陽明山永福裏租了一幢白色的花園住宅，月租一萬元。此屋位居山腰，難免潮濕。臺灣當局為禮遇林語堂，特讓他在白屋斜對面自行設計一幢新宅以為安居之所，即今陽明山仰德大道二段141號。林語堂設計時擷取了東方情調與西方韻味——乍看是中國傳統的四合院建築，細看之下卻發現，二樓頂著那一彎長廊的竟是四根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這個庭園方圓達千余平米、樓房共計三百三十多平米的雅致建築於1972年落成。林語堂用得意之筆描寫道：“空中有園，園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樹，樹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林語堂去世後，他的家屬主動遷離此處，由臺北市政府改建為“林語堂先生紀念圖書館”，於1985年5月28日正式對外開放。改建時打通了一部分不需使用的房間，以陳列林語堂遺留的文物圖書，其他地方基本上保存了原貌。這裏的一桌一幾，一草一木，都在表明原主人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學，無言地訴說著他的筆耕生涯。

走進林語堂的臥室，只見桌上擺著他生前使用的煙鬥、眼鏡、舊式電話，墻上懸掛著夢痕依稀般的舊照片：父親林誌成先生——一位自力更生的勞動者，後來當了基督教的牧師；親情似海的家庭——他跟父親和四兄一弟兩個姐姐的合影；福建漳州府平和縣板仔墟的故居——這裏秀麗的山光水色，促使他形成了一種“山地人生觀”。林語堂說，故鄉、父親和家庭，給他的印象極深，對他童年影響最大。1967年12月11日，林語堂接見《臺灣日報》記者許由時動情地說：“大約有半個世紀了，我一直沒有回到故鄉，但家鄉一草一木，低首緬想，歷歷如在目前。有時在夢中神遊故裏，依然看見門前那清澈的溪流，映出自己兒時的形影。我的故鄉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那裏高山峻嶺，毓秀鐘靈，使人胸境寬闊。我總感覺到：走遍天下，沒有一條柏油馬路比我家鄉的崎嶇山道過癮，也沒有一棟高樓比家鄉的高山巍峨。紐約摩天樓再高，但與我家對門的叢山一比，何異小巫見大巫，這是‘尺寸’不同呀！”

談起煙鬥，林語堂有一整套理論。他認為抽煙鬥的人大多是快樂的，和藹的，懇切的，坦白的，善於談吐的。一鬥在口，像抽煙，又不像抽煙；像有所思，又像無所思，神態最為飄逸瀟酒。因此，他把煙鬥視為生活的伴侶，沈思的工具，只要醒著，嘴裏一定叼著煙鬥。直至去世前二十個月，他才遵醫囑跟煙鬥戀戀不舍地分手。據說有一次，他竟慫勇一位晚輩的太太勸丈夫抽煙鬥，理由是：“如果丈夫跟你爭吵，你就把煙鬥塞進他的嘴裏。”不料這位太太摹仿“幽默大師”的語調反詰道：“如果他用煙鬥圓圓的一端敲我的頭呢？”“幽默大師”頓時語塞，只好用打哈哈來自我解嘲。

林語堂的書齋，叫“有不為齋”。書齋中鋪著紅色的地毯，擺著黑色的沙發。兩邊都是落地書架，陳列著他的近六十種著作和四千多種藏書。書齋角落裏安置著一張寫字臺，桌面上放著筆、稿紙、放大鏡、書籍和茶壺、茶杯。

林語堂一生，的確有所為，有所不為。

他“不為”的事是做官。他覺得，有的文人可以做官，有的文人不可以做。他吃不消官場的生活：一怕無休止地開會、應酬、批閱公文，二不能忍受政治圈裏小政客的那副尊容。有一次，蔣介石要給他一個考試院副院長的職位，兩人談了好久。出來時，林語堂笑瞇瞇的。友人說：“恭喜你了，你在哪部門高就。”他笑瞇瞇地回答：“我辭掉了。我還是個自由人。”他還說：“追求權勢使人淪為禽獸。權勢欲是人類最卑下的欲求，因為這種欲望傷人最深。”

他“有所為”的事是寫作。他經常說：“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寫作。”“寫作的時候，也是我最快活的時候。”他經常清晨五點開始工作，有時連續寫作十多個小時。他感到，忙忙碌碌的時候，生活反而較好。他不相信什麼靈感，寫作時講求“靜”、“專”與“興趣”。他的書桌整潔有序，一塵不染，卻經常擺上一碟花生米，幾塊糖，幾片牛肉幹。當然他也善於休息，主要方式是散步，遊泳，遊山逛水。他說：“能閑人之所忙，然後能忙人之所閑。”

在居留異國的三十年中，林語堂一直用英文寫作，共出版了英文論著近三十種，其中《生活的藝術》一書在美國至少已出了四十五版，還有英、德、法、意、丹麥、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的版本，暢銷三四十年而不衰，在歐美被稱為老少鹹宜的“枕上書”。他的小說《紅牡丹》被意大利、聯邦德國、芬蘭這幾國的“每月一書讀者俱樂部”選為它們的讀物。由於林語堂向國外讀者介紹了中國悠久的文化，1975年被推舉為國際筆會副會長，同年又被列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在臺灣定居後，林語堂開始了他的“中文著作年代”，先後出版了《無所不談》一集、二集、合集和《平心論高鶚》，重編了《新開明語堂英語讀本》，還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學聘請，編纂了一部《當代漢英詞典》。這是一部用英文來解釋中文字義的權威性的工具書，不僅采用了林語堂自己改進的羅馬註音改良檢字法，並且搜羅了很多反映現代觀念的現代詞匯。這部書於1968年開始編撰，1972年出版，正文1450頁，說明300多頁，為當今世界研習中文的外國人不可或缺。林語堂也因此當之無愧地與嚴復、林紓、辜鴻銘一起，被並稱為福建四大翻譯家。

林語堂一生嗜書如命。書齋的藏書他可以說每本都翻過，讀過——不好的就撂下，凡好書必重讀。他認為自己見解愈深，學問愈進，就愈能讀出書中的味道來。書齋的藏書都有林語堂煙鬥噴發出來的尼古丁味道，他本人知道哪一本哪一面的味道最濃。林語堂說，嘗過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學”二字是騙人的話。古人讀書有所謂刺股法，追月法，丫頭監讀法，其實都很笨。而有人讀書必裝腔作勢，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線太弱，這都是讀書未入門，未覺興味所致。其實一個人要讀書，則澡堂、馬路、車上、廁所、圖書館、理發店皆可讀，而且必能如此，方可讀成書。讀書成名的人，是只有樂，沒有苦的。對於臺灣當前升學至上的讀書風氣，林語堂極不以為然，非常同情那些終日被教科書壓得如牛負重的學生。

在林語堂故居的陳列室中，還特地展出了一臺“上下形檢字法”的中文打字機。這臺打字機高九英寸，寬十四英寸，深十八英寸，備七千字。七千字以上的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總數多達九萬。如將“上下形檢字法”運用到電腦上去，一分鐘可輸入五十個字，為現階段中文電腦輸入最快的一種，而且使用方便，人人都能掌握。林語堂從1931年開始構思設計這臺打字機，先後花費了幾十年心血；因為機器的每一個零件都是特別設計，用人工打鑄而成，所以耗資巨大，幸得友人借款，林語堂才免於傾家蕩產。語言學家趙元任認為，林語堂的“上下形檢字法”可運用於電訊收發報機、翻譯機、傳真機、電傳打字電報機，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林語堂說他是“獻身文學，心近科學”的人，從這頂發明中可以得到印證。

故居後院的林氏墓園，綠樹蓊郁，芳草萋萋。這裏原是他生前散步的地方，如今成為了他的安息之所。林語堂晚年常奔走於香港臺北兩地，在港滯留的時間長於在臺的時間，林語堂無子嗣，只有三女。長女如斯在故宮博物院工作，著有《唐詩選譯》、《故宮選介》，1976年去世，二女太乙在香港任《讀者文摘》中文版編輯；三女相如任香港大學生物化學教授，與其母廖翠鳳合著有《中國食譜》、《中國烹飪的秘密》。林語堂有一個外孫女、一個外孫，他一律以“孫兒”相稱；他晚年最高興的事，莫過於含飴弄孫，這也就是他常住香港的原因。林語堂說：“我和孫兒沒有玩什麼遊戲，也不玩什麼玩具。我喜歡和他們一塊倒在床上，又說又笑，有時一高興就來個兩腳朝天。”1976年3月22日，旅居香港的林語堂因頭暈、嘔吐，住進聖瑪麗醫院，26日突然轉為肺炎，連續發生九次心臟停搏，於當晚10時10分病逝。3月29日，林語堂的靈柩由夫人、女兒、女婿護送抵達臺北。當天下午，林語堂生前友好五百余人在臺北新生南路懷恩堂為他舉行了追思禮拜。周聯華牧師說，林語堂曾用季節形容他寫作的三個階段——“春天是那麼好，可惜太年輕了；夏天是那麼好，只是太驕傲了；只有秋天的確好，它是多彩多姿的。”周牧師認為林語堂的晚年是他人生的秋天，這一時期完成的很多睿智之作也是多姿多彩的。

4月1日上午，在陰霾的山色和蕭瑟的雨聲中舉行了林語堂安葬式。一黃土，一束素菊，覆上了棗紅的棺木。一代文化名人林語堂，就長眠在他故國故居的土壤之中。他是以一種不憂不懼的恬淡心情離開人世的。他說“讓我和草木為友，土壤相親，我便已覺得心滿意足。”但是，也不可免地留下了一些遺憾，比如，他既未看到他的中文著作的“全集本”，也未看到他的英文著作全被譯為中文；書肆中觸目可見的，反倒是他著作的偽印本、盜印本、贗本；此外，他跟他那“同心相牽掛，一縷情依依”的夫人也從此人天永隔，“若欲啟唇笑，除非相見時。”

我離開林語堂故居時，已近傍晚。這時暮色正冉冉上升，煙嵐騰空飄起。我的思緒也不絕如縷。我想，名人的故居是超越時代的，它不會隨歷史老去。在我到來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裏與已故的主人進行心靈的對話；我離開之後，這塊土地上還會印上綿綿不斷的新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