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希·伯爾（1917～1985）德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正點到達》、《女士和眾生相》、《喪失了名譽的卡塔琳娜》等。1972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為了表揚他的作品，這些作品兼具有對時代廣闊的透視和塑造人物的細膩技巧，並有助於德國文學的振興。”

——一則事業心強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為奇特的經歷，要算我在阿爾弗雷德·馮西德爾的工廠裏當職員時度過的那段時間了。我天生喜歡沈思默想，寧願無所事事而不願工作。可是經濟上的困難接連發生——因為沈思默想同無所事事一樣，都不能給我帶來任何收益——，使我有時不得不去求得一個所謂的職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運托付給職業介紹所。經他們介紹，我和其他七個同命運的弟兄們一起，到馮西德爾的工廠裏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試。

一見到那個工廠，我就疑慮重重：整座廠房是用玻璃磚建造的，而我討厭明亮的建築物和明亮的房間，就象討厭幹活一樣。廠方馬上請我們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廠食堂去吃早飯，那時我的疑慮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給我們端來了雞蛋、咖啡和烤面包片，還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裏的桔子汁；金魚高傲的臉撞在淺綠的魚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麽高興愉快，仿佛差一點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來，只是因為她們具有堅強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來。她們的心裏滿是沒有唱出來的歌兒，就象母雞懷著沒有下出來的蛋一樣。

我馬上發現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運的弟兄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頓早飯也是考試內容之一；所以我就專心致誌地大嚼起來，就象一個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體內輸送寶貴養分的人那樣自覺。我還做了一些在正常情況下絕對不會幹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個雞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馬上站起身來在飯廳裏大步踱來踱去，裝出一副焦急難耐，急於要做事的樣子。

這樣，我被第一個領進考試室裏，在那裏誘人的桌子上放著試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綠色，那種熱衷於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準會情不自禁地說出“迷人”這樣的詞來。屋裏闃無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窺視我，便裝出一副醉心於工作的人明知無人註意也應有的樣子，我急切地從衣兜裏掏出自來水筆，擰開筆套，在最靠近門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個性情急躁的人在飯店裏拿過帳單時那樣，唰的一下把試卷拉了過來。

第一題，人只有兩條胳臂、兩條腿和兩只耳朵，您以為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這時我那喜愛思考問題的習慣第一次有了收獲。我毫不遲疑地寫道：“即使有四條胳臂四條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滿足我的事業心。人身上的裝備少得可憐啊！”

第二題：您能同時使用幾部電話機？

回答這個問題同樣易如反掌，猶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電話機，”我寫道，“我將閑得發慌。要加到九部電話機，我才感到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題：您在工余時間幹些什麽？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認識‘工余時間’這個詞——我在十五歲生日那一天，就已把這個詞從我的詞匯裏劃去了，因為我是個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職了。事實上，就是管九部電話機，我也沒有忙碌不堪之感。我無非對著電話機的送話器大聲說：“馬上動手！”或者“請您辦理！——非辦不可——一定照辦——事已辦妥——應該辦理。”之類的話而已。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用命令式，因為我覺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廠裏的氣氛相稱。

中午休息是很有樂趣的。我們都坐在工廠食堂裏，一片無聲的歡樂氣氛，吃著維他命豐富的午餐。在馮西德爾的工廠裏，聚集著一大批人，他們特別熱衷於講述自己的履歷，這正是事業心強的人物所喜愛的。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履歷比他們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讓誰開個頭，他們都會一本正經地細述起自己的履歷來。

馮西德爾的副手是一個名叫布羅舍克的人，他頗有些名聲，因為他在大學讀書時就已經靠做夜工養活七個孩子和癱瘓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時身兼四家商號的代理人；盡管如此，他還在兩年之內以優異的成績通過兩項國家考試。有一次記者問他：“布羅舍克，您究竟在什麽時候睡覺？”他回答說：“睡覺簡直是作孽！”

馮西德爾的女秘書靠打毛線養活她癱瘓的丈夫和四個孩子，她同時取得了心理學和鄉土學的學位，飼養許多牧羊狗，還化名“狐貍精七號”當裸體歌星而走紅。

馮西德爾本人是個大清早一睜眼就決心幹事的那種人。“我要有所作為。”他們這號人一邊使勁系住浴衣腰帶，一邊這麽想。“我要有所作為。”這號人一邊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著同肥皂沫一起從刮臉刀上沖下來的胡子茬兒，一邊這樣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們事業心的首批犧牲品。即使蹲廁之類私事也會使那號人得到某種滿足：嘩嘩地沖了水，使用了手紙。這都叫做事已辦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雞蛋的一頭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舉動，在馮西德爾看來都是有所作為：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為用力過度而渾身發顫——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臉頰告別，—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為。

每當馮西德爾走進自己的辦公室，他用這樣的話向女秘書問好：“非辦不可！”女秘書心情愉快地高聲答道：“一定照辦！”接著馮西德爾到各部門一一視察，愉快地高聲說：“非辦不可！”人人都回答說：“一定照辦！”每當他走進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煥發地向他高呼，“一定照辦！”

我上班後一周之內，就把使用的電話機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內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樂趣無窮，每天清晨，我在電車裏編造各種新的命令句，或者把辦事這個動詞變成各種時態，變成主動式或被動式，變成虛擬語氣或直陳語氣；有兩天之久我只說一句話：“早就該辦了嘛”，因為我覺得這句話非常美。又有兩天我專說另一句話：“不該這麽辦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這才感到真正發揮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個星期二的早晨——我還沒有來得及坐端正——馮西德爾沖進我的屋子，高聲說道：“非辦不可！”可是，他臉上某種難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猶猶豫豫，不能按照規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辦！”大概是我猶豫太久的緣故，馮西德爾這個平時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對我咆哮起來：

“您回答！您按規定回答！”我就象一個孩子被人家逼著低聲而又抵觸地回答說：我是個壞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勁才說出那句話：“一定照辦。”我這句話剛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馮西德爾一頭栽倒在地，滾到一邊，橫躺在打開的門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麽一回事了，當我慢慢地繞過桌子走到他身邊後，又得到證實：他死了。

我搖了搖頭，從馮西德爾的身上跨過去，慢慢穿過走廊，朝布羅舍克的房間走去。我連門都沒敲就闖了進去。布羅舍克坐在他的寫字臺旁，兩手各拿一個電話聽筒，嘴裏咬著一支圓珠筆在便箋本上寫電話記錄，同時用赤裸的雙腳操縱放在辦公桌下的一臺打毛衣機。他就用這種辦法幫助解決全家的穿衣問題。

“出事了，”我輕聲地說。

布羅舍克吐出嘴裏的圓珠筆，掛上兩個電話，猶豫不決地把腳趾從打毛衣機上解開。

“究竟出了什麽事？”他問道。

“馮西德爾先生死了。”我說。

“不會的。”布羅舍克說。

“真的，”我說，“您來看嘛！”

“不會的，”布羅舍克說，“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趕緊穿上拖鞋，跟我走過走廊。

“不會的，”當我們站在馮西德爾的屍體旁時，他還在說，“不會的，不會的！”我不去反駁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馮西德爾翻過身來，讓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閉上，並且沈思著凝視他。

我感到自己對他幾乎可說是溫順體貼的，我也第一次認識到，我從來沒有恨過他。他臉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執拗的面孔，他們無論如何也堅信聖誕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麽充分的理由說聖誕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會的，”布羅舍克說，“不會的。”

“該辦後事了，”我輕輕地對布羅舍克說。

“是啊，”布羅舍克說，“該辦後事了。”

事情就這樣辦了：安葬馮西德爾時，我被選中拿著紙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後面，因為我不僅天生喜好沈思默想、無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別適合穿上那套黑色的喪服。顯然我的模樣——手中拿著紙做的玫瑰花圈，跟在馮西德爾的棺材後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級殯儀館的聘書，請我去當職業送殯人。“您是天生的送殯人，”殯儀館經理對我說，“行頭我們給你準備。您的臉——妙不可言！”

我向布羅舍克辭職，理由是我感到在那個工廠裏不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雖然我一個人要管十三部電話，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還是被埋沒了。在我第一次幹完職業送殯人的差事後，我就意識到，這是專為我安排的工作崗位，真可謂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後面、哀樂樂隊中間，默默沈思著，手裏拿著素花一束，樂隊奏著亨德爾①的《廣板》，一首不受人註意的樂曲。公墓咖啡館是我常去的地方，職業送殯之余我就在那裏消磨時間。有時候，雖然沒有人請我，我也去送殯，還自己掏腰包買一束鮮花，同慈善機關的職員一起，跟在流離失所老死他鄉的人的棺材後面走著。有時我還到馮西德爾墓上去看看，因為我終究得感謝他，是他使我找到了這個合適的職業，做這種工作時，沈思默想正是人們對我的要求，無所事事則是我的職責。

後來我才想起，我那時從不關心馮西德爾工廠制造什麽產品。大概是生產肥皂吧。

倪誠恩譯

肖毛掃校自《伯爾中短篇小說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年初版

------------

①亨德爾（1685～1759），德國作曲家。——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