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該說什麽，關於死亡還是愛情？也許兩者是一樣的，我該講哪一種？

我們才剛結婚，連到商店買東西都還會牽手。我告訴他：“我愛你。”但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我不知道……我們住在消防局的二樓宿舍，和三對年輕夫婦共享一間廚房，紅色的消防車就停在一樓。那是他的工作，我向來知道他發生了什麽事——他人在哪裏，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聽到聲響，探頭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說：“把窗戶關上，回去睡覺。反應爐失火了，我馬上回來。”

我沒有親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東西都在發亮。火光沖天，煙霧彌漫，熱氣逼人。他一直沒回來。

屋頂的瀝青燃燒，產生煙霧。他後來說，感覺很像走在焦油上。他們奮力滅火，用腳踢燃燒的石墨……他們沒有穿帆布制服，只穿著襯衫出勤，沒人告訴他們，他們只知道要去滅火。

四點鐘了。五點。六點。我們本來六點要去他爸媽家種馬鈴薯，普利彼特離他爸媽住的史畢懷塞大約四十公裏。他很喜歡播種、犁地。他媽媽常說，他們多不希望他搬到城裏。他們甚至幫他蓋了一棟房子。他入伍時被編入莫斯科消防隊，退伍後就一心想當消防員！（沈默）

有時我仿佛聽到他的聲音在我耳邊回響，即使相片對我的影響力都比不上那個聲音。但他從來沒有呼喚我……連在夢裏都沒有，都是我呼喚他。

到了七點，有人告訴我他被送到醫院了。我連忙趕去，但警察已經包圍了醫院，除了救護車，任何人都進不去。

警察喊：“救護車有輻射，離遠一點！”

不只我在那裏，所有當晚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都來了。

我四處尋找在那所醫院當醫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護車，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說：“把我弄進去！”

“我不能。他的狀況很不好，他們都是。”

我抓著她不放：“我只想見他一面！”

“好吧，”她說，“跟我來，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鐘。”

我看到了他，全身腫脹，幾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說，“每個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歡牛奶……”

“他現在會喝的。”

那所醫院的很多醫生和護士，特別是勤務工，後來都生病死了，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危險。

上午十點，攝影師許謝諾克過世了。他是第一個。我們聽說還有一個人被留在碎片裏——瓦列裏·格旦霍克，他們一直無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裏。我們不知道他們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問他：“瓦西裏，我該怎麽辦？”

“出去！快走！你懷了我們的孩子。”

可是我怎麽能離開他？他說：“快走！離開這裏！你要保護寶寶。”

“我先幫你買牛奶，再決定怎麽做。”

這時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諾克和她爸爸跑了進來，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間病房。我們跳上她爸爸的車，開到大約三公裏外的鎮上，買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給大家喝。但是他們喝了之後就開始嘔吐，頻頻失去知覺。醫生只好幫他們打點滴。醫生說他們是瓦斯中毒，沒人提到和輻射有關的事。

沒多久，整座城市就被軍車淹沒，所有道路封閉，電車火車停駛，軍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擔心第二天怎麽出城買新鮮牛奶。沒人提到輻射的事，只有軍人戴著口罩。城裏人依舊到店裏買面包，提著袋口敞開的面包在街上走，還有人吃放在盤子上的紙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進不了醫院，到處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聲對我說話。我們不知道怎麽辦才好！人群中，有人聽說他們馬上會被帶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來，決定跟他們一起去：“我們要和丈夫一起行動！你們沒有權力阻止我們！”

我們拳打腳踢，士兵——士兵已經出現了——把我們推開。後來一個醫生出來宣布：“沒錯，他們要搭機去莫斯科，所以你們得幫他們拿衣服，他們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燒壞了。”公交車停駛，我們只好跑著去。我們跑過大半個城市，但是等我們拿著他們的行李回來，飛機已經起飛了。他們只想把我們騙走，不讓我們在那裏哭鬧。

街道的一邊停滿了幾百輛準備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邊是從各地開來的好幾百輛消防車。整條街都覆蓋著白色的泡沫。我們踏著泡沫走，邊哭邊罵。收音機裏說，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內進行疏散，要大家攜帶保暖衣物，因為我們會在森林裏搭帳篷。大家都好開心——露營！我們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慶祝五一勞動節！很多人準備了烤肉器材，帶著吉他和收音機。只有那些丈夫去過反應爐的女人在哭。

我不記得我是怎麽到我爸媽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來就看到了媽媽。我說：“媽媽，瓦西裏在莫斯科，搭專機去的。”

我們整理菜園（一星期後，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誰知道？當時有誰知道？那天晚上我開始嘔吐，我懷了六個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夢見他在夢裏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後就沒有到我夢中呼喚我了，一次也沒有（開始哭）。

我早上起床後決定，我得一個人去莫斯科。媽媽哭著問：“你這個樣子要去哪裏？”我只好帶父親一起去，他去銀行裏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記得到莫斯科的過程。抵達莫斯科後，我們問看到的第一個警察：“切爾諾貝利消防員被安置在哪裏？”

他馬上就說：“休金斯格站的六號醫院。”

我們有點驚訝，之前大家都嚇唬我們，說那是最高機密。

那是專門治療輻射的醫院，要有通行證才進得去。我給門口的女人一些錢，她說：“進去吧。”接著又求了另一個人，最後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裏耶芙娜·古斯科瓦的辦公室。不過當時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須見她。她劈頭蓋臉就問：“你有沒有小孩？”

我該怎麽回答？我知道我絕不能說出我懷孕了，否則他們不會讓我見他！還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說。

“幾個？”

我心想，我要告訴她兩個，如果只說一個，她不會讓我進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樞神經系統完全受損，頭骨也完全受損。”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點煩躁。

“還有，如果你哭，我就馬上把你趕出去。不能抱他或親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個小時。”

但我知道我不會走，除非我和他一起離開，我對自己發誓！我走進去，看到他們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裏！”他們叫。

他轉過身看了我一眼，說：“好啦，沒戲唱了！連在這裏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號的睡衣，看起來很滑稽，他應該穿五十二號。袖子太短，褲子太短，不過他的臉不腫了。他們都在打點滴。

我問：“你想跑去哪裏？”

他要抱我。

醫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說，“這裏不能擁抱。”

我們後來把這些當成笑話來說。其他房間的人也來了，所有從普利彼特搭專機到莫斯科的二十八個人都聚集過來。“現在怎麽樣了？”“城裏情況如何？”我說他們開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會在三到五天內清空。大家都沒說話，這些人裏有兩個女的，其中一個哭了起來，發生意外時她在電廠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裏，他們不知道怎麽樣了？”

我想和他獨處，哪怕只有一分鐘。其他人察覺出來了，於是陸續找借口離開。我擁抱、親吻他，但是他移開。

“不要離我太近，去拿張椅子。”

“別傻了。”我不理他。

我問：“你有沒有看到爆炸？發生了什麽事？你們是最早到現場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壞，有人引爆，大家都這麽認為。”

當時大家都那樣說，以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們躺在自己的病房裏，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談。他們用指節敲墻壁，叩叩，叩叩。醫生解釋說，每個人的身體對輻射的反應都不一樣，一個人能忍受的，另一個也許不行。他們還測量病房墻壁的輻射量，包括右邊、左邊和樓下的病房，甚至撤離所有住在樓上和樓下的病人，一個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們一直說：“你拿鍋子，拿盤子去啊，需要什麽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雞肉湯，因為當晚執勤的消防員有六個：巴舒克，克比諾克，堤特諾克，帕維克，堤斯古拉。我幫他們買牙膏、牙刷和肥皂，醫院都沒有提供，還幫他們買了小毛巾。

現在回想起來，朋友的反應讓我很詫異。他們當然擔心，怎麽可能不擔心？但即使傳言都出現了，他們還是說：“需要什麽盡管拿！他情況怎麽樣？他們還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沈默）

我當時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過我記得一位看門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邊照顧他們。”

我一大早去市場買菜，然後就到朋友家熬湯，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說：“幫我買蘋果汁。”我就帶六罐半升的果汁過去，都是六人份！我趕到醫院，在那裏待到晚上，然後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還能撐多久？三天後，他們說我可以住進醫院的員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裏沒有廚房，我怎麽煮飯？”

“你不用煮了，他們沒辦法消化。” （[白俄羅斯]S.A.阿列克謝耶維奇/晴朗李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