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個房間，有四層，位於市內人口最為稠密的地方。三排窗子，全都一模一樣，窗臺前有小欄桿、玻璃門，還有灰色的百葉窗，有的關著，有的開著，有的半開半掩。

樓面很難看，不那麽景氣。不過，若是沒有這個樓面，誰又知道這一百五十個盒了似的房間會引起什麽令人好奇的效果呢；這一百五十個盒子，五十一排，一排在一排之上，裏面有人在活動著，可以從外面看到這些人。

然而，這家旅館還是過得去的，而且很舒適：有電梯、許多服務員，這些服務員動作敏捷，很有紀律，床鋪也好，飯廳侍應周到，還有汽車服務業。有些顧客（而且不止一個）抱怨收費太高像昨天是大家都最後承認：在其它旅館，倘若花費少些，那麽就不能這麽舒服，就沒有隨心所欲住到市中心的好處。因此，旅館老板不必去關心顧客對價格的抱怨，也不必去答復那些不滿的人，他們盡可以住到別處去嘛。旅館總是客滿，好多旅客，在每天早上的輪船和白天的火車抵達之後，也確實住到別處去了，這倒不是因為他們願意這樣，而是因為他們在這裏根本找不到地方住。

旅客大部分是推銷員、實業家、到市內來辦事的外省人，這些外省人來到這裏，要麽為了打官司，要麽是看病，總之是一些來去匆匆的過客，居住期限不超過三四天，許許多多的顧客都是晚上到達，次日離去。

手提箱很多，大箱子則很少。

因此，從早上到午夜過後四點鐘，總是車水馬龍，不斷地人來人往。旅館總管為此忙得暈頭轉向。某個時候，全部客滿，過一個時候，又有三四五個房間空出來：二層十五號走了，三層三十二號走了，四層的二號、二十號、四十五號走了。就在此時，有兩位新顧客卻又推掉了。晚到的人倒很容易發現：二層最好的房間被騰出來了，而早來一些的顧客卻不得不住到四層的五十一號去。

有一些老顧客，他們對服務員直呼其名，他們很得意自己在服務員眼中不像其他所有顧客那樣，成為自己所占有的那個房間的號碼：亦即不像那些沒有自己房間的人，那些整年東飄西蕩的人，手裏總提著行李，這些人無論在何處都能呆得慣，都能隨時應付各種可能發生的事，心安理得。

在幾乎所有其他顧客的身上，則有一種焦躁難耐的情緒，或是一種惶惶不安的神情，要麽則是一種緊蹙眉頭的驚愕神色，他們不僅是離開了自己的故土自己的家，而且神不守舍，身不由己。他們拋開了自己固有的習慣，遠離了通常所見的各種景象和事物，而他們正是通過這些景象和事物來每天看待和觸摸自己生活中習以為常和無足輕重的現實的。如今，他們則再也不知如何是好了，幾乎再也認不出自己來，因為一切仿佛在他們身上都停了下來，懸在半空，他們不知如何填補這種空白是好，他們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麽時候會從這空白中冒出什麽自己從未見過的事情，或是從某件小事當中產生什麽新的想法和渴望下上面是這種奇特的好奇心使他們觀察和觸摸不僅在他們周圍、而且在他們本人身上出現的另外一種神秘的現實。

他們過早地被旅館裏和樓下的聲響吵醒，隨後，他們就一心只想趕快辦完他們的交涉。他們發現家家的大門都還關著：律師要在一個鐘頭之後才下樓到辦事處去，醫生要在九點半才開始門診。接著，等他們辦完事情之後，他們就昏昏沈沈、心煩意亂、疲憊不堪地回到旅館，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被距離火車開車時間還有兩三個鐘頭的精神苦惱所折磨。他們走來走去，氣喘籲籲，望著那張並不求他們躺下去的床，那些並不求他們坐下去的大小沙發，那個並不求他們憑依遠眺的窗戶。那張床是多麽奇怪啊！那張大沙發的樣子又是多麽新奇！還有那邊的那個鏡子，多難看！突然間，他們想起有一件事忘了辦：即購買剃須器、老婆的吊襪帶、狗的項圈，於是，他們按了按鈴，想向服務員打聽打聽一些地址和情況。

“一條項圈，帶這樣一塊小牌子的，上面可以刻上名字。”

“狗的名字？”

“不，我的，還有住址。”

服務員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問題。整個生活都會從那時經過，這生活是那麽沒有一時可以安靜，總是有各種事情推動著它，總是有各種需要催促著它。例如樓下，三層十二號就有一位穿著喪服的可憐的老太太，她總是要向所有人打聽坐海輪是否難受。她要去美國，可又從來沒有出過遠門。她是昨晚到的，已經站立不住了，由一個兒子在這邊、一個女兒在那邊扶著，兒子和女兒也都穿著喪服。

特別是星期一晚上，六點鐘，旅館老板總是想讓辦公室確切地了解究竟有多少房間可以住人。一艘輪船從熱那亞開到了，運載著從美洲返國的旅客，與此同時，從內地也開到了一列運載著更多的旅客的直快火車。

昨天晚上，六點鐘，有十五個以上的異鄉來客來到了辦公室，其中只有四個人可以受到接待，只有兩個房間可以住：這位可憐的著喪服的太太跟兒子、女兒一起住到三層十二號，隔壁十三號則住了一位從熱那亞輪船下船的先生：

在辦公室裏，旅館總管在登記簿上記下：

佩爾西科 喬瓦尼先生，偕同母親和妹妹，來自唯多利亞市。

福納爾迪羅薩裏奧先生，中間商，來自紐約。

這位著喪服的老太太曾不得不痛心地與另一家人分手，這家也只有三個人跟這家人曾一起乘火車，正是從他們那裏得到了這家旅館的地址。當她知道這家人本來可以住到隔壁房間時（如果這十三號在一分鐘――恰恰是一分鐘以前――沒有分配給來自紐約的中間商福納爾迪先生的話），她就越發感到痛心了。

昨天晚上，兒子看到老母親摟住她的旅途夥伴――那位太太的脖頸啼哭，曾為此想試著請福納爾迪先生把房間讓給那一家人。他是用英文向他提出請求的，因為他，這個小夥子，也是一個美國人，他跟妹妹一起從美國回來不過才四十來天，是為了一件不幸的事，因為那個在西西裏奉養老母親的兄弟去世了。如今，這位老母親在啼哭；她在一路之上，哭了不少，也受了不少罪，因為這是她在有生六十年裏的第一次旅行：她痛苦地離開了她在其中誕生和衰老的家。離開了新近埋葬了兒子的墳墓，她曾孤身一人，跟這個兒子廝守了那麽多歲月也痛苦地離開了故鄉的那些最親切的事物、記憶，她眼看自己甚至就要永遠離開西西裏了，她拚命地抓住一切東西、抓住所有的人不放：現在又抓住那個同行的太太不放。因此，如果福納爾迪先生願意的話…

不。福納爾迪先生不願意。他回答說不，是用腦袋回答的，而且不容商量，他正是在聽完了那個年青人用英文提出請求之後這樣做的：他的那個“不”字是典型美國式的，一雙濃眉緊蹙在那張腫脹、發黃、長滿胡須茬兒的臉上，說完，他就坐上電梯，回到三層的十三號房間裏去了。

盡管兒子和女兒一再堅持，也無法說服母親和他們一起搭乘電梯。每一件機器玩意兒都令她恐懼、害怕。況且，她想到：現在她就須到美國、紐約去了！要跨過那麽多的大海，跨過大洋。一雙兒女勸她放心，說坐海輪並不難受，但是她卻不信，她坐火車已經受了那麽多的罪了！她每五分鐘就要向所有人打聽：坐海輪是否真的不難受？

男女服務員、勤雜工，這天早上，為了擺脫這位老太太的糾纏，彼此商量好向她建議，叫她去問問隔壁房間的那位先生，因為他是從美國回來的，又是從熱那亞輪船下船登陸的。可不是嗎？他坐了那麽多天的海輪，還跨過大洋，正該請教他，沒有人能比他更好地告訴她坐海輪是否真的難受了。

但是從一大清早起（因為孩子們出去到火車站取行李去了，並且要到四處轉轉，買些東西），這位老太太就打開房門，每五分鐘就打開一次，怯生生地探出頭去，看看隔壁房間的房門，想要問問那位跨過大洋的男人坐海輪究竟難受不難受。

在那空無一物的走廊的盡頭，一扇大窗子映照出灰蒙蒙的晨光，她看到這邊和那邊長長地押運著兩排鞋子。每個房門前面有一雙。她不時看出兩排鞋子的空當變得越來越多了；她還瞥見不止一條胳膊從這個或那個房門裏伸出來，把房門前面的那雙鞋子拿了回去。現在，一雙一雙的鞋子都已經取回去了。只有隔壁的那雙鞋子，正是這個跨過大洋的男人的鞋子仍然留在那裏，而她卻是那麽迫不及待地想要從這個男人口中了解坐海輪究竟難受不難受。

九點鐘了。九點鐘過了。九點半又過了。十點鐘過了：可是那雙鞋子仍然留在那裏，一直留在那裏。只有這雙鞋子，整個走廊只剩下這雙鞋子，而鞋子後面也只有這個房門，這個隔壁的房門仍然關著。

走廊到處都已經有了許多響聲，許多人打此經過，有男女服務員、勤雜工，所有或幾乎所有的旅客也都從他們各自的房間出來了，多少人又回到自己的房間的心態電鈴都響過了，並且不時還在繼續響著，電梯的低沈的嗡嗡聲沒有一時停止過，上上下下，從這層到那層，一直到底層的人走了，有的人來了，可那位先生卻還沒有睡醒。已經快十一點了：那雙鞋子仍然留在那裏，押運在房門前面。就在那裏。

老太太再也忍不住了看到一個服務員走過來，便把他叫住，向他指了指那雙鞋子：

“可是怎麽回事呢？他還在睡嗎？”

“嗯，”服務員聳了聳肩，說道，“可見他準是累了，――他這一路走得夠遠的。”

說罷，服務員便揚長而去。

老太太做了個手勢，像是在說：“哼！”她把頭從房門縮了回去。過了一會兒，她又打開房門，又把頭探了出去，抱著奇怪而驚愕的心情又看了看擺在那裏的那雙鞋子。

那男人想必確實一路太辛苦了：那雙鞋子想必也確實走了不少的路，那是兩只寒酸的大鞋子，已經走了樣，後跟都磨沒了，鞋面上兩邊的松緊帶已經裂開、破損了：誰知他嘗盡了多少艱辛，耗費了多大的氣力，忍受了多少疲勞，走了多少路程啊。

老太太差點兒要用手指去敲一敲那個房門。她重又回到房間。兒女遲遲沒有回到旅館。她急切的心情變得越來越強烈。誰知道孩子們是否像他們答應她的那樣去看看大海，看它是否平靜了呢？

可又怎麽能從陸地上看到大海是否平靜了呢？大海離得那麽遠，那麽一望無際，簡直就是一片大洋，孩子們準會告訴她：大海是平靜的。怎麽能相信他們？只有他，隔壁的那位先生能告訴她真情。她伸長耳朵，把耳朵貼到墻壁上，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從墻上聽出隔壁有沒有什麽聲響。

什麽聲響都沒有。一片靜寂。可已經幾乎是中午了啊？他還睡著，這可能嗎？

瞧，午餐鈴響了。先生太太們從走廊的所有房門裏出來，到樓下飯廳去。她又從房門裏露出頭來，想看看那雙仍然押運在那裏的那雙鞋子會不會使一些人感到驚奇。沒有，瞧，沒有一個人驚奇，大家都走開了，根本沒有註意那雙鞋子。有一個服務員來叫她：孩子們在樓下，已經回來了，正在飯廳等她呢。老太太於是跟服務員一起下了樓。

走廊裏一個人也沒有了，所有的房間都是空的：那雙鞋子仍在孤零零地、沈默地等待著，後面是那個一直關的房門。

那雙鞋子好像在愛什麽處罰。

那雙鞋子本來就是為了走路才制造出來的，如今則擺在那裏毫無用處了，在穿用了這麽久之後，顯得如此破損，仿佛連鞋子本身也都感到羞恥似的，它們似乎在可憐巴巴地要求人們把它們從那裏拿掉，或者最後還是取回去吧。

大約一個鐘頭之後，所有旅客都用罷午餐回來，這時他們終於站住了，因為老太太用極其驚恐的神情指給他們看，於是，他們懷著好奇心觀察起那雙鞋子來了。他們提起那位昨晚到達的美國人的姓名。誰看到他了？他是從熱那亞輪船上下船的。也許頭一天夜裏，他根本沒有睡，也許他曾經暈船，他是從美國來的，要是暈船的話，那麽在跨過大洋時，誰知道他有多少夜沒有合眼啊，他準是睡上一整天來恢復體力。這可能嗎？外面又是那麽鬧哄哄的，而且，已經是下午一點了。

圍著關緊的房門前的那雙鞋子前的人越來越多，但是他們都本能地使自己離鞋子遠一點，站成一個半圓。一個服務員跑去叫旅店總管，此人又派人去找來了老板。他們兩個一前一後，敲了敲門。沒有人回答。他們試著開開房門，房門是從裏面鎖上的。他們敲得更厲害，更使勁了。仍然悄然無聲。不必再懷疑什麽了，必須馬上跑去報警――幸而離這裏幾步遠就有一個警局。來了一位代表，隨身帶來兩名警衛和一名鐵匠：房門被撬開了，警衛不讓那些看熱鬧的人到裏面去。

那個曾經跨過大洋的人已經死了，他躺在旅館的一張床上，就在他登岸的頭天夜裏。他是睡死的，一只手放在枕頭下面，像個孩子似的。也許是死於暈厥。

所有這些人都是那麽活生生的人，不平靜的生活把他們聚集在這裏，度過一天的時光，他們是被彼此十分不同的事情推動到這裏來的，是被相互極其差異的需要驅使到這裏來的，他們簇擁在這樣一個蜂窩般人口密集的地方，而正是在這裏，一個人的生命突然停止住了。這新聞傳遍了整個旅館，他們上上下下地奔走相告，他們想親眼看看，想親耳聽聽，究竟是誰死了，又是怎麽死的……

“不準進去！”

裏面有初審法官和一位驗屍醫生。從房門的縫隙裏，在門邊，“瞧啊，就在這裏”，可以瞥見屍體就躺在床上，“瞧啊，那是臉，哦，那臉多白啊！一只手放在枕頭底下，好象在睡覺呢，像個孩子。”他究竟是誰？叫什麽？人們一無所知，只知道他是從美國，從紐約回來的。他要到哪裏去，誰在等待他？人們也一無所知。從證件中一點兒名堂都看不出來，這些證件是從死者的衣袋和手提箱裏找到的。只知道他是中間商――可他又是做什麽買賣的呢？錢包裏只有五十六裏拉，背心的小口袋裏有個小錢包，裏面有幾個小硬幣。一個警衛把那雙寒酸的、磨掉了後跟的鞋子放到屜櫃的深灰色大理石面上，那雙鞋子再也不會走動了。

大家漸漸從擁擠的人群脫出身來，開始散去，回到各自的房間，有的上樓到四層，有的下到二層，其他一些人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他們重又惦記起自己的事務來。

只有那位想要了解坐海輪到底難不難受的老太太一個人留在那裏，就在房門前面，盡管兩個孩子使勁要把她拉開；她呆在那裏，哭個不停，她仍然因為那個男人的死去而驚駭不已，那個男人曾經跨過大洋，而她就要去跨過那個大洋不可了。

樓下，出租馬車夫和勤雜工進進出出，他們嘴裏罵罵咧咧的，就在這一片咒罵聲中，他們把旅館的大門關上，表示裏面死了人，僅讓小門開著。

“關門了嗎？為什麽關門？”

“嗨！什麽也不為。旅館裏死了一個人。” （作者：[意]路易吉·皮藍德婁/黃文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