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阿姆斯特丹，當然要去安妮-弗蘭克之家（Anne Frank Huis）。但我一直拖延，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時，是等到離開的前一天才鼓起勇氣。我看過很多關於“二戰”的書籍和電影，一想起來就心裏發緊，現在真的要面對悲劇曾經發生的地方，更覺難受。

一大早到安妮之家，博物館門口已經排起了長隊，隊尾都轉過博物館的拐角了。這麼多人來參觀如此沈痛的東西，真讓我驚訝。和歐洲所有排隊等候時一樣，大家都安靜耐心地等著，但我已經覺得喉嚨裏有東西在梗著。進入安妮之家，還沒看到什麼，眼睛就濕潤了，只能使勁兒忍回去。三層小樓，過道都很窄，人們靜靜地依次等著看屋裏的陳列展示，就聽見我不停地吸鼻子。人家肯定奇怪，這個亞洲人怎麼了，比他們這些親歷了“二戰”的歐洲後代還脆弱。我曾是《安妮日記》中文版的責任編輯，安妮的故事壓在心頭，真是無法釋懷。

安妮-弗蘭克的父母原來是生活在德國的猶太人。她的父親奧托在“一戰”中還曾為德國軍隊效力。但是1933年希特勒上臺後推行的排猶政策讓他們感到不安，奧托決定先到阿姆斯特丹組建公司，安頓下來後便把全家從德國接了過來。之後越來越多的德國猶太人移居荷蘭，他們認為荷蘭可以像在“一戰”中那樣保持中立，對猶太人來說會很安全。在德國大規模迫害猶太人時，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尚能正常地生活，小安妮在和平的環境中漸漸長大。但是1940年，德軍占領荷蘭，開始對猶太人下手，他們的手段和在先前占領的東歐國家一樣，先是對猶太人實行登記，然後將他們孤立出社群。安妮被迫轉入猶太人學校。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星星標誌，必須上交自行車，不得乘坐汽車，只能在規定的時間外出和購物，不能去任何娛樂場所，包括劇院、電影院、網球場、遊泳池等，大街上到處都貼著“不準猶太人進入”的牌子。對一個十二三歲孩子來講，這是非常殘酷的，安妮感覺到被無所不在的敵意包圍。安妮16歲的姐姐瑪格不久收到通知，命令她到德國的強迫勞動營報到。安妮的父母認為不能再等了，他們知道迫害行動是早晚的事，為此早就準備好了藏身之地。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王子運河邊的這座房子。安妮的父親奧托在他公司倉庫上面的房間中悄悄安置了家具和廚房設備。1942年6月，安妮一家四口人，和另外一個三口之家一起藏匿起來，後來又有一個單身男子加入。這八個人在狹小的隱蔽所一起生活了兩年零一個月。

安妮是個聰慧的孩子，她的夢想是當記者和作家。安妮13歲生日時，父母送給她一個日記本作為禮物。開始時她只是記下在學校發生的事和一些小女孩的心事。幾周後，她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一家轉入了地下生活。盡管和家人在一起，安妮依然覺得孤獨，她需要同伴，想念學校，渴望陽光和新鮮的空氣。但是同一幢樓裏白天還有正常上班的人，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們必須保持安靜，甚至不能用水，不能咳嗽。安妮只能與書為伴，還有就是她最親愛的日記本。

這本紅色格子封面的日記本如今已被幾百萬讀者視為那段黑暗歷史的象征。安妮在日記中詳細記錄了1942-1944年間被迫藏匿的幽暗歲月。細讀安妮的文字，會覺得它們和一個13歲女孩很不相稱，正處於青春發育期的安妮顯得很早熟。她不僅觀察細膩，眼光敏銳，而且頗有獨到的見解。這都是一個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應當具備的資質。1944年3月，藏匿起來的人們偷聽到荷蘭流亡到英國的政府官員在廣播中號召大家保存戰爭中的私人文件。安妮立刻想到她的日記，並著手將其中的內容改成小說。當然大人們只是把安妮當作一個有夢想的小女孩。他們鼓勵她，但沒有人真的認真對待這些文字。他們只想讓安妮盡可能不打擾他們。安妮的頭腦很活躍，性格也比姐姐敏感，在大人眼中有時顯得孤癖，不是一個容易相處的女孩。她有時和母親關系緊張，和同屋的那位先生也有摩擦。她最喜歡父親奧托，和一起隱藏的男孩彼得由陌生發展成親密的關系。這些都成為她的創作素材，在日記中有很生動的描繪。

從安妮之家二層的窗外望去，能看到安妮在日記中提到的橡樹，在陽光下隨意搖曳，運河裏有栽著花的船房。對岸是阿姆斯特丹式小巧精致的古典房屋，房屋的旁邊是阿姆斯特丹西教堂（Westerkerk）——上帝在塵世的家。安妮提到有天早上和彼得一起看天空和海鳥。大概就是在這樣明媚的早上吧。能夠出門散步，站在橡樹下深深呼吸一下，像普通人一樣生活是她最向往的。如果能再堅持幾個星期，這個願望就能實現了。但也是在這樣一個早上，10點鐘，有人使勁砸門，納粹沖了進來，將8個人帶走。告密者至今沒有查到，應該是很了解他們情況的人，也許就住在同一個街區，也許今天還在？就住在附近？看上去像個普通人？這個想法讓人不寒而栗，邪惡不在遠方，它就在我們身邊。

但是善良和正義也在我們身邊。幫助安妮他們隱藏的一共有四個人，是兩對夫婦。他們在物資日益匱乏的占領區冒著極大危險給安妮他們送來食物、用品和圖書。安妮在日記中用滿懷感激的文字記錄下了他們的勇敢言行。他們所帶來的不僅是生活所需，更是關心、溫暖和信心。從照片上看去，這兩對夫婦都很普通，卻有著堅毅而強大的內心。我望著他們的眼睛，希望看到堅定果敢，但其實只有溫和。納粹放過了兩個女性，他們不相信女人會有這樣的膽量，因此根本沒有審問她們。兩個男人被逮捕、關押，送入集中營強迫勞動，最終幸存下來。他們決定幫助安妮他們時，清楚地知道最可怕的事隨時可能發生。世上有多少人看上去平常，極端境況下卻敢於擔當。說實話，我都不敢問自己是否有這樣的勇氣。

安妮的父親是集中營幸存者，8個人中唯一的幸存者。他跋涉了幾個月回到阿姆斯特丹，等待他的孩子們回來。他不知道安妮和她的姐姐已經病死於集中營。最終，殘酷的消息被證實，他永遠見不到孩子們了。納粹逮捕他們、搜查房間後，兩個幫助他們的女性將散落在地上的安妮手稿保存起來，後來交給了奧托。一開始奧托沒有勇氣閱讀，而當他最終拿起安妮的日記時，他發現自己其實並不了解女兒。他以為他的小女孩只是隨便塗抹，打發時光，他不知道安妮正在孤寂中長大，她身體有了變化，她的頭腦更渴望廣大的世界。安妮將自己對未來的渴望傾吐到日記中，她對人生充滿美好的期待。讀著女兒的文字，痛不欲生的奧托下決心為避免悲劇再次降臨人間而戰鬥，他將余生投入到了和平事業。

安妮日記戰後受到歷史學者的關註，被媒體報道，之後首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首版很快銷售一空。安妮實現了她的願望，她的書成為戰後家喻戶曉的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奧托接到上萬封讀者的來信，他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一一回信。去世之前，奧托寫道：“年輕的讀者總是問我：這樣恐怖的事情怎麼會發生？我盡可能回答他們。在每封信的結尾，我都要加上一句：我希望安妮的書能夠使你在今後的生活中，為團結與和平而努力。”

奧托曾想整修房子，把安妮在屋子裏的痕跡清除掉。慘痛的過去讓他無法時時面對它們。但是阿姆斯特丹民眾成立了安妮基金會，將這座房子購買並保留下來，按照當年安妮住在這裏時的樣子重新布置，復制了家具用品，連安妮在墻上貼的裝飾畫都跟原來一模一樣。20世紀60年代，安妮之家開始面向公眾展出，一直有很多人來參觀。我從屋中出來，看到人們還在門口排長隊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