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劍仙片
劍仙片在網絡時代復現的征兆

如果電影只是一種大眾通俗藝術，那麼新型電影的產生來源於大眾心理，一種電影形態就是一個時代的秘史。如果電影只是一種高級的審美活動，那麼新型電影的出現是一種審美的需要，就應該從其同時代的其他藝術中尋找它的助因，在以往的時代搜尋它的根源。
新的藝術風潮不是產生於形式翻新，而是產生於一種新的處世態度。舉例如下：
我和愛人幽會的地方，
是在南方峽谷黑山林中，
這個秘密我只對我的鸚鵡說過，
啊！我的鸚鵡，
它正在十字路口嘰嘰喳喳。
這首詩來源於西藏，據說是一位活佛的作品，所以它剛流傳到漢地時，許多學者都認為其中蘊藏著深刻的佛學哲理——這真是“高推聖境”了，既然沒有哲理那它好在哪裏？因為它玩弄了語言——這就是一種態度。前兩句之純真宛如十六歲少年，當我們正等著它的脈脈深情延續時，後三句則突然出現了一個鬧劇。
詩的作者以一種嬉戲的態度來描述愛情，這是個前所未有的角度，所以它是好詩。這首西藏民歌在清末時有人按照五言七律的古詩來翻譯，措辭頗像杜甫，那就完全不對了。因為它對愛情的態度變化了，所以我們最認可的形式是於道泉先生翻譯時采用的白話文，而不是大學者們用的古詩。
詩作者對愛情的態度使得用白話文翻譯詩得以成立，不再僅僅是一個前衛的想法。處世態度決定藝術形式，如果反過來就是投機。在十九世紀初的白話詩運動中，有不少都是垃圾，不管它們在文學發展上起過多大的作用。
電腦進入中國的時間還短，對我們多數人的影響還不能說是深入骨髓，在網絡上至今沒有一個電影信息的網站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編註：此文寫於2006年）。但對於電影界本身，處於網絡時代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舉例來說，網絡時代的電腦特技已經根本改變了動作片，不管是美國類還是香港類。最近的局勢是十九世紀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劍俠片，像幽靈一樣在動作片天地死灰復燃，筆者認為不久之後“劍仙片”會帶來一種新的審美。
基努·李維斯主演的美國影片《黑客帝國》，是一部真正網絡時代的電影，人們因網絡的存在而改變了生活，如果沒有網絡也就沒有這個故事。影片故事此處不多談，關鍵是它的態度。網絡的出現無疑是令人歡天喜地，甚至有人認為網絡不但是信息的快捷，這種交流方式本身就是“民主”的天然樣板，但此片對網絡的態度則是恐懼。它認為網絡時代糟糕之極，是個需要救世主的時代，影片套用《聖經》的情景，李維斯成了現代版的基督。
這部影片正是因為網絡，使得人物動作神化——這就是劍仙片的基本特征。對於李維斯他那八分之一的中國人血統真是適得其所。這部美國動作片可謂濃縮了中國功夫片的歷史，槍戰場面學習吳宇森的痕跡很明顯，打鬥動作將李小龍、李連傑模仿得馬馬虎虎，至於其中的神跡，與其說像《聖經》中的基督顯靈，不如說更像中國三四十年代的劍仙片。
他在片中的死而復活，一舉擊敗強大對手的場面，簡直就是劍仙片中服用靈丹產生異變的經典情節。電腦特技開始只是令一些不可能完成的驚險設計得以實現，但最終人們不滿足於簡單的視覺新奇，這種技術的進步必將孕育出一種文化，正如在《黑客帝國》般已經不再滿足於運用電腦特技創造驚駭、創造恐怖的異星怪獸，而在用電腦特技創造動作美感，我認為就是中國的劍仙文化的復現。
最明顯的征兆是香港電影《華英雄》，他同《黑客帝國》一樣大量使用特技，但神化人物的依據不是網絡，而是劍仙的傳說。
二十世紀初劍仙片中的文化心理
二十世紀初，中國有過一個極為賣座的片種叫“神怪劍俠片”，迅速地昌盛迅速地消亡，神怪劍俠就是劍仙。
先解釋劍仙，使劍的神仙。劍仙片的故事如同007電影，劍仙們總是卷入一個神乎其神的陰謀中，以神奇的手段來解決，制造陰謀的是人類的公敵，他們的陰謀充滿孩子般的想象力。如同007一樣，劍仙為破壞那些天真可愛的陰謀而精疲力竭，敗中求勝，稍微有一點殘余的力量還得談戀愛，只不過007尋找異性完全出於個人喜好，而劍仙沒那麼浪漫，劍仙片中基本沒有談情說愛的場面，全是暗戀。
男女劍仙之間以“祝你早成大道”而相互拒絕，顯示自己心存理想，最有人情味的話是：“下次聯手，有緣再見。”一旦說出：“可否接受我？”往往立刻死於非命，偶然終成眷屬也十分的乏味，也被冠以“他們夫妻共同修煉，進展神速，很快成為了土地爺和土地奶奶”。
這與二十世紀初的社會氛圍有關，那是個封建禮教與西方思潮錯綜復雜的時代，大家都明一套暗一套地生活，電影還不好意思淫亂。劍仙的愛情只是讓人徒生傷感，這也是劍仙片的特色，它不像007以調情來娛樂觀眾，頗有點為了理想的犧牲精神，不過劍仙片中的女人往往形象極為性感。
007的除暴安良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而劍仙的鏟除妖孽則是為了“宇宙清靜”，負擔更重。
劍仙與007最大的不同之處，是007使用高科技武器，而劍仙運用法術。胡蝶主演的《火燒紅蓮寺》一類，騰雲駕霧，飛劍殺人於千裏之外，她的飛劍性能相當於今日的跟蹤導彈。在中國電影史中“神怪劍俠片”是最早運用電影特技的片種。特技支撐著它，另外一個支點是當時沸沸揚揚的劍仙傳說。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原本沒有劍仙，只有劍俠如荊軻或是神仙如呂洞賓，在唐人筆記如《昆侖奴》中倒是有些神乎奇跡的人，但這些人是在使用原始魔術。劍仙的傳說始於近代，最昌盛的地點是上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國最為西化的地點，崇尚科技文明的上海人為何會對這荒誕不經的劍仙如此買賬？
那時剛剛西風東漸，人們往往崇尚科學而又不得究竟。以義和團為例，他們對洋強洋炮十分的敬畏，但對這種犀利玩意不是和鋼刀、紅纓槍歸到武器類，而是和畫符、咒語歸為一類，認為槍炮是一種神通，既然是神通就可以用神通來對付，於是他們念著咒語紛紛倒在血泊之中。
生活在準西方環境中的上海人自然比義和團眾要高明不少，但還是在神秘莫測的西方文明前感到底氣不足，作為黃種人需要一個本族文化的支點，但不可能讓一個市井小民去通讀四書五經，他們需要一個通俗化的形象，就像那個時代的青、洪幫崇尚關公一樣，好像是讓自己受到“忠義精神”的熏陶，實際上是為了克服自卑。
青、洪幫甚至還按照禪宗的譜系來排輩分，好像達摩是個來自於印度的國際罪犯。他們利用禪宗“小狗也有佛性”的理論，讓自己罪孽低賤的生活變得也有佛性。
民眾臆造劍仙，和青幫拉關公、達摩關系的道理一樣，是在自卑感極強的情況下對自己作出的一次心理補償，在夢想中體會一下理直氣壯的感覺。而這種病態心理最嚴重的地方是在上海，老上海不但是個很“洋”的地方，而且是個很“仙”的地方。
曾有一份對上海的評價是：“無學術有風格。”意為上海不可能產生出什麼本地的學術，但很多種學術到上海後都會變成“海派”。——以此此話考究那時的上海肯定不對，因為在1934年上海誕生了一門本地生成的學術——仙學，創始人為陳攖寧。筆者曾經拜訪過陳攖寧先生的傳人，他對我說：“仙學就是用科學和神仙之說相互參照。”
這上海在近代唯一本地生成的學術，將科學與神話竟然融合在一起！能產生這種學術，可見當時的社會氛圍，東西方文化半通不通的融合，真是劍仙傳說產生的土壤。
大眾對於劍仙的心理需要如此強烈而普遍，於是在那時的上海出現過許多對劍仙的嚴肅考證。考證的結果是：“有。”但既然有那他們為什麼不去打日本鬼子呢？考證者的回答是：“因為他們的性格極為孤僻。”
為了和這個“孤僻的性格”相符，考證者對劍仙的形象作出了如下描繪：“自從練劍之後，他們的相貌就會變得愈來愈平庸，越來越不喜與外界接觸，往往躲在集市裏靠賣菜維生，活得渾渾噩噩。”——為了解釋這“渾渾噩噩”，一些武當派人士對外宣稱：“以劍煉丹在武當派道法‘九轉回旋丹法’中被認為是最低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