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真是個虛構人物，李連傑和甄子丹扮演的陳真都跟日本女人談戀愛，日本武士有自律風度、有精神信仰，但突然就發神經地犯壞，以供合理宰殺。拍這種電影根據的不是故事原則，而是報復快感。這種快感需求延續到李小龍師父葉問身上，看過了，會有個疑問，我們為什麽總要在電影裏打洋人？我們到底打過了誰？

歷史上的葉問沒打過日本人和白種人，甚至一輩子沒有查之有據的比武記錄。這樣的一個人成為民族英雄，說明我們太缺乏民族英雄。

香港有“潑皮賤相的審美”，喜歡混小子，大多數黃飛鴻都是嬉皮笑臉，像六七歲小孩一樣自己嬌慣自己，沈迷在占哥們兒口頭便宜、占女人手頭便宜的低俗趣味中，猛力扮可愛。

當然他們後來會突然成長，一臉正氣，比武時懂得“手下留情”，

被擊倒的對手會感激地喊一聲“黃飛鴻！”——這是一個名號的誕生，一個狠人的確立。不下狠手，就是最高道德了麽？

黃飛鴻的起點是潑皮素質，終點是一個給人留面子的狠人，目的是維護一個家庭或一個招牌。起點太低，終點不高，難以稱俠。我們的武俠片，幾乎沒有俠，葉問是為個人生存，和討薪民工性質相同，“洋人不給錢”是兩部《葉問》擂臺大戰的導火索。

英雄們有太多私仇，國恨是個外包裝。而幫助不相幹的人才能稱俠，座頭市出手，可都是為了路上偶遇的人。

縱觀武俠片歷史，沒能塑造起英雄人物，各路英雄多鄙俗、幼稚、沒文化，以“民族大義”藏拙，以“對外宣戰”給觀眾以廉價興奮。他們沒有明確的愛情觀、價值觀、生死觀，只靠“逼急了，拼了”應付一切——

這話絕對了，並非盡數如此，但也大體如此。

武俠片歷史上的大多數影片的性質和現今大片一樣，不是敘事電影，是晚會。晚會沒有價值觀，只有口號，“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和“給您拜年了”性質一樣。一個故事的核心是辨析價值觀，一個晚會的核心是湊場面和湊名角。

“武俠片是中國唯一的類型片”——這是宣傳語，不實之言。類型片首先要確立一種特立的價值觀，而不是類型元素，不能說有路有車，就是公路片，有馬有戈壁，就是西部片。

武俠片還沒發展到類型片的程度，武俠片不是一個影視傳統，是一個晚會傳統，如春節聯歡晚會一樣，是個以影視媒介表現的晚會。但大眾喝彩了，電影賺錢了，所以一臺臺晚會就這麽辦下來了，有時會悲哀地想，我們的歷史，只是一堆熱鬧。

“串一堆熱鬧”是清朝小說的思維，如同清朝的建築花飾，繁復無聊。清朝小說整體不好，都是場面，對人對事無態度，“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算什麽態度？寫得好，是文筆好，只是才子，而非小說家。讀者也是看熱鬧，三百年的敘事傳統，味道惡極。

惡味延續到影視，大眾沒有反胃，仍樂此不疲。人類發明的最邪惡的東西是資本主義和官僚主義，因為讓人變得邪惡；人類發明的最無聊的東西是“文字獄”，因為讓人變得無聊。多爾袞把文字獄一起，一個民族的心態就扭曲了，不講是非，只求混日子了。

混日子的主要方式之一是看熱鬧。八國聯軍屠北京的時候，好些北京人高興壞了，四處看殺人的熱鬧，其中一人寫了《王大點日記》，記錄了大夥的興致勃勃。可悲在於，這類人不是漢奸，他們是普通人。

價值觀混亂的時候，人們只剩下看熱鬧。《醜陋的日本人》一書寫美國大兵在街頭強奸日本婦女時日本民眾看熱鬧的情況，竟然說日本人的群體特性是沒有命令不行動，只要有一個日本人喊“兄弟們上”，街頭民眾就會一擁而上，將美國兵幹掉——作者不願意談日本戰後的精神空虛，日本電影《人證》講的就是“喊了白喊”的情況，人們沒動，價值觀混亂的人只會呆呆地看熱鬧。

我們之所以不能在電影裏講一個好故事，不是不聰明，不是沒學問，是我們對價值觀不感興趣。看《故事》一書，可知不能混事，故事的本質是辨是非，無結論的故事不是沒是非，而是將不同價值觀並列給觀眾看，讓觀眾去辨。

一個故事的最激動人心處，是價值觀的沖突。歷史上許多武俠片的價值觀是不值一辨的，如“別人欺負你，要不要還手？沒本事報復，難道發發火，也不行麽？”陳真只為爭取一個發火的權利，便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樣的英雄人物在故事原則上是不成立的，但在宣傳語上成了“不可超越的經典”。

被評為武俠片大師的胡金銓有史學素養，有極高的繪畫審美力，能拍出詩情畫意，但他的巔峰之作《空山靈雨》展露了諸多禪宗典故，甚至拍了以女色修禪的宏大場面，一堆和尚看一堆女人洗澡，但結局竟然把紛爭禍端——書法燒了，解決人貪念的方法，不是點化人心，而是毀可貴之物，高僧是個“怕事”、“圖省事”的市井小人。

可以玩女人，不能留墨寶，“眼不見為凈”算什麽價值觀？

才子是“可以成名句，不能成名篇”。只愛看熱鬧的人，是拍不出好電影的。大多數武俠片是不良心態的宣泄，難見到令人尊敬的人品，難見到值得思考的人格，與傳統文化中的優質部分相隔遙遠。

科技春夢

日本歷史小說和武俠小說大家司馬遼太郎一有機會就宣講“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上最愚蠢的事”，資本主義對日本的改造，帶來福利，但毀了文化和人心，得不償失——將這一信息告訴大眾，他幾乎視為自己的使命。

明治維新在日本完成了，有反思的余綽，清廷一直想學明治維新，多次改革均沒成功，我們沒得到足夠的好處，所以也不會預計其壞處，思維給壓住了，至今在影視作品裏難有個正確的認識。

科技，在武俠電影歷史上是個貫穿的春夢，各路英雄都意淫戰勝之。武俠電影的軟肋是，槍一出現，武功就不成立了。武功如何對付槍？

以輕功對付槍；趁人沒開槍之前，把槍掰壞；敵我雙方的子彈打光了，是比武的理由；或是有一個熱愛中國武術的外國高官，囑咐手下“不要開槍”；或是法律規定不能用槍……武功到底能不能對付槍？

這是百年前義和團的思考，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興起武俠小說後，其盟主人物還珠樓主在《蜀山劍俠傳》中寫了一系列仙佛神功，大長民族自豪，造成許多青年去山中尋仙的社會現象，但那些神功是怎麽想象出來的？

他的神功以手榴彈、潛水艇、直升飛機為原型，甚至還有原子彈，並超前想象出來了火箭發射和氫彈效果……他訂購了科普雜誌，確有科技天分。

還珠樓主讓武功等於科技，徐克繼承了此點，在《笑傲江湖2：東方不敗》中，武人面對槍炮大喊：“你有科技，我有神功！”結果神功的效果是炸彈效果。此風不淺，《東方不敗》中東方不敗的武功是機關槍和迫擊炮的效果，《華英雄》中華英雄的武功是地雷效果。這種視覺效果，等於把武功給否定了。

武俠文化可以說是一大半是還珠樓主創造的，從他個人身上可見武俠片特征。他精通算卦命理，算出自己有一劫，宣告給朋友，硬是不逃，讓朋友們作證靈不靈，結果被日本兵抓了幾十天，受刑壞了眼睛，從此難以寫作，只能口述。他有錚錚鐵骨，他也靈了……但何苦這麽驗證？還是對傳統文化喪失了信心，要打一針強心劑。

還珠樓主的心態，是武俠片的母體，武俠電影多是自我解構的，呈春夢狀態。面對科技，武俠一定要逞強，執著地反科技，說明心理上過不去科技這道坎，是反科技的科技迷狂。

因為科技，許多武俠電影的世界是崩潰的。不講邏輯了，就不會關註人的生存狀態，既然不關註人的存在，故事也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需要宣泄、補償的情緒，MTV沒有故事，也能滿足情緒，一些武俠片嚴重地MTV化。

不同的類型片有不同的恐怖對象，愛情片恐怖的是階級差異，貧富或政治立場傷害愛情；恐怖片是對異教的恐懼，變態殺人狂是精神病偽裝下的思想家；偵探片恐懼的不是壞人，而是社會已普遍敗壞的真相，福爾摩斯只能對付個體罪犯，一跟黑社會老大對壘，立刻死掉，一流的偵探片都是不結案的。

武俠電影恐懼的是科技，但又對科技沒有認識，稀裏糊塗地就勝了。對恐怖不深究，作為類型片就難成型了。以此分析，武俠電影有義和團基因，對傳統文化的高層次內容較少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