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1923～），浙江簫山人，歷史學家。著有《中國近代史述叢》、《古典目錄學淺說》等。

元白先生是半個世紀以前我們幾個經常到啟功先生家去的學生對他的尊稱。我19歲入大學後就受教於正當而立之年的元白先生，讀大學語文，並向元白先生學書畫。只是我的藝術資質太差，一直落後於其他同伴；但是，元白先生依然不厭其煩地加以教誨，給我的習作圈點修改。我曾經學畫過兩個扇面，那只能算是臨摹習作，送給元白先生審閱，他看到後，卻認為還看得過去，就當場動筆親加點染，果然大不相同，頓見畫意，不僅使我欣喜非凡，同伴們也都羨慕不已，當然這是先生對學生的一種鼓勵。等到四十年代初，元白先生在天津開個人畫展，幾位弟子正如大樹底下乘涼般地參展，我的那兩個經過先生點染的扇面也魚目混珠地擺在會場，居然售出，我也得到一筆足夠一個月夥食費的收入。這種經過包裝的“偽劣假冒”行徑一直使我感到不成材的慚愧，而元白先生卻一再安慰我說，事情總有一個過程的。直到現在我還時時懷念這種溫馨，又時時懊悔當年為什麽這樣草率地展售出去，辜負了先生的垂愛，失去了珍貴的紀念品。更為不該的是我終於因不刻苦努力，自己覺得在這方面難以成材，遂藉口缺乏藝術細胞，而“學書不成去學劍”還以不再耽誤先生對我的劣質品加工的時間作為飾詞。畫雖然不學了，但師生的情誼不衰。我仍然每周至少去啟府一次，大多是周日，和同一年齡段的新知舊友，圍坐在畫案周圍，靜聽元白先生談古說今，增長了許多課堂上難以學到的掌故舊聞。有時還要“蹭飯”，有一次，我一進門，元白先生就很高興地告訴我：今天吃煮餑餑，我沒有什麽反響，心想棒子面餑餑也值得這麽高興嗎？孰知吃飯時端上來的卻是幾大盤三鮮餃子，原來滿洲俗稱餃子為餑餑。我不禁自嗤幼稚，並把這種可笑講給元白先生聽，他聽後哈哈大笑，而我則明白了婚俗中的子孫餑餑原指吃餃子而言。

元白先生少孤，家境也不算富裕，是由老母和親姑含辛茹苦地撫養成人的。啟老太太是位慈祥敞亮的老人，有時也和年輕人講點笑談；親姑則是一位身材高大健壯，具有豪氣的爽快人，為了協助嫂氏撫孤，一生未嫁，元白先生很敬重她，按照滿洲習俗叫她爹爹，我們則頑皮地稱她“虎二爺”。虎二爺對我們有點差錯就直爽地數落幾句，但總讓人感到很親切而不以為意。元白先生對兩位老人都極盡孝道，言談間總感謝老人培植自己的恩情，有時還向兩位老人說點討喜歡的話語，做點有趣的舉動，很有點老萊子娛親的意思。元白先生勤奮苦學，終於有成，給老人以最大的回報和安慰。

元白先生和夫人數十年夫妻間感情甚篤，真稱得上是相濡以沫。啟師母是位非常賢淑的女性，終日默默不語地侍奉老人，操勞家務，對元白先生的照顧尤為周到，說她無微不至，極為恰當。她對學生也都優禮有加，從沒有師母架子，有時還給我們倒杯水。我們都心中不安而遜謝不遑，但啟師母僅僅微微表示一絲笑意。啟師母在我們師生間交談時從不插言，即使元白先生有時對師母開個小玩笑，想把她拉進談話圈裏來，師母也只是報之以微笑，不像有幾位老師家，師母往往喜歡喧賓奪主地絮談不已，常常使老師處於一種無奈的尷尬境地。

元白先生是個天生幽默豁達的人，幾十年來，我從未看到過元白先生疾言厲色地發過脾氣，即使很不如意的事也是常以一種幽默來解脫。平日談笑間也都坦蕩豁達，如果不是生性淡泊，識透世情是決難做到的。《啟功韻語》是元白先生著作中我最喜歡讀的一種。它雖說是元白先生的一本詩詞集，但我總看它像一位性情中人流露真情的一幅自我畫像。它以一種率真的筆墨，豁達的心態，坦誠地把自己裸露在世人的面前。它之所以感人是因為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寫的都是平易之詞，所以很多人愛看喜讀，我手頭由元白先生題贈的那本是我藏書中出借率最高的一種。人們讀後或許會有各種不同的收益，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人們似乎從嬉笑的文字中讀懂了元白先生幽默豁達的性格，感到老人很有趣；但是，人們或許沒有看到這種嬉笑是無淚的笑，苦澀的笑。因為在這些文字的背後傾吐著一位飽經滄桑老人的郁憤。我讀過幾遍《啟功韻語》，都笑不出來，對有些篇章詞句甚至會無聲地流淚。《自撰墓誌銘》充分體現出元白先生的豁達，他用七十二個字明快灑脫地概括了一生，銘文中說：“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謚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這是一篇辛酸的人生總結，也是元白先生的驕傲。這應是碑銘文字中別具一格的名篇。1957年的不公正遭遇僅用“派曾右”三字來概括他人生旅程中多麽不平常的一段經歷。貌似輕松，實則包含著多少同命運者的辛酸。我從六十年代被“掛”起來以後，有些舊友無可責怪地與我疏遠了，惟有元白先生相交不變。我每次去京，元白先生總是了無顧忌地熱情接待，他雖然已經“摘帽”，但仍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可是卻一再勸我“要想得開，要善於等待”。他用這些語詞來寬慰我的抑郁，並且請我到高級飯館去改善生活，這在三年困難時期，“一飯之恩”是永誌難忘的。十八年後，我終於被落實政策，重新安排工作，元白先生是最早知道“喜訊”的，他寫來的信也是我收到的第一封安慰信。他在信中一本其幽默豁達的性格，調侃我十八年寒窯盼來了薛平貴，他還引了自己說過的“王寶釧也有今日”的詞語，引我為同調，我真是和著笑的眼淚讀了他的來信，深深地感謝我青年時代恩師的殷切關註。元白先生對政治挫折平淡達觀，但對啟師母卻是伉儷情深遠勝於政治挫折。這就是元白先生的真情所在。元白先生在《自撰墓誌銘》中曾兩處涉及啟師母的逝去，但他仍以為這遠遠不足以表達他悼亡之情。所以，他另寫有《痛心篇二十首》專篇。《痛心篇》前前後後寫了一年，纏綿悱惻，哀痛悼念，讀之令人心碎。這是一位賢淑女性應得的回報，也是詩人的一種人生情懷。《韻語》中有一首題名為《友人索書並索畫，催迫火急。賦此答之》的詩，結尾一聯說：“如果有輪回，執筆他生再。”真是快人快語，不行就是不行，有事下輩子再說，真可為之浮一大白！我對元白先生的詩作說了如此之多，也許不是元白先生的本意，但是，詩是允許以意逆誌的。

元白先生對金錢看得很淡薄，他的字畫成名較早，本可以獲取很多錢，但他並不富有，晚年還寄居親戚家，出亦無車。近幾十年，元白先生極少作畫而字名日盛，聚財也並不難，但他多從情誼出發。如果人們註意到，中華書局有許多書簽都是元白先生所題；在不少學者家裏，也常可以看到元白先生的墨寶；拙著有多種都是由元白先生有求必應地寫付好幾條橫豎不同的題簽備選，甚至還在來信中一再說明“如有不適於印刷處，示下重寫，勿客氣也”；又在另一次我求書的復函中諄諄囑咐說：“近題書簽多半字大，印時不加縮小，每覺難看，茲寫力求較小，如書冊略大，可放大付印也”；但是，傳說有某權要以錢索書則被元白先生所拒。近年來，有人為元白先生組織過幾次書展，有所收入，元白先生用來資助教育，但並沒有為自己設立“啟功獎學金”，而是為勵耘老人陳垣老師設“勵耘獎學金”。也許有人認為援老曾有恩於元白先生。可是當今受恩反噬者又有幾多，自我標謗者也大有人在。元白先生的風格與情操於此可見。近年來，元白先生聲望日隆，藝術成就也斐聲於海內外，求字請教者不斷，這對於年老多病的老人來說自然很不適宜，學校領導視元白先生為國寶，特加保護，元白先生不太習慣，曾自喻為“熊貓”，有一次，他因病謝絕來訪，特書“大熊貓病了”一箋張貼門上，表現出一種詼諧豁達，使來訪者見此，在笑聲中歡快地離去。元白先生很重舊情，我在拙作《林則徐年譜新編》的後記中曾把我被落實政策後，元白先生對我的深情厚意寫進去了，元白先生在一份刊物上看到後，特意寫信來重溫往事，信中說：“讀到《東方文化》雜誌中有大筆‘捧柴’之文（按：後記曾在《東方文化》上發表，題名作《眾人捧柴》），其中涉及不佞題簽事，因及舊誼，並及薛平貴之典故。回憶前塵，幾乎墮淚，以不佞亦曾自言‘王寶釧也有今日’之語，雖然身世各自不同，而其為患難則一，抵掌印心，倍有感觸，半世舊交，彌堪珍重！”披肝瀝膽，實發乎至情。

元白先生對生和死也很豁達，1996年初夏，我因公出國訪問，為便於到北京機場趕早班飛機，在前一天就投宿於北京師大的新松公寓。傍晚，我專程去小紅樓看望元白先生。非常幸運，他中午方從醫院回家，長久不見，互問情況。他還非常客氣地，首先對因住醫院沒能及時為我新作《林則徐年譜新編》題簽表示歉意，並說在我訪日回來前一定完成，我感謝元白先生的盛情。等我很快訪日歸來回家時，不意在我書桌上赫然陳放著一件特快專遞，原來是元白先生為《林則徐年譜新編》所寫的橫豎標簽數則。元白先生以高齡病軀為我題寫書名，用情之深，使我非常感動。在那次談話中，元白先生還問我的年齡，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開懷大笑，我不解其故，趕緊補充說，這是“坎兒”。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說：“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個孔子，一個孟子，兩個到‘坎兒’的人，今天擠坐在一張沙發裏，這一碰撞，可能兩個人都過坎啦，豈不可喜，你說不該大笑麽？”元白先生一生豁達，幽默可笑，雖歷經坎坷而不移其誌。我半個世紀前受教門下，哪想到半個世紀後又受到一次識透人生的教誨，談笑間解答了“坎兒”的困惑。雖是談笑，卻隱隱約約地啟示人們不要拘束在各種各樣的“坎兒”裏，要拿得起，放得下。願人生的勇者都能像元白先生那樣豁達，敢於和形形色色的“坎兒”碰撞，能喜笑顏開地闖過包括“大限”在內的各種“坎兒”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