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刻意》中說道：

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其中“熊經”即是一種健身方法，郭慶藩《集釋》引司馬彪註雲：“若熊之攀樹而引氣也”，而成玄英註亦雲：“如熊攀樹而自懸”，看來乃是模仿熊的動作而創造的類似今日體操的健身方式。

在《莊子》的時代，大約健身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導”，即“導氣令和”，《莊子》說“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前者就是流轉周身的氣的運轉，人以意念使“氣”周行全身經絡，以達到“吐故納新”、強身健體的效果，並根據自己內部器官的具體情況，采取“吹”、“”、“呼”、“吸”各種不同的運氣方式，就如《雲笈七簽》卷五十六所分別的那樣，只不過《雲笈七簽》分得更細更繁瑣些。另一類是“引”，即“引體令柔”，即包括“熊經”、“鳥伸”等各種形體鍛煉在內的養生方法，正象《抱樸子·別旨》所說的“或伸屈，或俯仰，或行臥，或倚立，或躑躅，或徐步”，大約這種方法最初是古人受動物運動啟發而創造的，所以多以動物名命名，就象《抱樸子·對俗》所說：“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導引以增年。”

西漢以來，有關衛生保健的方法曾有過不少論著，但保存下來的卻不多，按《漢書·藝文誌》的記載，共有四大類，一是“神仙”、二是“房中”、三是“醫藥”、四是“導引”，各有分別。但是，“神仙”之法多屬迷信，又極靡費，普通人難以做到，只有帝胄貴室可以仿行，所以漢武帝劉徹才會上方士的大當，甚至還把一個公主嫁給了方士，並封為“文成將軍”，築百丈高臺，用三百個八歲的童男童女，穿上錦繡衣服通宵歌舞，結果神仙不來，只好把這個騙子殺了。“房中”本是一種在性交中講求節欲保精的方法，如天師道之“合氣”，但這也往往只有帝王家有興趣施行，因為只有帝胄貴室才養了無數嬪妃宮女，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了帝王縱欲之術，完全變了性質。“醫藥”當然對大多數人有用，但也有缺陷：一是名醫秘方人所罕知，用的藥也往往少數有錢人能辦得起，盡管到唐代曾將孔思邈《千金方》刻石公開，宋代更將宮廷秘方全部公之於《聖濟方》、《政和本草》，但無錢人仍未見得能照方抓藥；二是即便照方抓藥，仍是消極治病，不是事先預防。所以只有第四類“導引”是很積極的預防方式，而且“導引術”人人可以自學，“熊經”、“鳥伸”之類形體運動更是容易，就象小孩學體操一樣。

舊時說“熊經”往往從《莊子》一下子說到華佗“五禽戲”，華佗雲“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挽腰體，以求難老”，見於《三國誌·華佗傳》，但從《莊子》到華佗中間隔了數百年整整秦漢兩代，“熊經”之類健身術難道在這數百年中竟湮沒無聞，直至華佗才重新發掘嗎？這顯然不可能，所以，我們圖二馬王堆出土帛書《導引圖》第四十九式“熊經”(摹本)以出土文物資料為主，參以文獻記載，重新考證漢代“熊經”的流傳，以補足這一段歷史的空缺，並以實物圖片來形象化地說明“熊經”，以彌補文字資料無法詳細表述的缺陷。當然，在出土文物中，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導引圖》當然是考證“熊經”的最重要資料，其中第四十一圖正是“熊經”（圖二）！不過，馬王堆三號漢墓年代在西漢初年，比它稍晚的《淮南子·精神》中仍有“熊經、鳥伸、鳧浴、、鴟視、虎顧”的記載，那麽《導引圖》能夠繼承戰國以來的導引套路就很自然了。問題是，在此之圖三（1—6）西漢銀錯管狀車器上的熊經圖案，河北保定1964年出土（摹本）後，“熊經”是不是仍然一直沒有失傳？在文物資料中是否有證據可以證明《莊子》到華佗是一脈相傳？我們考證的結論是肯定的。

圖三就是1964年河北保定出土西漢銀錯管狀車器上的六個“熊經”圖形。第一個有如熊攀樹剛剛起步，前肢如抱樹幹，後肢一足在地，一足擡起；第二個則後肢作弓箭步，前肢一伸向前，掌心向外，掌尖向上，一在身後，曲肘向上，這與今日各種武術的一個常見動作十分相似，而漢代各種文物中也常見熊的這一類似形象，如西漢朱繪漆盤中之能（圖四）、洛陽西漢空心磚墓彩繪門上部之熊（圖五）、東漢圖四西漢朱繪漆盤（摹本）

錯銀車軸中之熊（圖六）等；第三個則後肢交錯而立，前肢一在身後，一曲在身前；第四個圖五西漢洛陽空心磚墓彩繪門上的熊經圖案（摹本）

圖六東漢錯銀車軸上的“熊經”圖案（摹本）

則作跨步，後肢一曲一直，分在兩側，前肢左曲右直，左肢曲肘向下，右肢直而向側上，西漢青銅酒樽（圖七），洛陽空心磚墓彩繪（圖八）中所見之熊亦有相似姿式；第五個則後肢一足在地，一足擡起，前肢右曲左直，若右肢圖七西漢青銅酒樽上的圖案（摹本）

圖八西漢洛陽空心磚墓彩繪（摹本）

圖九山西右玉西漢墓出土之青銅酒樽腰部所見二熊（原為浮雕）

擡起，左肢向下後方擺動，整個身體亦隨之旋轉；第六個則較復雜，後肢右肢向一側蹬出，左肢則外撇曲膝，前肢右曲肘翻掌，左曲肘掌心向後，山西西漢墓出土青銅酒尊腰部所見兩個熊像與此也相仿（圖九）。

圖十四熊均取自武氏祠石刻黃帝伐蚩部分（摹本）

漢代文物中所見“熊經”圖象遠不止此，零星的尚有許多，但成套的當以此為首。另武氏祠石刻黃帝伐蚩尤圖中另有四熊（圖十），其姿式亦可能是“熊經”中的，可惜殘破且過於簡略，僅存輪廓，只好一並附於此供參考。從這些資料中可以看出，首先，自戰國人已有“熊經”方法以來，漢代一直延綿不衰；其次，“能經”在漢代已遠不止“攀樹而引氣”一種姿式，很可能已經完成了包括各種姿式在內的套路；再次，華佗創“五禽戲”，其中“熊”一部分，當是吸收了漢代“熊經”術的成果而光大之的，絕不是心血來潮的突然發現。東漢末崔實《政論》說：“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漢書·王吉傳》更引王吉說：“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可見西漢、東漢人並沒有把“熊經”等方法遺忘，反而記得很牢，而且分析得也很清醒。

可是，漢魏之後，“導引”便被納入道教系統，《道藏》“盡”字號有《彭祖導引圖》，“臨”字號又有托名彭祖的《攝生養性論》，顯然均為偽托。《道藏》裏還有許多講“導引之術”的著作也都附會了很多神秘怪異的迷信思想。不過，也有不少古代“導引”的方法被完好地保存在這些雜蕪的書中，象陶弘景《登真隱訣》卷中便輯有不少健身的方法，《雲笈七簽》卷三十二《雜修攝》引《導引經》也記有各種引挽之術，這些也許與“熊經鳥伸”都有密切的淵源關系，只是越到後來，它們的本來面目便越含混，以致人們漸漸忘記了它們的起源不過是人類對於動物的“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