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王充在《論衡實知篇》中記述了一則關於秦惠王異母弟樗裏子的傳說：秦昭王十年(前297年)，樗裏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避開樗裏子先知之類的說法，這裏說西漢時武庫坐落在長樂、未央二宮之間，是符合事實的。現今西安市郊大劉寨村東面的高地上，保留著它的遺址。漢長安城的武庫，是高祖七年(前200年)由丞相蕭何主持修建的。據《漢書高帝紀》：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官，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這座武庫，整個西漢時期一直用為儲藏禁兵的中央兵器庫，由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武庫令掌管。經過1975年以來的田野考古發掘工作，這處規模宏大的兵器庫遺址，正在被揭露出土。西漢武庫總平面呈長方形，四周築有牢固的圍墻，現在北、西兩面已大部被破壞，僅東、南兩面保存較好，南墻長710米，東墻長322米，均厚1.5米。在圍墻以內，又有一堵南北向的隔墻，將全庫分隔成面積大致相近的東西兩區。已經發現的七座大型建築基址，四座在東區，即第1至4號遺址；另三座在西區，即第5至7號遺址。包括有庫房和一些駐兵的營房，其中的第1和第7兩座遺址經發掘後，證實都應是存放兵器的庫房。以第7遺址為例，平面呈長方形，殘長190米，寬45.7米，尚存的三壁夯土墻都厚達6.5米，可以想見建築的宏大堅固。除了京城長安的這座巨大的武庫以外，另一處重要的兵器儲藏庫是設在洛陽的武庫。當吳王濞舉兵叛亂時，吳少將桓將軍提出，吳軍應該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史記吳王濞列傳》）。但吳王沒有采納他的建議。而當景帝以中尉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行至霸上時，趙涉來向周亞夫建議應改變行進的路線以避吳王伏兵，並進一步指出：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漢書周勃傳》）周亞夫接受了他的建議，先達洛陽，據有武庫，取得戰爭的主動權。由上述事例，可以想見西漢時期洛陽的武庫，是很重要的兵器補給中心。洛陽的武庫，很可能沿用到東漢時期。《後漢書堅鐔傳》，堅鐔與諸將於建武元年(25年)攻洛陽，他曾和朱祐一起與朱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眾，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註引《洛陽記》曰：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講清了東漢時洛陽武庫的位置。東漢洛陽為都城，因此洛陽武庫成為中央兵器庫，儲藏的兵器數量眾多，僅元初四年(117年)發生的一次火災中，燒毀兵物的價值即直千萬以上（《後漢書五行誌》註引《東觀書》）。此外，在各州郡中，也各設有規模不等的地方性武庫，內儲庫兵。《史記外戚世家》註引《西征記》雲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在《漢書》的《成帝紀》和《平帝紀》中，記錄有不少盜庫兵的事件，如陽朔三年(前22年)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鴻嘉三年(前18年)冬，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余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永始三年(前14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始三年(3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在上述事件中，涉及的地區就有潁川、廣漢、山陽和陽陵等地。

在這些武庫中，所儲藏的兵器很可能是分類存放的，在漢長安城武庫遺址的發掘中，從第1遺址中出土的兵器，數量最多的是鐵鎧甲；而在第7遺址中，除少量鐵、銅兵器外，主要是箭鏃，有一千余枚鐵鏃和一百余枚銅鏃。從上述情況觀察，當時武庫的不同庫房中是按兵器的不同品種分別集中存放的，以便於保養和管理。至於所儲兵器的具體放置方法，發掘長安武庫庫房時獲得了值得註意的線索。在庫房內除了殘存的兵器外，還發現大量木灰和許多相距1.82米的柱礎石，推測它們是固定的木質兵器架的遺跡。

西漢時期的墓葬裏，有的也安設兵器架以存放隨葬兵器，遺跡也有發現。在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於棺室的主室東南角出土了幾件安裝在兵器柄端的銅鐓和銅，與之相配而裝於柄首的戟、矛、等都發現在主室的中部，位置互相對應，雖然器柄均已朽毀無存，但還可以量出這些兵器的全長都在米之間，圖1

看來它們原是豎立在靠近南壁東側處，由於室頂塌陷而被壓倒的(圖1）。這組鋼鐵兵器共五件，自西向東排列的次序是，一為戟、二為矛、三為戟、四為、五為，各件之間距離勻稱，倒下後著地的角度又全一致，說明原來應是插放在靠墻的木兵器架上的。它們東西分布的寬度約1.2米左右，這大約也就是兵器架的寬度。

長安武庫和滿城劉勝墓這兩處發現雖然重要，但可惜木質的兵器架均已朽毀無存，僅能依據遺跡進行推測。至於西漢時期完整的木質兵器架，圖2近年來在考古發掘中至少獲得過三件標本，雖然都是形制較小的，但也彌足珍貴了。第一個例子發現於長沙馬王堆轪侯家族墓群的第3號墓中，全高87.5厘米，下部是帶方座的八角形木柱，上承方形木板，在板面上分三層設有五個托鉤，面上有紅黃綠三色彩繪的雲氣紋。其中的兩個托鉤上，橫托著一柄明器角劍，劍長79.1厘米，還套有漆鞘(圖2）。第二個例子是江蘇揚州邗江縣胡場5號墓的出土品。這具兵器架作長方形框狀，四條邊框各寬4厘米，厚1.5厘米，組成兵器架的面積為57.246厘米，上面也有彩繪的雲紋圖案。在上框和下框各安一對托鉤，圖3並在兩側框等高處各安一托鉤(圖3)。出土時架下發現弓和箭囊，大約是原來陳放在架上後來跌落下去的。第三個例子出土於揚州東風磚瓦廠9號墓，形制和胡場5號墓出土的兵器架相同，也是木質的長方形框架，已殘，邊框上墨繪雲氣紋，四框上各安有兩個托鉤。

上述諸例說明西漢時期一般將兵器陳放在木制的架上。這種木架的名稱，應為蘭锜。張平子《西京賦》描述都內甲第：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锜。《文選》李善註：锜，架也。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善曰：劉逵《魏都賦》註曰，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锜，音蟻。又《史記汲黯列傳》記武帝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武帳，《集解》引孟康曰：今禦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由此可見，當時兵器架子可概稱為蘭锜。若細分則可區別為弩锜和兵蘭，則前述西漢墓中出土的兵器架都屬蘭類。蘭锜的設置和使用，在兩漢魏晉時是很普遍的，西晉左思在著名的《三都賦》中，兩次提到蘭锜：《吳都賦》中有陳兵而歸，蘭锜內設；《魏都賦》中有附以蘭锜，宿以禁兵之句。至於有蘭锜的圖像材料，在東漢墓葬中時有發現，主要是畫像石、石棺畫像和壁畫，其中比較重要的資料有以下諸例：

圖41953年發現的山東沂南畫像石墓中，在前室南壁正中一幅畫像的上部刻畫兩具兵器架，前面一具由兩立柱架一橫梁，柱下部又聯一橫枋，在二柱上各掛一面大盾牌，橫梁居中懸掛一領鎧甲，在兵器架左右兩側各有一下帶方座的立柱，柱頭各置一頂兜鍪。後面一具在兩側立柱間上下聯二橫枋，上面橫枋上勻稱地開有五個插放兵器的孔洞，架上豎立插放五件長柄兵器，左側是兩張戟，右側是三支長矛，在戟和矛頭上都套有上飾花紋並垂有流蘇的囊套。在偏左側二戟間和偏右側二矛間，又各懸一張弩（圖4）。另在兵器架右側上端，亦懸有一張弩。這三張弩都是弩弓在上，機括在下。在後室靠南壁的承過梁的隔墻的西面，有另一幅兵器架的畫像，刻畫三具兵器架。前排兩具，左側是一架，上豎插兩件帶套的戟；右側是一具橫置兵器的架子，在兩支柱上端托一橫梁，下部聯一橫枋，在兩側柱上等高處分置五組托鉤，圖5

橫托著四件長柄兵器，自上而下是兩支矛和兩張戟，在架前倚放著兩個大盾牌。後排的一具也是橫置兵器的架子，但較窄，用以橫置短柄兵器，五組托鉤上分別橫置著刀、劍和手戟(圖5）。

1955年山東安丘發現的畫像石上，刻畫一人憑幾坐在床上，床後置屏風，屏風上左側設兵蘭，上面橫陳著四件刀劍。這具兵蘭呈方框狀，上框有鉤掛於屏上，兩側框相應的位置上有托鉤，用以承托兵器，形制與揚州邗江漢墓出土的相似。

1965年發現的江蘇徐州青山泉白集畫像石墓中，在中室西壁北部下層，刻畫兵蘭一具，豎直插放五件長柄兵器，兩側各有一戟，中間是三支長矛，形制與沂南畫像石墓前室南壁畫像中後面一具兵蘭相同。

1967年春，山東諸城縣前涼臺村西發現一座畫像石墓，墓中舞樂、拷打等畫像石側面，有放在架上的兵器，其中有橫置架上的長柄矛、戟等器，也有掛在方架上的弩。

1971年秋發現的河南唐河針織廠畫像石墓中，在前室墓門內壁兩側都刻兵蘭圖像。看來是在壁面上安有橫枋，上安托鉤，盾牌掛於托鉤上，長柄的矛、戟則斜倚在托鉤上。此外壁上還懸著弩，地上又倚立著大盾牌和弩。圖像刻畫得較簡單，形象不及前幾例明確。

1971年秋發現的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中，在墓門甬道南北兩壁、前室通中室的甬道北壁等處，都繪有兵器架。以前室通中室的甬道北壁為例，畫的是寧城南門外的情況，中設一建鼓，兩側夾侍披甲武士，陳設弩锜與兵蘭。弩锜在前，系兩立柱間聯二橫枋，在上層木枋上垂懸著一排弩，弩弓在上，機括在下。由於這些陳於城門外的弩锜有儀仗的性質，所以锜上還飾有紅色的流蘇。兵蘭在後，上面豎直插放著一排飾有流蘇的棨戟(圖7)。圖7在遼陽一帶發現的漢魏壁畫墓中，也有繪兵器架圖像的，但較簡略，如北園2號墓前室右耳室左壁繪有兵器架，在一紅色橫枋上，由左而右掛有環首刀、盾牌、兩張戟和鎧甲等物。

1972年冬四川郫縣發現一具石棺，棺側的宴樂雜技圖中，有四阿式頂的建築一座，室內設有兵蘭，其上橫置長柄的矛和戟(圖8)。1973年春，郫縣又發現五具石棺，其中石棺三和石棺四的棺側，居中刻門，門前有作迎接狀的門吏，右側有車馬，左側有內置兵蘭的庫房。石棺三圖像有缺損，但橫置蘭上的矛、戟還保留著；石棺四圖像保留完整，除兵蘭上橫置矛、戟等長柄兵器外，房柱上還懸掛著大型的盾牌，房前還有兩頭狗。但上述兵蘭和武庫在原報告中均誤為他物。

此外，在四川成都曾家包發現的東漢墓中，也發現刻有兵器架的畫像石。在西後室後壁的畫像中，有一個兵器架，在兩立柱下端聯以寬厚的橫枋，而上端沒有安橫枋，架上橫置矛、戟和長刀。在這些橫置的兵器下方，右側柱上掛盾牌，左側柱上掛一張弩(圖9：1）。M2墓門東扇背後也刻有兵器架，系在兩立柱上、下各聯以橫枋，架上直插二戟一矛，左側柱上掛盾牌，右側柱上掛一張弩，弩弓在上，機括在下(圖9：2)。

綜合以上資料，我們可以對漢代放置兵器的蘭锜有個比較清楚的了解。它們雖然可分為弩锜和兵蘭兩類，但是基本結構是相近的，都是由兩側立柱和橫聯的梁枋構成，上面安裝成組的托鉤或開挖孔洞。就兵蘭來看，又有固定於庫房中的和可隨時搬動陳設的兩種。前者如漢長安武庫中的兵蘭，用礎石固定在庫房中。後者則是墓葬中放置的實物和有關畫像所揭示的，它們又可分為大、小兩型。大型的多陳放在門前或庫房內，如和林格爾壁畫與沂南畫像石墓畫像所描繪的，依兵器放置形式不同可分橫置和豎插兩式，長柄兵器使用的兵蘭兩式都有，短柄的刀、劍、手戟等則用橫置式的兵蘭，以便於陳放和取用。小型的兵蘭是在廳堂居室內用的，一般是放置隨身用的刀劍弓矢，也可分為立置與掛置兩式。立置的如馬王堆3號墓中的漆兵蘭，是放佩劍用的。掛置的則多呈框架式，可以掛在床後屏風上，文獻中所說設於武帳中的兵蘭，大約就是這種式樣的。這種可掛在屏風上的小型框架式兵蘭，典型的例子就是安丘畫像石刻畫的圖像。

在西漢時期，家中設有蘭锜陳設武庫禁兵，是極為尊貴和罕見的，是威儀和權勢的象征。張衡《西京賦》中說到匪石匪董，疇能宅此，指的是元帝時的寵臣石顯和哀帝時的寵臣董賢。《漢書董賢傳》說：下至賢家僮仆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當時也曾遭到大臣的非議，毌將隆曾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建議仍收還武庫（《漢書毌將隆傳》）。到了東漢，隨著豪強大族勢力的膨脹，部曲私兵日增，私人武庫自然也多起來，這就是東漢畫像中經常出現蘭锜圖的原因，它們象征著豪強地主的武庫。同時直接描繪武庫庫房的圖像也是不乏實例的，四川郫縣石棺畫像就是很好的例子。在四川東漢墓中還發現武庫畫像磚和模擬武庫庫房的陶質建築模型。新都縣發現的武庫畫像磚上，庫房內安置著兵蘭，檐柱上掛著弩。新津牧馬山發現有陶質的武庫建築模型，建築的形制和結構與新都畫像磚上的畫像完全相同，在右側的檐柱上懸掛著巨大的盾牌，就正是這座建築物功能的標誌。到了三國時期，蘭锜內設的情況更為普遍，這也就是左思在賦中不止一次提到蘭锜的緣故。

最後還要說明一點。漢魏時期門前設的蘭锜，有顯示威儀和權勢的作用，那上面陳放的兵器卻是實用的。隨著歲月的推移，在門前擺設兵器架子的風習保留得相當久遠，例如遲到唐宋門前的門戟，當系秉承兩漢蘭锜的遺風，但那已是純粹的儀仗，完全不是為了陳放實戰兵器了。例如唐懿德太子墓內壁畫就有列戟圖兩組，飾有虎頭紋彩幡的長戟排列在兩側的木架上，每組均為二十四戟，表示著號墓為陵、比擬天子的排場。這裏，除去作為儀仗用的長戟外，戟架的形制倒還繼承著漢代兵蘭的傳統格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