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統：原是“偽造”出來的

政府為了安置城市的居民而在鄉郊開辟的“新市鎮”，不單切割了原有的人文地理格局，而且沒有將村社和新區的文化和人囗予以整合，新居民和原住民互不理睬。新界原住民在物質上是現代化了，但心態根本還是排外性的宗法社會，而且這種陳舊的宗法社會正是政府允許新界原住民保留特權的基礎。香港回歸之後，一些非原住民的老村民要求在選舉村代表時有投票權，但規管鄉村選舉的民政局拿不定主意，結果交由法院審理。法院以公民權利公約的精神，判決非原住民也有投票權。此事顯示政府在處理“鄉政”上的知識準備不足，也沒有一個革新村社傳統宗法社會的文化議程。在國內農村，假如人民公社的意識消失，宗法社會的“回朝”也是一個頭疼的間題，盡管在制衡目前的中央集權政治上，內地宗法社會的復興仍有利於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歐洲的村鎮沒有這個難題，因為它們以教堂和教區的地方意識為主，基督教會是非血緣的和非排外的。我以民俗學的視野舉這個例子，旨在說明：文化旅遊看是小事，但如果真的做起來，將牽涉現代的社區意識，就進人中國“深度現代化”的大問題。

香港政府希冀村社的祠堂、大宅、神廟、書院等能吸引遊客，也協助市民產生共同的文化認同，效果是存疑的。政府自費巨資，在新界元朗一廂情願修建的“屏山文物徑”，以日久失修利垃圾成堆收場，不是一個意外。民問方面，早陣子流行吃新界客家農村的“盆菜”，在文化創意上也是差強人意。“盆菜”本是把豬肉和雞鴨肉和鹹菜豆腐一層層放在木盆裹，在祭禮之後眾人用筷子在盆中夾食的農家粗菜。若是推行得當，“得時”與“得地”（註意時節和地點），適當轉化其文化意義，本來可以成為民俗食品，類似匈牙利農民用篝火和大鐵鍋煮給遊客吃的牛肉雜菜湯（Gulasch），成為土俗飲食（cultfood）。但是缺乏文化想像力的鄉村食店和新界茶樓，走不出奢侈化、貴格化、精致化的商業路子。今日“盆菜”的用料有鮑有翅，無疑是矜貴了，也乾凈衛生了，但文化內容慘淡貧乏。沒有知識和創意，金錢買不了文化，反而糟蹋了文化。精神的貧窮，正是現代華人社會的悲哀。

文化建設的道路是艱難的，但前途是光明的。雖然香港的市區和鄉郊失去了很多文物建築和社區精神，但只要我們能認同這些是我們過去寶貴的遺產，說不定我們更能以一顆真誠的心，以全球的視野和本地的深切關懷，與旅客一起緬懷香港失去的特色，創造出比原先更繁富的文化。文化傳統，說穿了，就是在真誠的緬懷中構造出來的。周朝的典章禮樂散失了，有些遺留在齊、魯之地。魯國的孔子緬懷起來，就編撰「春秋」、「詩經」和「易傳」，四處鼓吹恢復周禮。儒家的典章文化，原是這樣“偽造”出來的。古語叫這做：“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孔子周遊列國而不遂其志，晚年專心講學，其學傳於曾子，再傳子思，子思再傳孟子，孟子四處遊說王政與禮治之道，亦不得復興。到了秦朝，更有焚書坑儒之劫，然而只要道統一脈相傳不絕，到了漢朝，儒學與周禮終有光大之日。因此，如果我們珍惜，根本不怕曾經失去。德國慕尼黑本來是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但市政府把它裝點得比其他德國老城更有巴伐利亞的德國方風，連德國人自己也信以為真，把慕尼黑當成是德國文化的“秘密首都”。這說明了，文化建設這回事，要是政府肯下真功夫，讓民眾來參與，絕對可以弄假成真。

中國舊日的文物典章和文獻經典大致都在，問題是，我們這代中國人有否周公或孔子的文化創造力？除了北京的中華大編鐘、中華世紀壇和眾多的新鑄寶鼎之外，除了這些模仿抄襲品之外，我們能否容許中國的公民社會成長，容許知識分子和文藝家自由發揮，創造新的中華典章制度？「詩」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當今中國，誰是，創新中國文化的齊和魯？是香港還是上海？.臺北的位置又在哪裹？還是無分彼此，大家都是，像周朝一樣，來個“多元一統”？（《五星級香港――文化狂熱與民俗心靈》陳雲博士，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287－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