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名儒馬融，才高博洽，但卻很豁達任性，不拘守儒者的小節。他講課授經時，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後漢書馬融傳》)。在女樂演奏聲中講授經學，別人是不敢如此的，至於坐在帳中，則是當時一般風習，只不過絳色紗帳顯得過於漂亮了而已。這個故事極其有名，由此設帳就變成了教授生徒的別稱，古人設床，多要施帳。在我國大約當脫離了遠古完全席地坐臥的階段以後，從殷周歷經秦漢魏晉乃至隋唐，低矮的床一直是人們坐臥寢處都離不開的多功能家具，同時也是室內陳放的最主要的家具。一些別的家具，多是圍繞著床而陳設的，例如屏扆安放在床的側後，書寫或進食的幾案放置床前，可供伏倚的憑幾擺在床上，承塵懸掛在床頂上方，等等。這些器物中和床關聯最緊密的，則是張設在床上的帳。

《釋名》：帳，張也，張施於床上也。《急就篇》顏註也說：自上而下覆謂之帳，帳者，張也。它具有保暖、避蟲、擋風、防塵等多種用途。同時，在用各種色澤鮮明的絲織品精工制造的帳上，還可以加施華美的紋飾，懸垂香囊流蘇，起著豐富室內裝飾的作用。古詩《焦仲卿妻》中的紅羅復鬥帳，四角垂香囊，描述的是當時一般家庭中少婦使用的帳，色澤和裝飾已很講究。至於皇室的禦用品，更是垂珠懸玉，奢華異常。漢武帝時興造的甲乙之帳，絡以珠玉，雜錯天下珍寶(《漢書西域傳贊》)，正如後來沈約《詠帳詩》所詠：甲帳垂和璧，螭雲張桂宮。隨珠既吐曜，翠被復含風。當時又有武帳，在帳內安設有放置五兵的闌架(《漢書汲黯傳》)。西晉以後雖然戰亂頻繁，經濟雕敝，但最高統治集團使用的帳卻倍加奢華。如後趙統治者石虎，禦床上所張的帳真是窮極奢侈。據《鄴中記》，他用的帳四時不同：冬月施熟錦流蘇鬥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青綈光錦，或用緋綈登高文錦，或紫綈大小錦。絮以房子綿百二十斤，白縑裏，名曰復帳。帳四角安純金銀鑿鏤香爐，以石墨燒集和名香。帳頂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織成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上十二香囊，彩色亦同。春秋但錦帳，裏以五色縑為夾帳。夏用紗羅，或綦文丹羅，或紫文縠為帳。偏安江左的東晉最高統治階層，也是同樣奢華，據《晉書桓玄傳》，桓玄曾小會於西堂，設伎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為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由以上資料看來，帳一直是那時室內的主要陳設。但是隨著時光的流逝，王朝的傾覆，那些奢美的華帳早已無跡可尋，要想復原那時室內陳設的原貌，就只有靠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資料了。

有關帳的文物資料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圖像，主要是描繪當時人們生活起居的墓室壁畫、畫像石或畫像磚。以南北朝時的資料為例，當時墓葬的主室象征著墓內死者生前的居室，面對墓門的正壁上就繪出表現這位墓主人端坐於廳堂的畫像，常常是居中放一張床，墓主人憑幾正坐床上，床的側後安設屏扆，床上張帳。視墓內死者身份不同，畫出的帳也不同。河北磁縣東槐樹村北齊武平七年(575年)下葬的高潤墓，死者生前是馮翊王，墓內正壁繪有寬約6米的大幅壁畫，居中就是一具寬敞的平頂方帳，帳頂周緣飾有山華蕉葉花飾，墓主人端坐在帳內床上，帳兩側侍立著手執扇、蓋等的儀衛侍從。在同一時期的石窟中，也常可以看到有關帳的雕刻或繪畫，有些佛龕也雕成裝飾華麗的帳形，頂設山華蕉葉，角飾龍首銜垂流蘇。

另一類有關帳的文物資料，就是金屬的帳，通常也叫帳構。原來張帳必須有帳架，支撐帳架的主柱安置在床的四角，然後貼地和沿柱頂聯以橫枋，形成主要的方形框架，上面再安設支撐帳頂的枋架。為了使帳架牢固，並且增加美觀，在枋柱結合的地方常常要加上金屬的構件，時代較早的用青銅制品，以後出現了鐵制的，這就是帳構。木質的帳架和絲織的帳都很容易朽毀，而金屬的帳構則較容易保存下來，從而使我們可以結合圖像較準確地復原古帳的原貌。青銅的帳構至少在東周時期已經使用了，據《西京雜記》說西漢時期廣川王去疾好盜發前代冢墓，在發魏哀王冢時，在一室內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一具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塵埃朏朏甚高，似是衣服。這可以算是發現東周銅帳構最早的例子。近年來在河北、山東等地的大型戰國墓裏，確實獲得過成組合的青銅帳構。例如從河北平山縣中山王陵區第6號墓的西庫裏，就發現有髹黑漆的木帳桿和銅構，帳桿多成朽灰，而銅帳構保存完好。

發掘出土的銅帳構中，比較完整而又可以復原的兩套，是在河北滿城發現的西漢銅構，都是在中山靖王劉勝墓的前堂中獲得的。設置在前堂中部的一套，有鍍金銅構零件102件，可以裝配成14類構件，經復原是一具四阿頂的長方形帳(圖1)。復原後帳的橫長大約有2.5米左右，進深在1.5米左右，其下正好容一張大床。雖然完整的漢代大床還沒有發現過，但從信陽楚墓中獲得過相當完整的戰國時代木床，它橫長2.18米，寬1.39米，面積超過3平方米。西漢王室所用的木床，不會比信陽楚墓的床小，或許還會稍大些，那就大致和劉勝墓的帳架尺寸相符了。在前堂南部的另一套銅帳構，比前一套粗壯，在許多構件上刻有甲、乙、丙、丁、子、醜、寅、卯、一、二、三、四等字樣，大約是為了便於裝配組合而刻的記號。經復原以後，知道它是一具四角攢尖頂的方帳。這種華美的大型帳，是當時皇室貴族享用的奢侈品，張設起來像一間小型的帷屋，它主要是用來陳設在寬闊的廳堂裏，但也可以在宮苑的庭院中露天張設。這類大型帳的圖像，在河南密縣打虎亭2號漢墓的壁畫裏可以看到，它被繪在一幅表現豪華的宴飲百戲畫面的主要位置上。有關帷帳的記述，也見於漢墓出土簡牘中，如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墓所出《從器誌》中記有張帷柱及丁一囊。這種大型的帳，後來在魏晉南北朝時仍然沿用，也多是王室勛貴的用品。前面講過的北齊馮翊王高潤墓壁畫，畫的就是這類大帳，只是頂部結構不同，帳頂緣飾也已采用南北朝流行的山華蕉葉了。

一般官員或平民使用的帳規模較小，也就是鬥帳，形似覆鬥，常作盝頂或四角攢尖頂。這種類型的帳構，在洛陽澗河西岸的一座大型磚室墓裏獲得過一組鐵質實物。全組共9件，其中一件刻有正始八年八月銘文，說明這是曹魏時的制品。這組帳構系由垂直或斜交的圓鐵柱構成，每節鐵柱各長16厘米，直徑4厘米，柱端都有可供帳桿插入的圓銎，這和前述的剖面方形的戰國或西漢的銅構有較大的區別。其中四件是由互相垂直的三柱構成，它們是用於帳底四角的。另四件除了三向垂直的三柱外，圖2

再向上斜伸一柱，與相對的垂柱形成109度角，它們是用於帳頂四角的。最後一件由下斜的四柱聚成尖頂，頂下中央鑲一鐵餅，用在全帳頂端。經復原以後，可以看出是一具四角攢尖的鬥帳構(圖2)。同樣類型的銅帳構，在河南鞏縣曹魏窖穴內、南京通濟門外的南朝墓中和遼寧朝陽袁臺子東晉壁畫墓中發現過。鞏縣窖穴中的銅帳構，只存4件，與洛陽出土的鐵帳構相同。南京通濟門外發現的也只有5件，銅柱的直徑4.3厘米，其中4件是用於帳頂四角的，另一件是用於頂端的。值得註意的是所有5件銅柱交角向帳內的裏側，全飾有造型優美的圓形蓮花圖案鏤雕裝飾。袁臺子東晉墓出土的一組鎏金銅帳構，原安裝在一頂平頂小帳的上端四角，它張設於墓內前室之中，帳內放有滿置食器的漆案，因此與前述的四角攢尖頂的鬥帳有所不同。而四角攢尖頂的鬥帳在魏晉南北朝時相當流行，墓室壁畫中常可以看到它的形象。圖3

例如東晉永和十三年(即升平元年，357年)下葬的冬壽墓裏，有冬壽夫婦二人分別坐在帳中的畫像，都是方形攢尖頂的獨坐鬥帳。帳門中開，掀起的帳分向左右兩側縛在帳柱上，用朱絳系結。在帳頂端飾有大朵仰蓮，四角也都安有蓮花並垂飾羽葆流蘇(圖3)。兩帳不同處，僅是冬壽坐帳角上飾含苞未放的蓮蕾，而冬壽夫人的坐帳角上飾已開放的蓮花，同時她的坐帳外表在素白的地子上滿繪朱紅紋飾，纖巧美觀，可能模擬著漂亮的錦綺等絲織品。遼陽上王家村晉墓右壁也有墓中主人坐在帳中，旁有侍立小吏的畫像，所坐的帳也是攢尖頂的鬥帳，帳色朱紅，其坐床後側的屏也是朱紅色的。綜觀全帳，其形制和冬壽墓壁畫接近，頂端亦飾大蓮花，帳角置金龍，龍口銜著下垂的流蘇(圖4)。這些例子，與前引文獻所講石虎、桓玄所用帳相符，同時也說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帳上流行的裝飾，是蓮花、金龍和流蘇。至於一般人使用的帳，規模更小，是簡樸的鬥帳，鄧縣彩色畫像磚墓中有一磚上是老萊子娛親圖，兩位老人就坐在張有鬥帳的床上(圖5)。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大致看出古代的帳有以下特點：首先，帳是從屬於床(或榻)的，由於床(榻)的平面形狀一般是長方形的，用時又多橫陳於室中，這就決定了帳的平面一般也是長方形的，帳門開在床前側橫長邊方位，可以從中間分挑向兩邊，然後縛系在兩側的帳柱上。有的床(或榻)平面是方形的，所張的帳自然也是方帳。其次，帳需用帳架支張，通常是用木架，有的在木架交接處加施金屬帳構，帳架主要靠床四角豎起的四根支柱支撐。至於各種帳形制方面的區別，除了規模大小不同外，主要表現在頂部的結構方面，較大的帳多作四阿頂、盝頂或平頂，較小的帳一般是四角攢尖頂，也有的是盝頂。最後，在階級社會中，帳和其他用具一樣，體現出森嚴的等級制度，華麗的錦帳不是一般人可以自由張用的，晉朝即明令規定錦帳為禁物(《太平覽禦》卷699引《晉令》)，六朝時仍如此，據《宋書禮誌》，錦帳與織成衣帽、純金銀器等皆為禁物，連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的官員，都不得使用。六品以下官員，連絳帳也不得張設。至於騎士卒百工人，因身份低賤，因而不得施帳。對於王公官員使用的帳構，也有限制，劉宋孝建元年(454年)就曾規定諸王子所用帳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在那時期，官員們也很註意，唯恐在器用方面僭越而受罰，例如曹操當時就恐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帛帳，從婢十人而已(《藝文類聚》卷69引《傅子》)。

隋唐以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建築技術的進步，中外文化的交流等等，室內陳設有了新的變化，開始出現桌、椅等新式家具，床逐漸失掉了原來的多種功能，降為只是供人寢臥的家具。從屬於它的帳，也同樣從殿堂衙署等處消失，退而變為只是臥室內的用具了。直到現代新式臥床普遍使用之前，明清的舊式木床上還是懸掛帳子的。小說《紅樓夢》中賈母看到薛寶釵房中的陳設後，讓鴛鴦給她更換帳子的故事，正是當時官僚家庭中床上懸帳的寫照。

(1980)

附記:《帳和帳構》一文在《文物》1980年第4期發表後，周一良先生曾在《文物》1980年第8期發表了《關於帳構》一文，指出了許多《帳和帳構》一文中沒有述及的問題，原想補入文中，但因出自老師之作，學生不敢掠美，請讀者參看《文物》1980年第8期周先生的文章。

胡床

公元211年，曹操西征，大軍自潼關北渡，突遭馬超襲擊。據《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註引《曹瞞傳》所記當時的情況是：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可見曹操在指揮軍隊渡河時，是坐在胡床上的。

提到胡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籍中，常常可以見到將帥在戰爭中使用這種家具的記載。有時主將坐在胡床上指揮作戰，如前涼張重華手下大將謝艾與敵將麻秋對陣時，艾乘軺車，冠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晉書張軌傳》附《張重華傳》)最後艾軍大勝。又如梁將韋放，在公元527年與魏將費穆遭遇，當時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胄又三貫流矢。眾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梁書韋放傳》)。至於主將坐在胡床上觀察敵我軍隊情況的例子還有不少。公元477年沈攸之舉兵叛齊時，攸之乘輕軻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軍，有自驕色(《南齊書柳世隆傳》)。公元501年蕭衍軍攻至建業，其將楊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梁書楊公則傳》)。又如梁將王僧辯引軍攻長沙時，至城下，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徑趨僧辯。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沖突，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梁書王僧辯傳》)。甚至還有坐在胡床上與敵軍戰鬥的事例。蘇峻敗後，(張)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李)閎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靫箭，卻據胡床，彎弓射之，傷殺甚眾。箭盡，乃斬之(《晉書蘇峻傳》)。

由上面列舉的事例，可以看出胡床的兩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便於攜帶的輕便家具。第二，它是一種坐具，但坐的姿勢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坐法不同，不是席地或在床上那種雙足後屈的方式，而是據即踞，也就是下垂雙腿，雙足著地。至於它的名字前面冠以胡字，則因為這種家具是由西北域外傳來。後面的床字，常引起後人的誤解，把它和現代床的概念混淆起來，以為是一種專供睡眠的臥具。有些文學作品中，甚至讓匈奴的單於和閼氏一起到胡床上睡覺。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誤解，是由於對中國古代床的特點和用途不夠了解。其實在漢魏時期，床並不僅僅是用於躺下睡眠的臥具，而是室內適於坐、臥乃至辦公、授徒、會客、宴飲等多用途的家具。所以《釋名》中是這樣釋床的：人所坐、臥曰床。床，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因此，對從域外傳來的新式坐具，自然也就稱之為床了。

胡床傳入中國，大約是在東漢末年。《後漢書五行誌》說：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說明至少在東漢靈帝在位時(168189年)，胡床已出現在當時的宮廷中。前引曹操坐胡床的例子，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年)，也說明靈帝以後到曹魏時期，這種家具已日漸流行了。

胡床除用於行軍作戰時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使用範圍相當廣泛，幾乎在社會生活的各種場合都可以尋到它的蹤影，現依據有關史籍，擇要舉例於下：

用於宮廷。東漢靈帝時已如此，見前引《後漢書五行誌》。到南北朝時期，北方宮廷中更常用胡床，如公元534年，東魏孝靜帝使舍人溫子升草敕致高歡，子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床，拔劍作色。子升乃為敕曰(《北齊書神武紀》)。南方宮廷中使用胡床，還有一則比較特殊的事例：侯景篡梁以後，在宮中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腳坐(《梁書侯景傳》)。

用於家居。因胡床便於移動安設，常常用作庭院中隨意安放的坐具。如《北堂書鈔》引《郭子》：謝萬嘗詣王恬，既至，坐少時，恬便入內，沐頭散發而出，既不復坐，乃踞坐於胡床，在於中庭曬頭，神色傲上了無慚怍相對，於是而還。《南齊書張岱傳》記岱兄鏡曾與顏延之為鄰，(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

胡床又可用於室內或樓上。如《晉書庾亮傳》記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又據《語林》，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床，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藝文類聚》卷44，中華書局1965年)。

用於行路。途中可隨意陳放坐息，或步行攜帶，或置車、船中。步行攜胡床見《南齊書劉傳》，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船上攜胡床，見《南齊書荀伯玉傳》，(張)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鹹疑是太子。隨車攜胡床，見《世說新語任誕篇》，王徽之路遇桓伊，請其吹笛，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用於狩獵、競射等活動中。狩獵活動中用胡床的例子，見《三國誌魏書蘇則傳》，魏文帝行獵時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競射活動中用胡床的例子，突出的是王濟與王愷較射賭八百裏的故事。見《世說新語汰侈》：王君夫有牛，名八百裏，常瑩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卻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便去。

上述的例子，都講的是男子使用胡床的事例，下面再引兩則婦女使用胡床的事例。《隋書爾朱敞傳》記他出逃後，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媼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湣之，藏於復壁。同書《鄭善果母傳》：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

由以上列舉諸例，一方面可以看到當時胡床這種輕便的家具，日常使用得相當普遍，男女均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僅是一種臨時隨便陳設的坐具，它不同於床是當時正式的坐具，也不能代替床的功能。

這種輕便的坐具，不用時還可以隨手掛在屋壁或柱子上。如曹魏時裴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掛柱(《三國誌魏書裴潛傳》註引《魏略》)。又如北齊武成皇後胡氏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掛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禦也(《北史後妃傳》)。

關於胡床的具體形象，在古代文獻中也有記錄。梁庾肩吾有《詠胡床應教》詩：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館下，淹留奉盛明。其中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二句，正道出了胡床的形體特點，說明它與一般四足直立的床不同，胡床的足必須交叉斜置時床體才能平穩。這種交叉的斜足，構成胡床形體的主要特點。也正是根據這一點，胡床在隋代以後改名為交床。貞觀四年(630年)，唐太宗曾講過：隋煬帝性好猜防，去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貞觀政要》卷6)宋程大昌在《演繁露》中也說到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隋以讖有胡，改名交床。對此，胡三省進行了較詳盡的註釋：交床以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圖1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絳，使之而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資治通鑒》卷242胡三省註)如果胡三省的說法可靠，就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古代的胡床實際就是今天還使用的輕便折疊凳，也就是北京俗稱的馬紮兒。由於缺乏古代的物證，上述論斷是否正確尚難判定，以致長期以來人們對胡床的具體形象仍不夠清楚。

近年來的考古新發現中，雖然還沒有找到胡床的實物標本，但是已獲得了一些有關它的形象資料，從而使人們得以窺知它的廬山真貌。

1973年在陜西三原縣發掘了唐淮安靖王李壽(神通)的墓葬，墓內石槨表裏均雕有精美的圖像。石槨內壁均為線雕，內容為樂舞和侍從，其中有一幅刻上中下三列共十八名穿長裙的女侍，手中各捧席、案、憑幾及扇、麈尾等用具，在第三列左側第二名女侍手上，捧著一張胡床(圖1)。畫面上正好刻畫出胡床側面的正視圖，可以看清床面和其下交叉的床足，還可看清足端前後施橫木的頂端，以及床面向下微垂的繩絳，兩端還裝飾短短的流蘇。在另一幅女侍的線雕圖中，也有一個捧胡床的形象，胡床的形制是相同的。

李壽墓的發現，啟發我們辨認清楚了一件時代較李壽墓更早的考古資料。1974年河北磁縣東陳村發掘過東魏的趙胡仁墓，其下葬年代是武定五年(547年)。墓中出土的女侍俑中，有九件手持各種什物，其中一件原報告稱右臂挾一幾案類物。現在據李壽墓的線雕的側視胡床仔細觀察，能夠認出那原來是一張斂折起來的胡床，床面向前，交關的足折平，挾在臂下時一組在上面，一組在下側，足端的橫木露在臂後(圖2)。這件標本，正體現了胡床斂之可挾的方便之處。

除以上兩例外，在敦煌莫高窟第420窟的隋代商人遇盜壁畫中，還可以看到使用胡床的更生動的圖像。這幅畫繪在窟頂南部，畫面左側叢山中，坐有一個身擐甲胄、手按長刀的武士。

其後環衛著另一些披甲的武士，坐者似為首領，他所坐的正是一張胡床，斜向交叉的床足和上撐的床面，都畫得很清楚(圖3）。從這一圖像，可以看到古人踞(據)坐於胡床，即垂腿雙足著地坐法的真實情景；也自然會聯想起前面引述過的在戰場上使用胡床的事例來。

上面引述的三例文物，把斂之可挾放之可坐的古代胡床，形象地展現在我們面前；結合有關的文獻資料，總該能清除多年來對它的誤解了。

最後還應簡單提一下，胡床這種坐具，大約是首先在西亞北非的古代文明中出現的，在古代埃及和羅馬，這類家具已很流行。例如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所藏埃及第十二至十八王朝的家具中，就有這類折疊凳（穆斯塔法埃爾埃米爾《埃及考古學》，科學出版社1959）。後來經由著名的絲綢之路傳來我國。至於它源出於何處，又如何傳來中國，還有待治中西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專家來回答。(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