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拜天。這一天要祈禱4次。從辛苦的農活中解脫出來，大家把去教堂“唱歌”，當成一周一次的例行聚會。

臨近中午一點，村民陸續集中。他們多是一副休閑的裝扮，穿著拖鞋，背著黑紅條紋的民族背包，女人用綁帶背著孩子，老年婦女喜歡戴著改良的“紅軍帽”，灰色或者藍色——這是當年紅軍長征穿越此地留下的印記。還有2個中年男子穿著警服。我發現很多村人喜歡穿這種仿造的老款警服，不知道是否為了給禮拜日增添一絲威嚴感？

布道臺前的閉路電視，放著制作成MTV的贊美詩，加入了新潮的電子音樂伴奏。老姆登村的村長老蘭寶，打著拍子、很內行的對我說，“這是小三和弦。”

小黑板上，用傈僳語寫著今天贊美詩的指揮者和《聖經》講解員的名字，講解員由禮拜長或者精通《聖經》的村民擔任，有資格擔任的村民，至少初中畢業，或者在教會學校高中畢業。

教堂一共26排。一排可以坐20個人。女人坐左邊，男人坐右邊。大家有說有笑，打著招呼。各家的狗也在長椅下穿梭。此刻，教堂儼然成了村裏人的社交中心。

1點鐘，一個穿白色襯衣、領子發黑的消瘦男子，走上講臺。“102頁”，白襯衣用短促的漢語說了兩遍。教堂安靜下來。

第一首贊美詩，穿透了一片悉悉索索翻書的聲音，就在這間空蕩的房間驟然響起，毫無征兆擊中了聽者。男人的沙啞低聲部，年輕女子高亢的的高聲部，還有老年人含混不清的囈語，起初從各個角落蔓延、尋找、匯合，這些顯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聲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奇特的音質。我仿佛置身一個真空世界。

紀錄片《廢城》中，我第一次被這天籟之音震撼：《哈利路亞》的混聲大合唱，從這些沒有受過正式音樂訓練的怒族婦女口中唱出，沖破雨霧，在怒江上空激蕩。《廢城》導演趙大勇告訴我：“我把鏡頭長時間聚焦在她們的臉上，試圖讀懂歌聲背後隱藏著什麽？是苦難，還是虔誠？宗教對於她們究竟意味著什麽？”

1點10分，女人已經坐到了第10排，而男人只有5排。郁伍林在家睡覺。郁伍林的妻子抱著小女兒坐在後面，每次聽到贊美詩，女兒就會睡著。

“尤納”李繼才走上講臺。他脫掉了昨晚的紅夾克，穿著一件藍襯衣，怒族人特有的油亮卷曲的黑發梳得很整齊。他一只胳膊撐在桌子上，手托著腮，目光炯炯地看著臺下的聽眾，氣質不像農民倒像“百家講壇”的教授。

54歲的他對《聖經》的解釋和現實結合得很好，“我們每個人都會犯錯誤，誰會沒有錯誤呢？即使是剛出生的嬰兒，餓了也會咬痛媽媽的乳頭。所以，誰能說自己純潔如水呢。”說的是怒語，聽眾會心地點頭。

後來，李繼才告訴我，除了在神學院的短暫學習經歷，主要靠自學，他經常看書報雜誌，留意身邊的事情，希望在生活中找到更多的“心靈雞湯”。他習慣帶著謙卑的笑容說，“我們實在沒有什麽可抱怨的，一切都是神的眷顧。”

又輪到了白襯衣指揮領唱，他的節奏感差一些，手勢很生硬，好像拿著一把菜刀在空中亂劈。“122頁”，他說。這時教堂後面傳來小孩的哭聲。

白襯衣叫齊李。本來上午和晚上的指揮是約翰娜和瑪塔，下午輪到“小牛爸”，60歲的“小牛爸”突然頭疼，臨時換成了齊李。他很興奮，也有點緊張。人選都由村長老提前安排，村民輪流擔任。李繼才說，這樣大家可以共同提高。

一個年輕女村民的歌聲引起了我的註意，她的歌聲是整個教堂裏最響亮的。她梳著馬尾，穿著一件藍色的套頭衫，懷裏還抱著一個頂多兩歲的已經熟睡的孩子。女子擼起袖管的結實右臂上，刺著兩個模糊的漢字。她的嗓音非常像藏族歌手才旦卓瑪，清澈，富有穿透力，而且毫無保留，高音要唱到脖子青筋凸起。一遍一遍，懷裏的孩子隨著節奏在搖晃。

禮拜結束，“才旦卓瑪”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我回到客棧，重看視頻回放，驚訝於這個女子的漂亮嗓音，決定找到她。村裏人告訴我，她叫楊花妹，和郁伍林的妻子同一年從外村嫁過來，已經是兩個女兒的媽媽。

楊花妹人很靦腆，和唱歌時的揮灑自如反差強烈。她正在玉米地裏拔草，被這堆幹不完的農活弄得心煩意亂。右臂上刺的是她的漢語名字“小花”。他的丈夫在一旁無所事事，卻笑著說，她並不真的懂那些歌曲的意義，只是瞎唱，楊花妹也不著急反駁，只是不好意思地說，1000多首贊美歌，她會唱800多首。“我喜歡唱。歌唱的時候，一切煩惱都消失了。”

她的家庭一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時間都要消耗在無休止的農活中，丈夫想當拖拉機駕駛，考了證但是沒錢買車，又想學家電維修，也是沒有本錢。“唱歌”成了楊花妹單調的鄉村生活中的一種調劑，教義倒不是關心的首要。楊花妹小的時候，父母就這樣唱，她從沒有想到這是什麽宗教。對於一些村民來說，“唱歌”成了生活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