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回顧自己的工作和其被接受程度時，我最大的反應就是驚訝。如果35年前或者40年前，有人告訴我，這個工作將會帶來如此大的影響，我完全不會相信。我和同事做過的工作已經改變了各種各樣的公司，下文我會提到一些公司。我的工作完全顛覆了咨詢領域。它將心理療法敞開面對公眾監督和研究調查，並使高度主觀的現象得以進行實證研究。在某種程度上，它還給教育方法帶來了改變。它是改變工業（甚至是軍隊）領導力概念、社工實踐概念、護理實踐概念以及宗教工作概念的因素之一。它推動了會心小組運動中的一股重要浪潮。至少在某些地方，它還影響了哲學學科。它開始影響人種間和文化間的關系，它甚至還影響了神學和哲學的學生。

據我所知，我的工作改變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向和目標，這些人身居法國、比利時、荷蘭、挪威、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國家；在美國以外的12個國家，可以找到我的作品的譯本；如果有人想讀到我所有的作品，那麽他可以在日本買到。我看著這個長長清單的時候，被徹底震驚了。

假設性的解釋

為什麽我的工作有如此普遍的影響？我肯定不會將此歸因於自己的特殊基因，也不會歸因於我的眼光遠大。我將所有的功勞歸於我的年輕同事們多年來對我的想法和工作的擴展和深化，但是即使他們的努力也不足以引起這麽深遠的影響。在我提過的很多領域中，除了寫文章，我和同事都沒有在其中工作過，或者某種程度地參與過。

對我來說，當我嘗試理解這種現象時，我還沒意識到我已經表達了一個觀點，這個觀點就流行起來了。就好像一個非常平靜的池塘，一塊鵝卵石就激起了波浪，波浪越傳越遠，以至於你都不相信是一塊鵝卵石造成這麽大的動靜。或者用化學來比喻，就像溶液已經過飽和，那麽一塊非常小的晶體就能帶出大量的晶體析出。

我的那個觀點是什麽？或者說那塊鵝卵石、那個小晶體是什麽？這是一個逐漸形成和驗證的假設，假設認為個體的內在存在大量的資源用於自我認知，改變自我概念、態度以及自我導向行為——只有提供清晰

的氛圍，促進心理上的態度，這種資源才能被發掘出來。這個假設既新穎，在某種程度上也如此古老，但絕非純理論。它是腳踏實地，一步步走出來的理論。

首先，我從艱難和挫敗的經歷中學到，僅僅理解性的傾聽（listen understanding）來訪者，並嘗試傳遞這種理解，就可以給個體治療帶來強有力的改變。

其次，我和同事們意識到，在各種復雜的迷霧中，這種移情性的傾聽（empathic listening）提供了一個通向人類心智運行的最清楚的窗口。

第三，我們只對我們的觀察進行最低程度的推斷，形成可驗證的假設。我們可能也進行過高層次的推斷，來開發抽象的、不可驗證的、高層次的理論，不過我們認為，自己接地氣的農業背景讓我打消了這個念頭。（弗洛伊德派的思想者會選擇後者，以我的推斷，這就是他們的療法與來訪者中心療法之間最根本的不同。）

第四，在驗證我們的假設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關於人類和人類關系的研究結果。當新的發現產生，這些結果和理論就一直在更新，而且這種更新一直持續到今天。

第五，因為我們的發現以涉及釋放人們自我改變能力的方法為基礎，這些方法中，關系可以促進或毀滅這種自我導向式的改變。所以，這些發現有非常廣泛的應用。

第六，人們、人們行為的改變，以及不同質量的人際關系的影響等各種情況，幾乎存在於人類每種活動中。因此，有人開始意識到，這種療法可驗證的假設可能有最廣泛的應用，或者重新驗證、重新規劃它，以用於無限種社會生活中。

這就是我想解釋清楚，這個震撼的、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擴散的想法，其實是以非常簡單的問題開始：我可以小心觀察和評估我與來訪者的經歷，來學著更加有效地幫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個人悲痛、自我防禦、破壞性的人際關系等問題嗎？誰能想到，這個試驗性和探索性的答案會流傳至今？

心理學的矛盾

你可能註意到，我列出工作的影響領域有所遺漏。我沒有說，我和同事的工作影響了學院派心理學，或者說科學心理學。這並不是因為我的疏忽。我相信，比較精確的說法是，我們在學術心理學、講堂上、教材上或者實驗室中，有一些小影響。這些地方只是簡略地提到我的思想、我的理論或者我的療法。但是，總體來說，我認為我是學院派心理學家中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我不太適合學院派心理學。我現在越來越同意這種評估。讓我細細道來。

我相信，科學心理學和專業心理學對我和我的工作感到矛盾。我被看成——大部分根據傳聞——無主見的、不科學的、狂熱的、對學生太寬容、對短暫的東西有奇怪和令人苦惱的熱情（比如自我、治療態度和會心小組）。我中傷了學術界最神聖的奧秘——專業課程和整個評估系統——從基礎課程的評分到博士學位的頒發。我最多被大部分的心理學教科書的作者在某一段中寫為一名技術開發者——非指導性技術（the“non directive technique”）。我肯定不是心理學學術界的一分子。

然而，矛盾的另外一邊更加引人註目。整個心理學界，科學的和專業的，一起賦予我榮譽稱號——我認為，這比我應該得到的榮譽多得多。令我驚奇的是，我被授予前三大科學貢獻獎之一，是在1956年，當時我比現在更加有爭議。我被選為美國應用心理學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pplied Psychology）主席。我還被任命或者選舉為一些重要委員會和部門的主席，這些榮譽經常觸動我。然而，獲得科學貢獻獎以及隨之而來的褒揚，給我帶來的情緒影響是我從來沒有過的。當我被選為某部門的領導時，可能部分源於我的野心，因為我一心想在職業中走在前面。但是，這個獎項對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我收到的最“純粹的”贊譽。數年來，我一直努力將看起來沒有其他人關心的領域具體化。我前進的動力並不是獲得獎勵的野心或者希望。實證研究本身，不止是想向人證明一些東西——當然不是科學的目標。但是在工作的基礎階段——仔細觀察、記錄下的訪談、對假設的直覺、對原始理論的發展——我最像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就像我曾經希望的那樣。但是我以為，顯然易見的是，只有我和同事們是唯一知道和關心此事的。所以，當我在1956年APA大會上被召喚來領取第一個心理學科學貢獻獎（獲獎的還有科勒和斯賓塞）時，我哽咽了，眼淚流了出來。這是一個生動的證明，證明我不僅讓心理學家感到為難，他們也在某種程度上為我驕傲。對我來說，這比任何其他隨後獎項都更有個人意義，包括去年獲得的第一個職業貢獻獎。

我特別喜歡去年獲得的榮譽，特別是非常坦白的表述，說我是這個行業中“討厭的人”——只是現在這句話把我提高到了“值得尊敬的討厭的人”。我喜歡這種矛盾的表達。

兩場鬥爭

回顧這些年，我發現我曾參與了行業中非常重要的兩場鬥爭。

與精神病學的鬥爭

第一場鬥爭與很多精神病學專業的成員的決定有關。他們認為不應該允許心理學家進行心理療法，也不能擔任“精神衛生”（mental health）工作的行政職責，特別是當工作中涉及精神病醫師時。我在紐約的羅切斯特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敵對。當時我們非常成功的兒童研究中心（一個社會機構的分支）在1939年重組為新的、獨立的羅切斯特指導中心。一場精力充沛的戰鬥，部分在臺面上，部分在臺下進行。他們想撤掉我的主管職位，並用一名精神病醫師代替。我的工作質量好像沒有什麽可質疑的，所以爭論只是基於心理學家不能領導一個精神衛生機構——僅僅是“不恰當”。雖然數年來，兒童研究中心用兼職的方式雇傭過精神病醫師，現在，精神病醫師下決心再也不讓心理學家有權力雇傭他們。我無法指出任何重要的先例，也不能尋求任何行業團體的幫助。這是一場孤軍奮戰。我非常感激董事會，雖然他們大多數是非專業人士。他們最終決定站在我這邊。這對我來說，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戰爭，因為這件事我做得很好而且我非常想繼續做下去。

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平靜地度過五年後，於1945年來到芝加哥大學。在這裏，這場戰爭重新開始，甚至更加激烈。沒有一任精神病學院院長想與非傳統的、無經驗的咨詢中心合作。最後，一任院長要求大學管理層關閉咨詢中心，因為咨詢中心的成員無照行醫（即實用心理治療）。我們還是沒有獲得任何支持，無論是從APA，還是從其他任何心理學組織。我用所有能找到的證據予以猛烈的反擊。我又一次充滿感激，這一次感謝大學校長，因為他的公平考量，以及建議精神病學院放棄他們的要求。他們也照做了。這是我參與的公開與精神病醫師的兩次戰鬥。大部分時間，我采取兩種戰略。一方面，我努力在大家共同的目標下調和這兩個行業。另一方面，我也嘗試快速往前追擊。目前，心理學家在此領域的執業權利無人能挑戰。在這個領域中，心理學家在研究中表現卓越，而且在實操和理論研究中也完全相當。

當被推向角落，就像在上面這兩種情況下，我可以用盡力氣拼搏，就像在六個孩子家庭中長大的孩子一樣。只知道我的觀點和我溫柔一面的人，都被我在全力以赴戰鬥狀態下的態度和行為嚇到了。我應該為了警告，樹起一塊早期殖民地的牌子，上面畫一條響尾蛇，寫上座右銘：“不要踐踏我！”

1957年我來到威斯康星大學。我很高興地說，在那裏，這些鬥爭最終以我組織的心理學與精神病學的聯合會談愉快結束。實際上，我發起成立了心理學家和精神病醫師的小組，他們漸漸地平息了在這個州讓兩個行業決裂的初期的官司和立法之戰。

與行為主義心理學的鬥爭

我職業生涯中另外一場鬥爭，是在關於人類的研究中站在人本主義療法的立場上。1956年的“羅傑斯—斯金納討論”是心理學界最值得重印的作品之一。對我來說，在任何深度上試圖回顧這種持續存在的不同，都是很可笑的。我會簡單扼要地陳述我回顧這些年的看法。

為了避免誤解，讓我先說明，我很同意這種觀點：操作性條件作用理論的發展和實現是一項富有創造性的成就。在促進某些種類的學習中，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工具。我沒有否認這個理論所做的貢獻。但是，這也不是我們觀點分歧的基礎。

我還想說明，我對斯金納抱有很大的個人尊敬。他是一個誠實的人，希望根據自己的想法引導出符合邏輯的推論。因此，雖然我們存在巨大差異，但卻絲毫沒有降低我對他的尊重。我被幾家期刊邀請對《超越自由與尊嚴》（BeyondFreedomandDignity）（Skinner，1971）一書做出回應，我婉言拒絕了，因為我覺得作者有權利堅持自己的觀點。我對斯金納比較失望的一方面是他拒絕將我們在明尼蘇達大學進行的長達九個小時的對質內容發表。這些內容全部被錄音，而且是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的最深層的探討。參加此次對質會的其他成員都理解，錄音帶、文字記錄都是可以發表的。會議結束後，斯金納拒絕批準發表。我感覺，整個行業都被欺騙了。

我慢慢發覺，行為主義和人本主義取向的根本不同在於哲學的選擇。這種選擇問題可以討論，但是沒有辦法用證據來解決。如果某人在數年前接受了斯金納的觀點——而且我相信現在依然持有這種觀點——那麽環境會是此人行為的唯一影響因素，然而這又是牢不可破的因果關系。我和斯金納做的所有工作，僅僅是在我們自己的條件作用下必然產生的結果。就如他指出的，人們被迫做出行動，但是表現得又好像是自由選擇式的行動。就如同約翰·卡爾文（John Calvin）早期推斷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結果，大學就像一個巨大的時鐘，在某一刻上緊發條，此後便上了鎖，無法改變。因此，我們的決定、選擇和價值觀等想法，全部是幻覺。斯金納發表著作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想表達自己的觀點，或者指出自己重視的社會性質，而僅僅因為他在條件作用下需要在紙上做出評論。令我驚奇的是，他在書中寫了我們共同參與的一場會議內容。

我所持有的治療和團體的經驗，讓我不能否認人們具有自主選擇這一事實和其重要作用。對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人類是自己的建築師。我已經給出了證據來證明，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的程度可能是預測一個人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對我來說，人本取向是最可行的取向。然而，對於每個人來說，他會選擇與他性格最一致的道路——行為取向或者人本取向。

個體選擇不同的道路並不等於說選擇任何一條路都一樣。比如，選擇了人本哲學，就意味著選擇了不同的研究主題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時選擇這種取向也意味著認為社會改變是基於人類改變的欲望和潛力，而不是基於條件作用。它通向民主的政治哲學，而不是精英的管理。所以，個人的選擇確實會影響其選擇的結果。

對我來說，一個技術取向的社會，傾心於行為主義取向，這一點非常符合邏輯。同樣地，學術心理學——他們堅信“智力是一切”——更喜歡行為主義取向。如果大學的心理學家接受了後者的取向，他就會承認，作為一個主觀的客體，他參與到自己的研究客體的選擇、對數據的評估、與學生的關系中以及專業工作中。這種情況下，“客觀”的舒適的庇護衣必然會被脫下，呈現出一個易受影響的、不完整的、主觀的個體，同時理智地和情感地、主觀地和客觀地，徹底地投入其所有的活動中。可以理解，這聽起來太具威脅性。

簡單地說，這兩個悖論的對抗是真正的分歧。如果極端的行為主義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人類做的所有事情本質上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他只是無縫因果鏈條上的一個原子。另一方面，如果徹底的人本主義學者的觀點是正確的，那麽個體的選擇參與進來，這個主觀的選擇會對因果鏈條產生影響。那麽，基於堅韌不破的因果關系的科學研究，必須從根本上修正。我，還有其他人，都一直努力偏袒性地解釋這個悖論——“自由和承諾”（Freedom and Commitment）（Rogers，1964）這篇文章就是我做的努力——但是我相信，我們必須等待未來給這些悖論一個完整的解釋。

坦白地說，我相信，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本主義觀點會占據優先地位。我也相信，美國人，作為一個民族，開始拒絕技術對我們生活的占領。我們的文化，越來越依靠與自然的鬥爭以及對人類的控制，這種文化處於衰退之中。而在這衰敗中應運而生的是一種新個體，有高度的自我意識，是自我指導的、內心世界的探索者，可能比外部世界和太空探索更多，對機構的一致性和權威的教條嗤之以鼻。他不相信自己的行為是被塑造出的，也不相信可以塑造別人的行為。他肯定是個人本主義者，而非技術者。依我的判斷，他有很強的生命力。

然而，我的這個信念存在一種例外。如果我們允許一人掌權，或者軍隊接管政府——很顯然，我們一直很接近這種情況——那麽就會發生另外一種情景。一個政府—軍隊—警察—工業復合體會很樂意在軍隊和工業競爭中使用科學技術，以及心理技術，來控制人們的行為。我並不誇張地說，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因為強調個體獨一無二的本質的自由和尊嚴，以及自我決定的能力，會被這樣的政府首先禁止。

這個話題就談到這裏。我已經扯到未來了。我還是繼續回顧，談一些不那麽嚴肅的問題。

兩個困惑

有兩種彼此迥異的話題困擾我：一個比較次要，另外一個是更深層次的擔憂。

關於理論

到1950年，我越來越困惑，我的想法是否能形成一個連貫的理論形式。就在此時，西格蒙德·科赫（SigmundKoch）邀請我參與他不朽的文集《心理學：一項科學研究》（Psychology：A Study of a Science，1959—1963）。這剛剛好是我需要的小小的動力，接下來的三四年中，我在這個理論構想上的努力，比我之前寫任何東西付出的努力都要多。我估計，這是當時關於人格和行為變化的最嚴格陳述的理論。一位有數學背景的年輕的心理學家最近跟我說：“此理論如此精確，我可以翻譯成數學術語。”我必須承認，我和他的想法差不多。

這個理論會出現在科赫的系列文集中，我當時非常高興。因為我當時很肯定，這些文集會被後來的研究生和心理學家學習。我現在沒有精確的數據，不過我懷疑，事實上沒那麽多人使用此書。當然，我寫的那一章“以來訪者為中心結構下的治療、人格和人際關系理論”（A Theory of Therapy，Personality，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是我寫過的作品中最被忽視的一篇。這一點沒有特別打擊到我，因為我相信，理論常常是教條式的，但是，這足足讓我困惑了數年。

關於創造性領導力

第二個困惑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在我年輕的時候，雖然我不是一個個人崇拜者，但是鑒於我處於不被接受的邊緣，我還是仰望一些我認為的“真正的心理學家”。我記得1936年倫納德·卡邁克爾（Leonard Carmichael）來到羅切斯特大學擔任心理學系主任，我們整個隊伍和專業人員都沸騰了：按照他的要求配備了特殊實驗室，為他的學生準備了大量獎學金、優厚的薪水。我可能有些許的嫉妒，因為我的實驗室在一所社會兒童研究中心旁邊，這所中心是為了防止虐待兒童而建立的。但是我更多是充滿了羨慕和期望。我對幾個其他同事也有這樣的感覺——他們都比我受到更好的心理學訓練，在我看來，他們更聰明，而且有值得稱贊的著作和研究。這些人應該在心理學界創造出偉大的觀點，應該像傑出的化學家、物理學家或者天文學家那樣，發揮出同等力量的智力和領導力。毫無疑問，我當時選擇了那些在我們領域，未來會有傑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的領導。

但是，我次次都錯了。前文提到的卡邁克爾，後來成了一名令人尊敬的行政人員，負責機構的高層工作。我選擇的其他人也都有非常受人尊敬的職業，有些在心理學圈裏，有些在圈外。但是，他們並沒有達到年輕時候的光輝前景。由於某種原因，這一點讓我深深困擾，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已經對心理學失去了至關重要的創造興趣。為什麽？當他們年齡變大時，他們的興趣太狹窄、不容易滿足？他們缺少能指導工作的基本信念或人生觀？他們的努力與更大的社會活動不相關？他們的貢獻沒有價值了？他們開始工作主要是為了讓同事留下深刻印象，這個動機後來隨著年齡的增加降低了？他們努力支持和保衛自己早期的工作，因此阻礙了他們達到更有創造力的未知？我不知道答案。這些徹底讓我不知所措，使我選擇有創造性想法的未來領導時，更加小心翼翼。

我的學習資源

當我回顧自己思想和經驗的所有豐富源泉時——這些源泉曾經滋養和正在滋養我的職業生涯——我可以舉出幾個最重要的資源。

來訪者和小組參與者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資源是我治療中的來訪者，以及小組中的成員。訪談中和小組會議中金礦般的資料震驚了我。首先，直覺經驗吸收了口頭表述、感覺、姿勢，提供了一種復雜的學習類型，很難形容。接著，我聽取磁帶上的相互交流。這裏的順序是經驗流動裏丟失的。聲調細微的變化、半成型的句子、停頓和嘆息，也部分地丟失了。如果手稿是費力寫出來的，那麽我有一架顯微鏡，從中我可以看出，所謂的“人格改變的分子”。除了我提到的三種方法，我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麽方法，能夠將最深層次的經驗學習與最抽象的認知、理論學習結合起來。這三種方法包括：在總的基礎上依靠經驗、在實驗—認知的基礎上再次聽取這些經驗、再一次學習經驗中的每一個知識線索。就像我之前說的，這種訪談可能是通往人們陌生的內在世界和各種關系的最有價值和最透明的窗戶。我想，如果我的工作沒有從來訪者和小組參與者的深層關系學習來的東西，我會一無是處。

年輕的同事

對我來說，第二重要的激勵來源就是我與年輕人的共生關系。我不明白這種互相吸引，我只是依靠這種關系。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確實從前輩那裏學到了不少東西，有時候我甚至會從同齡的同事那裏學習。但是，最近的35年中，任何真正的專業資源都是從這些年輕人身上學習到的。我對所有的研究生、年輕的同事，以及那些教育過我，還有一直在教育我的好問的年輕聽眾，表示深深的感激。我知道，許多年來，讓我選擇幫助同齡的專業同事，或者是幫助更年輕的團隊，我都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他們看起來更不會乏味、更少自我防禦、對批評更加開放、建議更加有創造力。我從他們身上收獲得太多了。我曾開始寫下案例感謝他們，但又怕對數百位年輕人不公平。在我們的關系中，這些年輕人無私地將他們的思想和情感貢獻出來，這些關系點燃了我的創造力。他們讓我激動過，我也讓他們激動過。我希望，這是一個公平的互換，雖然我感覺我所獲得的遠遠多於我所付出的。對那些歲數漸漸變大，但是卻沒有被年輕的想法、年輕的生活方式激勵的人，我深表遺憾。

學術閱讀

在最後，我會講到常常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學習資源——文章。我擔心，閱讀對支持我的觀點很重要。我意識到我不是一名學者，不是從別人的作品中獲得自己的想法。然而，有時一本書不僅證實了我的探索性思考，還會引發我的更多思考。比如，索倫·克爾凱郭爾（S.renKierkegaard）、馬丁·布伯和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Polanyi）的作品就屬於這一類。但是我必須承認，當我想變得學術，運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運氣，就是“偶然地創造出機會和意外發現的能力”。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有這種能力。讓我舉個最近的例子。我在準備一篇名為“新新人類：一個新的革命”的文章時，發現有一些作者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就在這時，弗雷德（Fred）和安妮·理查茲（AnneRichards）送了一本新書《新貴》（Homonovus）給我。這本書來得非常及時。約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D.RockefellerⅢ）也送了他的一本《第二次美國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給我，這本書與我的題目也非常相關。後來，我與一位來自北加州的朋友討論我對自己APA文章的想法時，他說：“你讀過喬伊斯·卡羅·奧茲（Joyce Carol Oates）發表在《周六評論》（Saturday Review）中的文章嗎？”我必須承認，我既沒有關註這篇文章，也沒有關註過這個作者。他給的這篇文章的復印本不僅支持了我的觀點，而且還開闊了我對現代小說的新思路。因此，雖然文章的一部分內容可能看起來像是我在實驗室裏沒日沒夜研究出的結果，但是其中至少一半成果是源自運氣。在我人生中，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

我對溝通的關註

繼續往回看——雖然這個姿勢已經讓我的脖子僵硬——我可以發現什麽是我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主題。這就是我對溝通的關註。由於某種原因，從早期開始，這就是我熱情關註的主題。以前我看到他人溝通，我會很痛苦。我一直希望與自己交流，這樣我就不會被人誤解。我一直希望能夠理解其他人傳達的信息，無論是來訪者、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員，理解得越深刻越好。我也一直希望能夠被人了解。我已經嘗試將與持有完全不同觀點的個體的溝通變得更加透明化。為了讓持有對立觀點和經驗的小組更好地溝通，我也做了工作，比如陌生人之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為了說明我工作的全程，我會舉出合適的例子。這裏有一個例子。這段錄下來的小組體驗包括吸毒行業，有“直接的”個體，例如毒品代理人，也有“精神恍惚的”個體，包括已經判刑的毒販。這些人有白人，也有黑人；有年輕人，也有中年人；有來自貧民區的，也有中產階級的。通過小組推進，溝通和親近成為這個多樣化小組有生命的部分。這個小組推進過程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不幸的是，這個片段的名字“因為這就是我的路”，並沒有充分表達小組中發生的生動的互動（Station WQED，1971）。

對溝通的沈迷有其不可預期的回報。我對葛羅瑞亞這位年輕的女士進行了半小時的訪談（你們有些人可能已經看了這部影片[Shostrom，1965]），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入的溝通。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和我保持聯系長達8年，這主要得感謝我們達成的親密感。我與蘭迪——毒品公司中已經判罪的毒販——保持了一年多的經常接觸。瓦克（Vac）先生，是我們復雜的精神分裂癥患者心理治療的研究中的一位來訪者，8年以後找到我，說：“醫生，你好！”讓我知道他做得很好，從來沒有返回醫院，即使是只有一天。這些年過去後，我想，這樣的回報更有味道。

小結

所以，非正式地看待我過去的職業生涯，我可以這樣總結：我對工作帶來的影響感到震驚；我模糊地理解為，時間加速了這一切；我帶著娛樂和喜愛看待自己在心理學領域創造的矛盾；我帶著滿意看待與精神病學的戰爭結束；在行為主義對抗人本主義哲學的持續的戲劇性事件中，我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當我認為的嚴謹理論被人忽略時，我感到迷惑和被貶低；

真正傑出人物的後期職業發展，讓我感到困惑；

我非常感激自己的學習天賦，從那些我努力促進其發展和成長的個體身上學習的天賦；

我對年輕人非常有信心，我一直從他們身上學習；

我能更好地辨別出生活的主旋律是圍繞著清楚的溝通，以及其所有分支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