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與未來

我應該在此處停筆了，但是我停不下來。對我來說，回顧過去總有一種壓力。我最關註的還是現在和未來。我需要快速地概述我現在的興趣和活動，才能結束這一章。

我現在沒有以前那麼活躍地參與個人治療和實證研究了。我發現，當一個人年過七十時，有些事情就力不從心了。我還繼續參加會心小組，因為我相信這可能有顯著的社會影響。例如，我參加了一個醫學教育人性化的項目。到目前為止，兩百多名高層醫學教育家參與了這種集中小組體驗。結果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成功地促進了變化。這個項目可能會產生更加人性化敏感的醫生。這樣的小組體驗無疑呈現了可能產生影響的一個新領域。

我也幫助發起、參加一部分跨種族、跨文化的小組，相信多元化群體之間更好的相互理解是我們地球得以存在的根本。最困難的小組包含貝爾法斯特人、北愛爾蘭人。小組中的代表有激進的和不太激進的天主教徒、激進的和不太激進的新教徒，以及英格蘭人。這個小組的錄像展示了參與者為了達成更好的溝通所遇到的困難和部分進展——萬裏長征的第一步。我將這個小組看成一次實驗，其結果可能有更深和更廣的應用。

當我關於人們以及其關系的整個方法進展緩慢的時候（其根本幾乎沒變），我對其應用的興趣就明顯地轉移了。我的主要興趣不再關註個體治療學習，而是關註更廣泛的社會意義。當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腦袋中有一個疑問，之前這個疑問也一直在我的腦海裏：“我會不會同時幹很多事，但是一樣也幹不好？”只有他人根據將來數據的評判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我開始從事園藝。如果我早晨沒有時間照看我的花朵，給移植的小芽澆水，撒下種子，殺死一些害蟲，給一些出芽植物施肥的時候，我就有受騙的感覺。我的花園出現的有趣的問題，與我職業生涯中一直想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什麼才是成長的有利條件？但是在我的花園中，雖然挫折是即時的，無論成功還是失敗，結果也會很快呈現。當我通過給予耐心的、聰明的，以及體諒的關心，並看到在這種環境下所產生的或稀有或繁茂的花朵時，這種滿足感與我促進個人或者小組中的個體成長所獲得的滿足感，是一樣的。

這一章是自傳三部曲中的第三篇。在第二章中，我呈現了自我成長和思想發展的一些內容。第三章回顧了我的職業生涯。接下來要講述的是我最近十年的生活，從65歲到75歲。我寫這篇文章時已經78歲，所以我寫了一部分“更新”內容，放在這一章的最後。

這一章內容我幾次才寫完。早在1977年為一個巴西大型工作坊寫過第一個版本。然後我在聖地亞哥小範圍地給一群聽眾介紹過修改版本。1977年7月，作為項目的一部分，我在拉荷亞提交了名為“活在當下：生命的階段工作坊”的文章。

我被邀請去做關於老年生活的演講。然而，我意識到，我對一般的衰老知之甚少，我真正認識的、上了年紀的人也就只有我自己。所以我只能談論自己。

人到了75歲會是什麼樣子？這與55歲、35歲都不同，對我來說，它們之間差距沒有你想得那麼大。我不肯定我的故事對其他人是否有用、是否重要，因為我一直非常幸運。我將要寫下的一些理解和反思幾乎都是為了自己。我將年齡段限制在65歲到75歲，因為65歲對很多人來說，代表創造性生活的結束，以及退休期的開始，無論那意味著什麼。

身體方面

我確實感覺到了體力的衰退，這在很多方面都能體現出來。十年前，我特別喜愛扔飛碟。現在，我的右肩膀患有非常嚴重的關節炎，以至於現在根本沒有辦法進行這種活動。在花園中，五年前還能非常輕松完成的工作，去年我做起來就有些困難，現在更加困難，只好留給每周來一次的園丁來完成。這種緩慢的衰退（還有各種視力的、心臟的小紊亂，等等）提醒我，我的身體部分是不會萬古長青的。

然而，我仍然享受在海灘上長達四英裏的散步。我能夠提起重物，而且當我老婆生病的時候，購物、做飯、洗碗我都能完成，我還能輕松地拖起自己的行李箱。對我來說，女性形象是宇宙創造的最可愛的生物之一，我非常感激它。我現在還是性活躍的，這一點我很高興，雖然我同情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弗·溫德爾·福爾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80歲離開脫衣舞俱樂部的時候的評論：“讓七十歲再來一次吧！”是的，六十五歲也行！六十歲也行！

所以，我充分意識到了，自己明顯上了年紀。然而，從內心世界來說，在很多方面我還是一樣的，無論年輕還是年老。這就是我將要討論的那個人。

活動

新的事業

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從事了很多新冒險，包括心理上的，甚至身體上的冒險。讓我迷惑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加入到這些事業中是源於別人的建議。這一點讓我相信，我內心常常是準備就緒的狀態，我自己卻沒有意識到，而當其他人觸動合適的按鈕後，就馬上活躍起來。讓我詳細解釋。

1968年，我的同事比爾·庫爾森和其他人對我說過：“我們團隊應該形成一個新的、獨立的機構。”出於這個建議，人類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of the Person）建立起來了——最滑稽的、最不大可能的，以及可以想象的最有影響力的非組織。當這個提議給出時，我在小組中非常積極地促進其實現；在前面幾年艱苦的日子裏，我幫助建設這個中心——還有培訓我們自己。

我的一個侄女，露絲·康奈爾（RuthCornell），一名小學教師，問我：“為什麼在我們的教育推薦書單上沒有一本你寫的書？”這句話引發了我《自由學習》（Freedom to Learn）這本書的初步設想。

我從來沒有想過去影響地位意識很強的醫學行業，直到我的同事奧瑞安麗·斯特羅德（Orienne Strode）夢想著通過集中的小組體驗讓醫生們更加人性化。充滿懷疑但是也充滿希望地，我將精力投入到這個項目的啟動當中去。我們冒著很大的失敗的風險。然而，這個項目現在越來越有影響力。900多名醫學教育者參與了會心小組，還有一些配偶和實習醫生，他們帶來了一幅對醫療教育的“仰視圖”（worm’s-eye-view）。這是個令人興奮和收獲頗豐的發展，現在除了我的一些小小的幫助外，不需要任何其他幫助。

這個夏天，我們舉行了第五次為期16天的以人為中心取向的集中工作坊。我從這些工作坊學到的東西比過去十年中任何一次活動學到的都要多。我學會了存在的新方式，並將其付諸實踐。在認知上和直覺上，我學會了團隊作用程序和促進團隊成為共同體（community）的方法。這是個令人驚奇的經歷，其中一名強壯的員工，現在已成為一名親近的職業大家族的一員。當我們嘗試各種新辦法和團隊在一起時，我們越來越冒險。那麼我是怎麼參與到這一大型的、耗時的事業中的呢？四年前，我的女兒納塔利跟我說：“我們為什麼不一起開一個人本主義取向工作坊？”我們倆沒人會想到，這句話會成為現實。

我的書《卡爾·羅傑斯論個人的力量》（Carl Rogerson Personal Power，1977），同樣也是談話促發了其最初的構想。艾倫·尼爾森（AlanNelson），當時是一名研究生，挑戰我的觀點，認為在來訪者中心療法中沒有任何“政治觀點”。這一點讓我必須時時刻刻準備追趕，因為一部分書稿呼之欲出。

蠻幹還是聰明？

最近我幹的最冒險的事情可能就是我與其他四名CSP成員去巴西旅行。在那種情況下，愛德華多·班德拉（Eduardo Bandeira）在組織上的努力、憧憬，以及說服力是我同意這次旅行的因素。有人認為，對我這個年紀來說，這次旅行旅途太長，對我來說太過困難。而對我自己來說，長達14小時的飛行也讓我有些疑慮。一些人覺得，我們努力想以任何方式影響一個大的國家都是驕傲自大的。但是，這次訓練巴西的促進者（facilitators）的目的是為了他們可以開設自己的集中工作坊，這些促進者都曾參加過我們在美國的工作坊。這樣的機會確實很有吸引力。

然後，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機會。我們打算在巴西的前三大城市去見600~800名聽眾。這是一個為期兩天的會議，在此期間，我們在一起總共要待12小時。在離開美國之前，我們一直認為這樣大型的會議、這麼短的時間，我們只能依靠講解來完成。然而，當時間慢慢逼近，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如果不讓聽眾參與掌控課程的節奏和方向，不給參與者機會來表達他們自己和體驗自己的力量，就不符合我們一貫的原則。

所以我們采取了一些極端的冒險方式。非常短的演講過後，我們嘗試了無領導的小組、特殊興趣小組、示範會心小組、與聽眾的對話。但是最大膽的事情是我們讓八百人形成一個巨大的圓，讓大家表達感激和態度。想說話的人會拿到麥克風。參與者與工作人員一起參與，平等對待。沒有任何形式的個人領導或者小組領導。開始的時候有些混亂，但是後來人們開始傾聽他人。有人對工作人員和小組進程進行批評——有時候還是比較猛烈的。也有人覺得他們從來沒有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學習到這麼多。大家也存在巨大的分歧。當一個人狠狠地責備工作人員沒有回答問題、沒有控制局面，也沒有舉例說明時，接下來一個人說：“但是，如果他那麼做的話，我們還能這麼自由地批評、自由地表達自己嗎？”最終，大家建設性地討論了回家後用這些學到的東西應該做些什麼。

在聖保羅過了一夜之後，當這場活動變得極端混亂，我也強烈地意識到我們還需要與這個團隊待上六個小時。我記得，我拒絕與任何人談論這次會議。我當時正在經歷極度困惑。我既要開始一場註定會失敗的、極為愚蠢的實驗，還要幫助想出一個新辦法，讓800個人明白自己的潛力，參與形成自己的學習體驗。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預測結果會是什麼樣的。

風險越大，滿意度可能就會越高。在聖保羅的第二個晚上，他們就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共同體（community），人們都在體驗自己的巨大改變。在這之後，數周和數月後的非正式的跟蹤證實了，在那三個城市中，數百人的工作體驗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從來沒有認為長途旅行會如此有價值。我收獲頗豐，而且毫無疑問，我們能夠創造出促進的氛圍，讓所有創造性的事物發生——無論是個體層面、人際層面，還是團體層面。我相信我們在巴西留下了印記。當然，巴西讓我們所有人有了變化。我們也拓寬了事業，知道自己在非常大的團隊中能做什麼。

以上就是在這期間我參與的一些活動，這些活動都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益處。

冒險

在上述的活動中，每一次互動都包含一個要素——冒險。確實，對我來說，最近的生活中我最珍惜的經歷都會包含相當程度的冒險。所以我想停頓一下，推測一下自己冒險背後的原因。

當我可以非常滿意地工作，用自己的經驗輕而易舉地解決問題時，是什麼吸引我去嘗試未知，為新事物下賭註？我不確定這個問題自己是否想得很透徹，但是我發現了幾個影響因素。

我想到的第一個相關因素是我的支持團隊——松散的朋友圈和親密的夥伴。他們大部分人都和我一起努力工作過。在這個團隊的互動中，毫無疑問我們確實或者含蓄地鼓勵過彼此去嘗試新的或者大膽的東西。例如，我很肯定，對於個人而已，我們巴西的團隊沒有成員可以體驗到我們五年前一起工作所體驗的那麼多。我們之所以冒那麼大風險是因為，如果我們失敗了，我們有同事還信任自己，還可以把各種碎片重新拼湊起來。我們互相鼓勵對方。

第二個因素是我與年輕人的親密關系，以及年輕人帶來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有這份親密，但是我知道這確實存在。我有寫過“新人類”的明天，而且我自己也被這個新的成長和生活方式所吸引。我很懷疑我是否可能只是以美好的想象來描述這樣一類人。但是，現在我確定了，因為我發現斯坦福研究中心（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完成一項實驗，實驗估計有4.5千萬的美國人承認“生活方式反映了這些內心信念：首先，人性化的事物更好；其次，節儉地生活、節省、回收、不浪費更好；第三，內在生活是核心，而不是外在生活”（Mitchell，1977）。我屬於這個團隊，而且嘗試用這種新方法生活，當然這存在冒險性和不確定性。

另外一個因素：我對安全感和確定性很厭倦。我知道有時候，我準備的一篇演講或者一篇文章，深受聽眾的喜愛。這告訴我，我可以對20批不同的聽眾講20遍相同的演講，這樣就能保證很好的聽眾接受度。但是這個我做不來。如果相同的演講我講了三四遍，我就開始厭煩了。沒有辦法再做一次了。我可以賺錢，我可以獲得正向的反饋，但是我就是做不了這個事。我厭煩，是因為我知道這次演講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我討厭自己重復說相同的東西。對我的生命來說，必須嘗試新東西。

但是可能我樂意冒險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經發現這樣做，無論成功還是失敗，我都學到了東西。學習，特別是從經驗中學習，是讓我的生活更加有價值的主要因素。這樣的學習可以擴展我的生命，因此，我一直在冒險。

寫作

在構思這篇演講稿的時候，我問自己：“過去這十年中我寫過什麼？”我完全驚訝於我的發現。我的秘書一直在更新我出版物的清單，並告訴我自從65歲到現在，一共寫了四本書，四十篇短文，以及制作了幾部膠卷。我相信，這比我之前的任何十年的產量都要多！我完全無法相信。

而且，每一本書都寫的是完全不同的主題，雖然它們都由相同的哲學聯系在一起。1969年的《學習的自由》（FreedomtoLearn）主要涉及我的非傳統教育方法。1970年出版的關於會心小組的書，展現了我在這個激動的發展上不斷學習的成果。1972年《成為伴侶》（BecomingPartners）出版，這本書展示了男女之間關系的許多新模式。現在《卡爾·羅傑斯論個人的力量》（CarlRogersonPersonalPower）探索人本中心取向應用於很多領域所展現出來的政治。

有四篇文章出現在我的腦海中，用二分法來看——兩篇文章是展望式的，另外兩篇是回顧式的（這四篇文章都在這一本書中）。共情的一篇文章（“共情——存在的一種形式”）鞏固了我學到的非常重要的存在形式，而且我認為這篇文章很好。我也喜歡自己在“我們需要一個實相嗎？”那篇文章中的新觀點。另外兩篇文章反映了我在人際關系哲學上的發展（“人際關系及其成長的哲學”），以及心理學家的職業（“46年以來”）。

我很迷惑地看著這些激增的作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晚年，不同的人會為不同的理由寫作。80歲的時候，阿諾德·湯因比問自己：“我為什麼工作？”他自己回答：“良心。我對工作的態度，不是澳大利亞人式的思維，而是美國人式的思維。一直在工作，但是還一直傾盡全力，這使得我需要將良心作為一項職責。我想，為了工作而被工作奴役是不理性的，但是，這樣的想法不會解放我自己。如果我偷懶，或者僅僅是松懈了，我就會良心不安，從而心神不寧和不快樂，所以這一點好像一直激勵著我，就好像一直有工作動力在我身後。”（Toynbee，1969）過這樣一種被驅趕的生活，對我來說是很遺憾的。這與我的動機好像沒什麼相似之處。

我知道亞伯拉罕·馬斯洛，在他去世的前幾年有一個不一樣的推動力。他體驗到了內心的壓力，因為他感覺到自己有很多要說，但是還沒有說出來的東西。這樣的動力讓他一直寫到最後。

我卻有不同的觀點。我的精神分析學家朋友，保羅·伯格曼，寫道：在一生中，沒有人會產生兩個及以上的啟發性念頭；那個人所有的作品僅僅是一個主題的進一步說明。我同意他的觀點，我也認為我的作品也是這樣。

當然，我寫作的一個原因是我有一顆好奇心。我喜歡發現和探索自己和其他人想法的含義。我喜歡符合邏輯、追尋思維的衍生物。我極大地卷入到了情感、直覺、非語言的世界，同時也卷入了語言溝通的世界，但是我也享受思考和寫作的世界。將世界概念化為我闡明了其意義。

然而，我相信，我寫作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在我的內心中，我還是那個害羞的小男孩，覺得與人溝通非常困難：寫情書比直接表達愛意更加有說服力，那個男孩能在整個高中自由演講，但是在班級講相同的話卻感覺奇怪。這個小男孩還是自我的一部分。寫作是我與世界溝通的一種方式，而真正意義上說，我不覺得我屬於這個世界。我非常希望能被了解，但是我沒有期望其發生。寫作，就是我密封在瓶子裏並扔向大海中想要傳遞的信息。我驚訝於那麼多在海灘上的人們——心理上和地理上的——發現了這些瓶子，看見了我想要跟他們說的話。因此我一直在寫作。

學習

照顧自己

相比於照顧自己，我一直更善於關心和照顧別人。但是，在最近的這些年中，我有了一些進步。我一直是一個有責任心的人。如果有其他人沒有留心公司或者個人的細節，我一定會留心到。但是，我已經改變了。1976年在俄勒岡州

的阿什蘭舉行的工作坊中，我感覺不太好。1977年在巴西的阿爾科澤盧舉辦的工作坊中，我擺脫了管理所有工作的責任，完全交給其他人管理。我需要照顧自己。所以我放下了所有的責任，除了照顧自己。對我來說，這是個非常不尋常的感覺：舒服地不負責任，而且沒有任何負罪感。令我驚奇的是，我發現這是個更加有效的方法。

在身體的各個方面，我已經把自己照顧得更好了。我也學會尊重自己的心理需要。三年前，工作坊小組幫助我意識到，由於外部的需求，我感到多麼煩擾和被動——有人說過“一點點地被鴨子啃死”，這句話充分表達了我的感覺。所以我做了我之前沒有做過的事：我用了十天獨自待在之前提供給我的海濱小屋裏，極大程度上地進行自我恢復。我發現我非常享受獨自一個人呆著。我喜歡自己。

我現在越來越會尋求別人的幫助。我讓別人幫我帶東西、做事情，而不是去證明我自己也能做到這些事情。我也能夠尋求個人幫助。當海倫——我的妻子——生病的時候，作為一名全天候護士、管家，非常受歡迎的專業人士、作家，我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因此我尋求一位治療師朋友的幫助，並且得到了幫助。我摸索和嘗試滿足自己的需要。我考察了這段時間的經歷給我們的婚姻帶來的壓力。我意識到，我必須過自己的生活，而且這是首要的事情，雖然海倫病得很重。我沒有立刻向別人求助，但是我更加意識到，我沒有辦法處理所有的事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我能更好地做值得稱贊的工作，更好地照顧自己。

寧靜

人們常說，或者假設，老年充滿了平靜和安寧。我發現，這個看法是有誤導性的。我相信，我確實對外在事物有更長遠的視角，因此我現在比以前更像個客觀的觀察者。然而，與數年前相比，現在能打動我的事件往往會激起我更大的反應。當我興奮起來，我就很過癮。當我憂慮時，我會更加心煩意亂。傷痛更加劇烈、痛苦更加深切、流淚更加容易、笑話更加有趣，甚至是生氣——這是我經常遇到的麻煩事兒——也更加強烈。從情感上講，我比之前更加變化無常。我從沮喪到心花怒放的範圍更大，而且任何一種狀態都更容易促發。

這種變化無常或許是源於我愛冒險的生活方式；或許來自於會心小組獲得的更強的敏感性；或許是老年生活被忽略的特點。我也不確定。我只知道我的情感更加容易被激發，強度也更大。我現在對這些也越來越熟悉。

接受新觀點

我覺得，這些年中，我越來越能接受新的觀點。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與內在空間有關——人類心理力量和精神能力所能達到的範圍。依照我的估計，這個領域構成了知識的前沿、發現的前沿。十年前，我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但是閱讀、體驗和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人的對話，改變了我的觀點。人類存在著潛在的、可利用的、巨大的直覺力量。我們確實比我們顯示的智力要聰明。有很多證據證明這一點。當我們知道，我們忽略了非理性的能力——創造性的“隱喻思維”（大腦的右半球）的時候，我們有多麼難過。生理反饋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更少用意識控制自己的，更多放松，那麼我們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學會控制體溫、心率和其他各種器官功能。我們發現，對於癌癥晚期患者，當給予其針對戰勝腫瘤的高強度冥想和幻想訓練時，病狀會得到驚人的緩解。

我也開放地接受更加不可思議的現象——預知、傳心術、千裏眼、人類光環、克裏安照相術，甚至是靈魂出竅體驗。這些現象可能不符合現存的科學定律，不過有可能在我們發現的新型的合法規則的邊緣。我認為自己在新的領域學到了很多。而且發現了很多令人愉快和興奮的經歷。

親密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發現自己可以敞開胸懷對待關系中的親密。我將這種進步看成工作坊經驗的結果。我的身體比之前更加準備好與別人接觸。我會更多地去擁抱和親吻他人。我更加註意自己生活的感性方面。我也意識到我是多麼向往與他人心理上的親密接觸。我認識到，我是多麼需要深入地關心他人，以及獲得別人同等程度的關心作為回報。我可以公開地說那些我模糊意識到的東西：我深度介入心理療法，是滿足自己親密的需求，但不用冒很大風險的謹慎的方法。現在我更加願意在其他關系中與別人更加親密，投入更多的自己。我感覺，在自己內部，好像發現了一種全新的深度的親密能力。這種能力給我帶來了不少傷害，但是，帶來的喜悅更多。

這些改變是如何影響我的行為的？我與男性的關系更加深厚，也更加親密；我可以毫無保留地與人分享，相信朋友間的保密性。只有在我大學期間——不是之前也不是之後——我有一群可以信任的、親密的男性朋友。所以，這是一個新的、嘗試性的、大膽的發展，而且這種發展似乎是非常值得的。我與女性也有了更多親密的溝通。現在我與很多女性有柏拉圖式的、心理層面上的親密關系，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

與這些密友在一起——無論男女，我都可以分享自己的任何一面——痛苦的、開心的、害怕的、瘋狂的、不安全的、任性的、自我貶低的心情。我可以分享自己的夢想和願望。同樣地，朋友們與我分享的也很多。我發現，這些經歷也非常的充實。

在這麼多年的婚姻中，在這些友誼中，我一直在親密的領域中學習。我越來越敏感地註意到我體驗到的痛苦、生氣、沮喪、被拒絕，以及分享產生的親密感、被理解和接受所產生的滿足感。我已經明白，帶著負面情緒去面對一個我在乎的人，是多麼困難。我也明白了，在一段關系中，期望是如何輕易地變成要求的。在我的經驗中，我發現對我來說，最困難的事情是，無論在關系中他/她是什麼樣，我都去關心他/她。因為他們是我認為的樣子，或者是我希望的樣子，而去關心這些人，這一點很容易做到。對一段滿意的親密關系來說，我關心他們只是因為他們是他們自己，我放棄我自己的期望，放棄了我想改變他們來迎合自己的需求，這是最難的，卻又是最有效的方法。

上述所有這些是近十年來我生命有所改變的部分。我覺得自己對親密和愛更加開放。

個人的快樂和困難

這段時間，我既有一些痛苦的經歷，也有許多快樂的經歷。最大的壓力是圍繞著照顧生病的海倫，在過去的五年中，她的病情很嚴重。她用最大的勇氣來面對痛苦和這種受拘束的生活。她的身體殘疾給我們兩人都帶來了新的問題，既有身體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問題。這些問題我們現在也在努力克服。這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們努力將失望轉變為希望，而現在，更多的是希望。

她在恢復更加正常的生活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進步，而這經常是靠其絕對的意誌力。這一點對她來說並不容易。她首先得選擇是否還想繼續生活，生活是否還有目標。然後我自己的獨立生活的現實阻礙和傷害了她。她病得那麼重，我感覺，我們兩個近距離的相處變成了我沈重的包袱，她的需要照顧又加重了這個包袱。所以，我決定，為了我自己的生存，我要過自己的生活。她經常被這個決定深深傷害，也被我價值觀的改變傷害。而她那邊，她放棄了作為支持性的家庭主婦的舊模式。這個改變使她接觸到對我，以及對社會的憤怒。這憤怒是來自於我們賦予她的社會認可的這個角色。對我來說，我會對任何將我們兩人帶回近距離接觸的舉動表示憤怒；我固執地抵制任何看起來像是控制的東西。因此，這段時間，我們關系中出現的緊張和困難比任何時候都要多。我們嘗試解決更多的情感問題。然而，當我們努力去建立在一起的新方式時，我們也有更多的誠實。

這段時間雖然充滿了掙紮和壓力，但也存在很多積極的體驗。三年前，我們舉行了金婚紀念慶典——與兩個孩子、兒媳和六個孫輩一起在度假酒店度過了幾天歡樂的時光。這對我們來說，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以至於我們的兒子和女兒現在不僅是我們的孩子，而且是可以分享我們內心世界的兩個最親密的、最好的朋友。我們常常會分開地看望他們，也會去其他城市看望親密的朋友。在這裏，我們的朋友圈一直保持親密，甚至越來越親密。而且他們所有人都挺年輕。

對我來說，在花園裏工作和長距離的散步是一種樂趣。我從中獲得了各種榮譽和獎勵，遠遠超過我認為自己應該擁有的。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萊頓大學在其400年校慶期間授予我的名譽學位。它由一位來自這所荷蘭古老高等學府的使者交到我手中。我收到過許多給予我高度贊揚的私人來信，寫信的人都是在生活中因我的作品而感到觸動或改變的。我一直都為這些感到驚奇。

無論怎麼說，在改變南非一位男士或者澳洲內陸一位女士的生命中，我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這一點非常神奇。

關於死亡的思考

現在我們來談談生命的終點。在我這個年齡卻很少想到死亡，這一點可能會讓你感到驚訝。我一直將死亡視為最有可能出現的景象，但是對我來說這不是一幅悲慘、可怕的景象。我的生活過得肯定不完滿，但是其完滿程度令我滿意。在他人身上，我已經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永恒。有時候我會說，從心理學角度來講，全世界到處都有我優秀的兒女們。而且，我相信，我和同事幫助開發的關於存在的想法和方式會一直持續下去，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因此，如果我，作為一個個體，來到生命的終點，我的某些部分還會繼續以一種方式存在，一想到這一點我便會深感愉快。

我認為，沒有人能夠知道自己是否會害怕死亡，直到死亡真正來臨的時候。當然，死亡是在黑暗中的終極一躍，我認為非常有可能發生的是，當我面對死亡時，慢慢失去感覺，我所感受到的恐懼會增加甚至加倍。然而，這個過程的真實的深層次恐懼我還沒有體驗過。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是，我關於死亡的恐懼依賴於其當時的環境。我對長期痛苦的疾病所帶來的死亡有莫大的恐懼。我對中風帶來的部分腦損傷和思想的衰退有恐懼。我理想的狀態是快速死亡，不至於死得沒有尊嚴。我想起了溫斯頓·丘吉爾。我沒有對他的死亡感到痛惜，我痛惜的是這死亡沒有來得更快一些，他值得有尊嚴地死去。

然而，我認為死亡是終點這一信念被過去十年所學的一些東西改變了。我對雷蒙德·穆迪的報道印象深刻。他曾與死亡離得很近，當時被醫生宣判死亡，後來又活過來。我對有關轉世的報告也印象深刻，雖然轉世看起來的確像一種沒有把握的期望。我對伊麗莎白·庫布勒-羅絲的工作，以及她對人死後生活的結論很感興趣。亞瑟·凱斯特勒認為，個體意識類似意識宇宙中的一個碎片，當個體死後，碎片就會被整體吸收。這個觀點對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我喜歡他將個體小河最終流向海洋的潮水中，進入無邊大海時丟下了泥土這個比喻。

所以，我用開放的態度對待這些經歷，從而來思考死亡。它是什麼樣，就是什麼樣，我相信我既可以當作生命的結束，也可以當作生命的繼續來接受它。

結論

我也意識到，對於我所擁有的健康、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令人興奮的年輕朋友，我是多麼幸運。所以，我自己並沒有代表性。

但是對我來說，過去的十年是非常美好的——充滿了冒險的事情。我能夠更開放地對待新的觀點、新的感覺、新的體驗和新的挑戰。漸漸地，我發現活著的含義包括把握機會、做一些不確定的事情，以及應對生活。

所有這些都帶來了改變，而對我來說，這種改變的過程就是生命。我意識到，如果我很穩定、保持不變、靜止不動，那麼對我來說就是生不如死。所以我接受生命中的迷惑、不確定、恐懼、情緒的高低起伏，因為這些是流動的、復雜和興奮生活的代價。

當我回顧自己所經歷的數個十年，只有一個十年——在芝加哥大學咨詢中心的那段時間可以與這段時間相提並論。它同樣也充滿了挑戰、知識、個人成長和充實。同時，這還是充滿個人不安全感和痛苦的專業奮鬥時期，比之前任何時期都要困難。所以我相信，我很誠懇地說，總體來講，這是我生命中最滿意的十年。我越來越能夠成為自己，而且享受這個過程。

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體弱多病。父母告訴我，這預示著我活不長。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預示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卻是十分正確的。我認為它正確是因為我永遠不會變老。所以我同意那個預示：我死去的時候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