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在皖南，是生我養我的土地，也是一個歷史地理的概念。因為這樣的一個千年古城，隨著朝代更疊興廢，其行政區劃也在不斷地調整變化當中。諸如說到銅文化，南陵和銅陵各自有許多話要說，包括李白的五松山系列詩歌。說到春谷，繁昌人也口口聲聲地一樣說，周瑜是其第一任春谷長。再說陵陽，池州人證實其至今尚有陵陽山，屈靈均在《離騷》裏詠嘆過，近年來，更有專家考證，屈原確曾流放於此。至於東大門弋江鎮，原本是宣城故城，府治所在，蓋因宛陵之興而廢焉。稽之《皖誌綜述》（省方誌辦）和新近再版的《南陵縣誌》（民國版），以上記載，庶幾無誤。

基於前述之故，無疑給考察南陵自然、人文歷史增加幾許難度。柳拂橋以為傳承本土文化，打造“千年銅都、奇秀南陵”的品牌，當前迫切需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方面是加強對南陵文化的開發研究，在鉤沈古籍和實地考察上多下功夫，而且要特別註意甄別，力求發掘出新的成果。這方面工作，需要資金投入，也需要相關人力資源。可以借鑒外地經驗，采取政府投入、企業贊助和有識、有誌之士義務勞動、奉獻相結合的方式，成立南陵文化研究會，內設幾個課題組，進行專項研究。並盡可能利用各種媒體，及時發布成果，擴大影響。如關於李商隱、王鐸、《奎湖賦》等，都是近年發現的最新成果。其實，類似成果，還有好多，柳拂橋也在陸續整理。如文天祥關於南陵的詩歌，“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關於杜牧《南陵道中》的詞，如張恨水關於香由寺的對聯，魯迅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白居易研究大家陳友琴，等等。這些工作，由於相關資料匱乏，也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和學術研究能力，故而整理、發現和發布，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可是，這些工作確實需要人來做。它不僅僅對當前打造文化大縣有用，更是傳承文脈，造福子孫的千秋偉業。希望有關部門，尤其是領導們，對此予以重視。

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在已經發現和確認的文化傳承上做文章，做大做強。它不僅對文化傳承有益，也可以部分推動我縣的經濟社會發展。筆者試舉幾例：

一是有必要的更名。這個好像胡旭東先生在政協會議上有過發言。我說得更具體更發揮一些。籍山鎮，更名為春谷鎮，更有詩意，符合我縣“米市糧倉”的歷史地位，也更有文化傳承的氣息。甚至可以將籍山大道，更名為周郎路。既然涇縣可以有葉挺路，我們為何不能有周郎路。和其配套，將利民路更名為小喬路，從小喬墓舊址起向南延伸，與周郎路交匯。許鎮鎮也許是個歷史的誤會，有這樣命名的麼！果真可以，涇縣就該叫涇縣縣了。況且，許鎮這個名字毫無寓意。我們完全可以叫黃墓鎮，打打“黃蓋的屁股”；也可以叫奎湖鎮，更多一些詩情畫意。總之，再不能叫許鎮鎮了。

再就是有回報的更名。南陵四中一度叫過光迪中學，乃是紀念民國時期的留美博士，著名的“學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梅光迪是我們南陵本土的重量級人物，是公認的十大國學大師之一。可是，我們沒有很好地出這張牌。在迄今為止的所有關於梅光迪的學術著作中，皆記載其為宣城人。我們應該恢復四中為光迪中學，並且修繕其西梅村的舊居。一代宗師的舊居，如今慘不忍睹在一片血色殘陽裏。這是我近日觀瞻的親眼所見。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將籍山鎮一小更名為稼祥小學。一小本來就是王稼祥的母校——樂育學校，據該校汪剛強先生介紹，王稼祥在該校讀書的時間比在蕪湖的聖雅閣中學要長，蕪湖有個王稼祥紀念園，我們沒有，我們完全可以爭取一些項目，好好籌劃一下是有文章可做的。一小二小，一中二中，全國有無數個，這樣命名學校沒有個性和特色，也太省事和淺薄了。如果非得這麼做不可，我們可以一套人馬兩塊牌子。涇縣不是有稼祥中學麼，還不是母校呢。我們的一小可是有歷史記載，並被承認的。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大姐對紀念王稼祥的諸事都是很重視的，我們可以聘請她擔任名譽校長，題寫校名，參加揭牌儀式。在北京什剎海公園附近，柳拂橋就去拜訪過朱先生，並為其大家風範所折服。該兩所學校的更名如果成功，對進一步打造南陵教育品牌，提升南陵在全省乃至全國的知名度，都將產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當然，我不是簡單地以為更名幾條路，幾所學校，就可以將我們南陵文化搞上去，經濟上有所發展。我們可以順著這個思路，做一些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文章。如西山的地藏王、弋江的柳拂庵等的宗教文化，工山的吳越青銅文化和我們遍布全縣、獨具特色的農耕文化。我記得我在一次關於評選南陵十大傳說、十大景觀和歷史名人的評審會議上說過，我們最具強勢的農耕文化被我們忽視了。如今全國各地都有“農家樂”的產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做做這樣文章。我們將農耕文化、民俗文化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統籌兼顧，有序發展，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文化傳承對地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和招攬人氣，是有目共睹的。近日，我到了鎮江，我念念不忘去看看金山寺、北固山，以及西津古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沒有白娘子水漫金山的傳說，辛稼軒登“天下第一江山”的慷慨悲歌，以及唐詩境界裏的“兩三星火是瓜州”。我會去鎮江麼，我不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