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導演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勇奪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視覺特效獎，而參與負責製作視覺特效的大馬團隊，就是幕後功臣之一。

陳海量透露，國外大片拍攝時，攝影師一般不掌鏡，另有攝影執行拍攝。（圖：星洲日報）

儘管本地電影水平參差不齊，但卻不乏優秀的電影技術班底，因此國外片方在大馬取景時，會聘用本地的攝製團隊，甚至邀請他們出國拍攝。

雖然本地電影的幕後人員在各方面已經有不錯的表現，但在成熟度、技術和工作態度上，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而參與國外電影的拍攝和製作，在與來自電影產業成熟的地區團隊合作後，又從中看見甚麼？

楊毅恆：日本電影人超專業
幕後人員熟讀劇本

日本早稻田大學重點栽培的新銳導演楊毅恆在多次與日本團隊合作後，對他們工作態度給予很高的評價。

“他們超專業，整個劇組，即使只是燈光師、化妝師，都能將劇本倒背如流，每句台詞、劇情都能記得比我還熟，他們會好奇導演想怎麼做。”

楊毅恆自嘲，碰上他，他們就很倒霉，“我在現場是很靠感覺的人，比如我覺得男女主角應該要站起來，他們就會說｀劇本里是坐下來的啊’。”日本人本性嚴謹的優點，就變成一板一眼，不夠靈活。

“大馬的團隊就不會每個人都熟讀劇本，可能就專注在自己的工作，可是彈性化相對地高了。”

陳海量：熟讀劇本加強效率

與他合作的知名攝影師陳海量認為，如果熟讀劇本，無疑能加強工作效率。

“這是我們的缺點，雖然每人都有劇本，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會看，比如燈光師只會讀一次，但我是攝影師，我是要看幾次的。”

“燈光師如果有熟讀，他就會知道到了這個劇情，應該是甚麼情調，就能和攝影師溝通，做事就比較方便。”

美攝影師分工很仔細

他透露，他亦與來自美國的攝影師合作，發現他們分工很仔細，基本不掌鏡頭。

“美國攝影師不掌機，若他們親自動手就等於搶了別人的飯碗，不能逾越這個制度。”
攝影師不掌機，那究竟他們的工作是甚麼呢？

他說，在拍攝大片時，攝影師和導演溝通後，再向負責掌機的攝影師（Operator Camera）下達指令，把注意力放在燈光上，大馬的電影拍攝則沒有這個預算。

孫咏釗談電影美術
《一路有你》熱氣球創奇蹟

孫咏釗是周青元御用美術班底，也參與多部本地中文電影的佈景、道具製作，影片中所能看到的大至房子，小至80年代的電話，皆是他一手包辦。

最為人知的作品，莫過於《一路有你》中，由成千上萬個塑料袋粘貼而成“熱氣球”。
別人眼裡垃圾是寶物

“我們做了好幾個不同尺寸的熱氣球，最後做了一個尺寸跟正式拍攝的一樣，嘗試放飛時真的成功升空，當時就覺得是奇蹟！”

在這行已從事十數年，除了親手製作道具以外，亦經常到廢墟或廢棄的房子，搜刮一些別人眼裡是垃圾，對他來說是寶物的廢品。

他一邊向記者展示一件件舊物，一邊道：“這50年代的駕駛執照是在一所舊屋找到的，我們跟屋主的親人花錢買了裡面所有的廢棄物，以後製作年代劇或電影是有用的。”

被詢及與新加坡、日本等國外團隊合作後，感到最大的差別是甚麼，他嘆息：“還是資金問題，國外片方比較捨得花錢。”

政策諸多阻礙
本地電影一本苦經

《初戀紅豆冰》及《結婚那件事》成功登上中國的大銀幕，雖然沒為鄭建國賺來一分錢，卻給他一個瞭解中國市場運作的窗口。

“他們的售票方式就很不同，電影票價格很高，若直接到售票處購票，一張票大約要90人民幣，3D的可能要120人民幣。可是如果是在網上買，才30人民幣。”

“每家電影院有自己的績效指標（KPI），所以就會有各種千奇百怪的售票方式。”

再來，由於中國市場很大，在電影的宣傳、發行方面，片方都會不惜成本地展開鋪天蓋地的宣傳。

“他們的市場很大，只要作品好，是足夠有機會收回所有宣發費，無論是地推還是網上推都很厲害。但在大馬的市場就只有這麼大，當你的電影要上，怎麼可能會花錢去推？”

“比如我，沒有媒體撐腰，沒有優勢，做不到那麼深遠的宣傳。”

封街拍攝官方難配合

雖然政策對本地電影的發展諸多阻礙，所幸本地人對“拍電影”這回事抱著“能幫就幫”的心態，給了成本不多的電影製作人許多便利。

對曾參與過香港劇組拍攝工作的周青元來說，大馬的電影業是處於剛起步的狀態，但是跟香港比較，大馬多了｀人情’的部份。”

“大家來拍戲不只是工作，不只是專業的付出，還有熱忱，很想為本地影業做甚麼。甚至我們對外接洽，跟別人借場地時，他們一看是拍本地電影，甚至沒有太多考量，馬上就借出來，這點讓我很感動，跟真正的工業很不一樣。”

不過，周青元透露，電影拍攝最常面對的問題是，當劇組需要進行封街等較為大動作時，很難獲得官方的配合，甚至是要向政府部門提交申請時，往往不知該何去何從。
缺電影輔助部門

“比如我們要求封獨立廣場，要做比較大的舉動，在配合上可能就很難做到。在申請的程序上，常常會很疑惑要往哪邊走，因為有很多東西是介於很多部門之間的灰色地帶，有的是市議會負責，有的叫你去其他部門。”

“有的國家會設立電影的輔助部門，你只要把劇本、所需地點、申請警局，需要軍隊、消防隊交給它，它就是一個中心點，由它來負責跟各部門接洽，我覺得我們未來可以考慮給予本地製作的一個方便，因為我們經常在穿梭各個部門上耗費很多時間。”

不僅如此，一名製作人曾跟記者表示，他們向政府要求借出軍營做拍攝用途，最終政府卻只借出國民服務營，“貨不對版”令他倍感無語。

資料檔案不完善
珍貴畫面遺失

歷史資料對電影工作者來說，是十分重要和寶貴的。可是我國當局在保存資料檔案時，因管理不認真，而往往遺失許多重要的資料。

這是本地電影工作者感到頭痛的問題。

楊毅恆談到，近來剛完成了關於1949年，奪得第一屆湯杯的大馬選手紀錄片時，也面對資料不完善的問題。

由於年代久遠，當年捧杯的珍貴畫面卻因收藏不當遺失了，加上大部份大馬球員離世了，只能找到一名尚在世的球員以及他們的後人。

“新加坡這點做得比較好，當年馬新尚未分家，球隊中還有兩名新加坡人，1997年時，新加坡相關單位在其中一人還在世的時候，拍下長達6小時的口述記錄，在網上也能找到。”

“其實這是管理的問題。”他無奈笑道。

官員形象負面
修改劇本

他亦提到在拍攝一些戲份因受到官方的限制，必須改變創作方向和內容，比如必須修改劇本以維護政府機構、官員甚至是警方的形象。

“想拍警匪片、有警察的話，你的劇本可能要先讓內政部過目，或有市政局等政府部門工作人員，他們的形象不能是負面的。”

“以前拍電視劇，劇情是說男女主角是非法食檔的老闆，一看見市政局的人出現就想跑，到最後發現他們是來買吃的，本來是很搞笑的劇情，可是後來要把劇本改成市政局的工作人員對他們說教，告訴他們應該要申請執照。”

因此，他情願繞開“政府官員”的劇情，也不願修改自己的創作。

電影人使命拍好電影

鄭建國強調，不管預算多少，將電影拍好，是每個電影人的責任和使命。

“只要把作品做好，不能期望一朝一夕重新把觀眾拉回影院，需要用長時間來證明。”
真正的好電影，是可以超越語言隔閡和資金限制，引起觀眾共鳴。

預算，並非決定一部電影好壞的主因，也許花大價錢堆砌的特效能為電影加分，但若故事以及表述能力不佳，再豪華的佈景、再華麗的服裝、再強大的陣容，讓電影最終淪為只能煙火，燦爛片刻後稍縱即逝，甚麼都沒留下。（收藏自 2015-10-26 《星洲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