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這樣的，在「香港電視」2014年4月11日宣布裁員消息的前一天，這個前途未卜的新聞部，有半數同事去了天水圍執行採訪任務，拍攝被迫遷的德怡幼稚園最後一天家長會，以及訪問校長和家長。隔天，同事把影像及訪問素材剪輯成兩條短片，分別是《校長話》和《家長話》。短片透過社交媒體facebook 臉書傳播，幾天後共錄得超過10萬次觀看，過半數收視來自「校長話」。

　　為甚麼一條3分多鐘、沒有記者旁白、只剪輯了校長6段說話的新聞短片，能吸引逾5萬次觀看？

　　我不排除部分原因是「港視效應」，因為這條片在臉書的貼文寫道是新聞部「最後作品」，受眾在同情心驅動之下，收看這個作品以示支持及鼓勵。另一個原因，是《主場新聞》的報道，幫助刺激收視。於我而言，會認為這條短片實踐了 「人文關懷」的精神，感動了受眾，幫忙分享，才累積可觀的收視數字。

前途未卜下的實驗作品

　　嚴格來說，《校長話》是一個試驗作品。它的出現背景是在一個非常時期，新聞部「開荒」小隊的8位同事，一邊在等待管理層決定電視業務的前途，一邊仍在嘗試創新電視新聞報道。所以，真的感謝這群同事的專業精神，願意採用「破格」手法，去採訪和報道被迫遷的天水圍德怡幼稚園，最後一天的家長會。

　　要破格，因為我們假設受眾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或多或少也知道德怡事件；再加上當天的家長會已是第3天的活動，當多家電視台、電台和新聞網站不斷在報道事件的最新發展時，我們還在用慣常的拍攝、訪問和剪接手法，受眾不會選擇收看我們的作品。於是，我們嘗試「另類」採編原則，希望發掘當中具有「人情趣味」的新聞價值，讓事件中的當事人發聲，包括德怡的校長和家長，在「救校」行動背後，她們追求的，是甚麼樣的價值觀。

　　有別於傳統的「1+1」電視新聞採訪方法，即記者訪問加攝影師錄像，我們選用「1+3」，即記者加3名具有攝影及監製功能的導演。這種安排的好處，是同時間同場地可作多角度錄像。以我們的安排為例，在訪問校長時，一部攝影機錄像和收音的同時，另一部機可捕捉校長的近鏡表情，第三部機則可以去拍攝其他相關畫面。當拍攝學生上課及校長坐在後排視學時，3部機可分工，一部拍學生，另一部拍老師，其餘一部拍校長。

　　結果，在後期製作時，剪接師會很高興，因為她發現很多鏡頭可以選擇，可以在有限的3分多鐘報道時間，盡量展現的不僅是校長的外表、臉容、學校的生活片段，還有校長看著學生上課時流露的眼神，甚至看到校園角落掛著的學生勞作的細節。這些畫面配上校長的感言，我們希望受眾可以從這種角度，認識這位女性為甚麼要「抗爭」。

電視新聞採訪「1+3」方式

　　有行家會質疑，實驗作品當然可以用「1+3」採訪方式，但現實的電視新聞採訪運作需要顧及成本效益，他日我們開台，未必會這樣做。就是因為要開台，面對的不只是電視台新聞機構的競爭，任何要受眾消費時間的資訊和娛樂，也是我們的競爭對手。因為受眾時間有限，而在網絡發放的新聞信息超多選擇，故此我們需要改變採製流程，否則在少於其他電視台新聞部一半人手的情況下，選用同樣的採製方法，沒可能有競爭力，作品的收看價值也不會高。

　　另外，我們選用「1+3」的考量，除了應付日常的新聞報道需要，也是為了每周製作公共事務節目，以及特備時事節目等準備素材。通俗來說，是「一雞幾味」的做法，也是「小資本」經營的電視新聞部一種具成本效益的生產方法。雖然，我們要考慮控制成本，但在策劃上，我們原來計劃成立一支有20人參與的專題組，任務是每天集中採訪和報道一個熱門議題。像德怡事件，專題組便要用「1+3」方法。我們不敢說撥出很多資源，起碼是「合理」的人手和時間，讓同事完成任務。

　　說了大半篇文章，也是在說採製，那跟「人文關懷」精神有甚麼關係？

　　試想像，如果一個電視記者之前沒有跟進德怡事件，今天才被旨派採訪家長會最後一天；並因為要趕及在指定新聞時段播出，需要以「1+1」方法限時內做訪問及拍攝畫面，這個記者會怎樣處理？

　　我估計，記者會問校長及家長一些「大路」的問題，例如繼續問他們「希望爭取甚麼」、「是否不滿業主安排」、「會怎樣繼續抗爭」等。拍攝方面，記者會叫攝影師錄影一些「大路」的畫面，包括家長集會、校長和家長及校友交談等。到寫稿時，因為要趕及Deadline 前完成，會採用格式化寫法，用三段記者的旁白，講述是日事態進展；中間插入兩段訪問說話，一段由校長講，另一段由家長講。

人文關懷由關心同事開始

　　這種電視新聞的採訪、寫作及製作，是經典方法，我在過去12年兼職教授新聞系學生時，也傳授這套方法。問題是，在今天資訊爆炸的高速網絡視像時代，這種格式化方法，是否可以注入「人文關懷」的元素，即關懷記者、攝影師及剪接師的工作環境？讓參與採編及製作的同事，有時間坐下來了解事態的最新發展，以及可能出現的變數。讓他們協商報道的角度和拍攝畫面的需求，如何能令故事連繫到受眾，令他們反思或有所啟發？

　　我們認為，由關懷新聞部的工作者開始，同事到場採訪和拍攝時，很大機會發掘到好的素材。以《校長話》為例，3分多鐘的報道剪輯了她6段說話。第一段是關於她的背景，原來是由「護士」轉做「幼兒教育」。接著第二段表達她的教學理想，希望讓學生有安全感的環境下，發展性格和人格，感受愛和學習尊重。校長的第三段說話，講了一個小故事，關於學生寫「校長」兩個字給她，使她感受到學生的熱情。第四段表達了她經歷被迫遷事件，認為金錢以外的，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要考量。第五段是她這段時間的心情，包括她也是家長，所以理解受德怡事件影響的家長心情，恐懼和憂慮。最後一段，校長認為連日的「救校」行動是一次勝利，得到社會注意和支持。

　　坦白說，在收看同事的作品前，我不認識德怡幼稚園的校長陳玉珊女士；第一次看片的時候，也沒有以新聞部總監身分去批判，只是用一個普通觀眾心態。可是，這段片是在「港視」宣布裁員消息後才收看，當閱聽了校長的說話，加倍感受到她為了捍衛自己相信的，而爭取社會注意和支持，反思「公義」這些命題，情況像極「港視」。再加上，剪接同事在最後一個鏡頭，畫面背景是德怡幼稚園校門，前景是一個「終止」路牌，含有貼題的象徵意義，令我感受到同事製作的認真。

　　總結《校長話》這個實驗作品，由策劃開始，到採編和製作，都嘗試「以人為本」，讓4位平均年資超過8年的新聞工作者應用「破格」方式。其中負責訪問校長的記者，是我們的總編採主任伍耀棠先生，他也是一位家長。我相信沒有他的功力，很難營造一個恰當的訪問氣氛，讓被訪者能夠放鬆說出心聲。當然，沒有3位認真拍攝的導演及監制同事，包括黃詩雅小姐、郭子龍先生及李景奇先生，也不能輕易把被訪者的感言，配合有意景的畫面，感動受眾。

李志堅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2014-05-11 《傳媒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