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提起日本人的“大東亞共榮圈”，都會生氣。日本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侵略者，認為僅靠開槍開炮，就可以“八弦宏宇”。不過，我們也得承認，日本人對亞洲國家的了解，遠超過各國對自己的了解。一九三○年，日本人對中國東北，比中國還清楚。對馬來西亞、新加坡，比英國還清楚。對印尼，比荷蘭還清楚。對菲律賓，比美國還清楚。以致日本佬憤憤不平，認為有權收歸己有。 

　　日本人為了打鄰國的歪主意，而去苦下研究工夫，使人跺腳。如果拋開這一點，而僅就他們對鄰國研究的精神和了解深度，卻使我們脫帽，不但脫帽，並且汗流浹背，自顧形慚。蓋對別人打主意，固然需要了解，就是要跟別人做朋友，同樣也需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參戰，大批美軍開到英國本土，美國小夥子和英國大姑娘，難免一見鐘情兼不可開交。習慣上，英國人接吻是左頰先上的，美國人接吻卻是右額先上。為了避免兩鼻相撞危機，美軍司令部下令他們的阿兵哥跟英國女孩子先禮後兵時，要入境隨俗，左頰先上。不過結果並不理想，當兩軍接觸，進行戰況之際，仍然發生兩鼻相撞節目。原來英國婦女團體為了敦睦國際友誼，也下令給老奶，要她們改為美國式的右頰先上。這跟男人世界右手握手一樣，一個人忽然伸出左手，恐怕是握不成。如果我們到了一個用左手握手的國家，就必須先行了解他們，才能一拍即合。
　　不了解別人，不但吻接不成，甚至連朋友也交不到。可是多少年來，中國人對外國一直處於朦朧狀態，對在外國的中華人，更朦朧得厲害。我們對唯一自以為最了解的國家美利堅，也不過皮毛。而對其他國家，像百年世仇的日本，抗戰打了八年，死了千萬，結果仍然“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對於唇齒相依的一些鄰邦，所知的更屬於瞎子摸象。柏楊先生到新加坡的第三天，《南洋商報》派了一部車子，要載我們賢夫婦去郊區長長見識。我一聽“郊區”，就忍不住要笑，這麼一個小島還有郊區呀。但我沒有笑出來，不是禮貌使我不便笑，而是被朋友鐵青的臉色嚇得把露出的大牙急忙用嘴唇包住，朋友問曰：“你們中國人以為新加坡只有兩條街，是吧？”我立刻說不是，他瞪眼曰：“好老頭，還不招認。”我只好招認好像似乎聽誰這麼說過。嗚呼，這不能怪我，大多數中國人，尤其是鐘擺式人物——鐘擺式者，搖晃在自傲與自卑兩極端的人物也——整天蒙著被想仙女散花，不開眼兼不開竅，我老人家不過其中之一罷啦。然而接著就是回到臺北後的第三天（也是第三天），一位元老輩大亨，拍我的肩膀曰：“聽說到了新加坡就跟到了中國任何城市一樣，對吧？”當然不對。他不管我正要張口回答，又開腔曰：“聽說新加坡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對吧？”當然更不對。他大概看我神氣有點邪門，急改口曰：“我的意思是，在新加坡，到處都是中國人。”我曰：“老爹容稟，我在新加坡所看見的，除了觀光客外，到處都是新加坡人，卻沒看到一個中國人。哎呀，倒是看到了兩個，一個是女明星，一個是女明星的媽，在那裏淘金哩。”這回輪到他閣下神氣有點邪門啦，大概認為我的回答不能符合他預定的答案，遂收回拍在我肩膀上的貴手，悻悻而去。本來以為這次開口借錢，準不落空，結果被我的老實話砸了鍋。這又怎麼能抱怨他哉，我老人家從前固也是這麼胡思亂想的呀。
　　我們必須弄清楚，中國人和中華人不同，就跟美國人跟盎格魯撒克遜人不同一樣。再迷糊的英國人，都不會把美利堅人認為是英國人。裏根總統先生一旦去倫敦訪問，艦隊街的報紙，如果報道曰：“英僑裏根回國觀光，對祖國各項進步，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回到僑居地後，當仍一本熱愛祖國的初衷，繼續為僑社服務。”恐怕紐約市的帝國大廈，都會冤沈海底，以示奇聞。然而，中國人心裏卻一直奇癢難熬，只要是中華民族的苗裔，管你是哪國人，統統裝到自己口袋裏，仍把他硬當成中國人。於是，大家一股腦成了“華僑”——在外國僑居的中國人。這種夢裏相思，一直到一九六○年代，美國參議員鄺友良先生抵達臺北訪問的前夕，大衙門才忽然間從夢中驚醒，手忙腳亂地通知臺北各電臺各報館曰：“他可是美國人呀，只能說他是華裔，可不能說他是華僑呀。”於是，“中國人”跟“中華人”，“華僑”跟“華裔”，在中國公文書上，才第一次被承認他們的分界。不過，等到這件大事過去之後，大家又恢復一廂情願狀態，繼續認為凡是在海外的中華人，都是“華僑”，只鄺友良先生跟一二大人物除外。
　　嗚呼，中國人是法律的，中華人血緣的。稱為中國人，必須具備中國的國籍，不管你是中華人，或是突厥人。而具備其他國家國籍的中華人，絕對不再是中國人矣，只能稱他們為“中華裔”、“中華人”。仿佛是這樣的，已不能說華語的，是“中華裔”；還說華話，而且向中華文化認同的，是“中華人”。
　　——為了和“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對稱，又為顧我老人家不喜歡單音節發音的緣故，擅自把“華人”改為“中華人”，敬請參考。
　　——中國人，中華人，這種稱號在英文裏就不發生問題，管你是中國人也好，中華人也好，一律Chinese。柏楊先生這次訪問了兩個國家，華文報紙有誌一同，稱我是“臺灣作家”，避免用“中國作家”，外交形勢使然，他們有他們的立場。只有英文《海峽時報》稱我是“Chinese作家”，我才興高采烈地慶幸恢復了本來面目。蓋Chinese固可當中華人解，亦可當中國人解也。
　　柏楊先生到新加坡，稍後再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華人朋友（註意，可不是中國人，而是中華人），全部用標準的華語（再請註意，可不是用“國語”，新加坡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邦的國語是馬來語），對我熱情如火之余，往往曰：“歡迎老頭來我國訪問。”其中還有一段插曲，吉隆坡一家畜牧雜誌老板葉順泉先生，在向我“歡迎老頭來我國訪問”之後，忽然拍大腿曰：“前年我去曼谷，那邊華人一句話一句‘我國’，他媽的真別扭，可是今天我卻向貴老頭脫口而出。因為事實上，這是我的國家呀。”嗚呼，這種認同是天經地義的，一個美國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向英國人說我們美國如何如何，不是天經地義是啥。
　　他們的國家是他們效忠的新加坡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邦，他們的國土是他們世代定居的新加坡島和馬來亞半島。只有精神恍惚的中國人一口咬定他們是“華僑”，再一口咬定新加坡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邦是他們的“僑居地”，而這正是中華人最厭惡和最恐懼的。他們幾代下來，刻苦耐勞，兢兢業業，好容易在那可愛的國度裏生根，遠在千萬裏外的中國人，卻情不自禁地把他們拔出來放到地面上，套句流行的黑話：不知道“是何用心”也。
　　有人說，臺灣用的屬人主義的國籍法呀。好啦，擡出“法”就好辦。問題是，遇到了鄺友良先生一二大人物，屬人主義的國籍地跑他媽的哪裏去啦？時代不同，屬人主義的國籍法應該修改，至少應該增加它的彈性，不能對大的不敢碰，專找小的捏。除了自己閉起門下筆時舒服舒服外，恐怕還遺害無窮。鬧到最後，別人對中華人曰：“原來你們都是華僑呀，啥時候離開俺這個僑居地，回你們的祖國去呀？”這比“英僑”裏根先生，以及“德僑”基辛格先生面對這種場面時，可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