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采訪安伯托·艾柯（上）

我第一次打電話給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時，他正坐在自家十七世紀莊園內的桌旁。莊園坐落於意大利亞得裏亞海岸附近烏爾比諾城外的山間，艾柯一面盛贊莊園內漂亮的泳池，一面又擔心我是否能應付烏爾比諾地區迂回的山路。因此，最後我們決定約在他位於米蘭的寓所見面。我抵達的那天，恰好是去年意大利的八月節，是整個夏季最為歡樂沸騰的日子，也是天主教堂慶祝聖母瑪利亞升天的節日。米蘭灰色的建築在熱氣中閃著微光，人行道上輕覆著薄薄的塵埃，街上鮮少聽到汽車引擎的聲響。我步入艾柯的寓所大樓，走進一架“世紀之交”時的老式電梯，隨後便聽到頂樓傳來的嘎吱的門響，不久，便看見艾柯氣宇軒昂的身影出現在電梯鐵門之後。“啊哈！”他微微皺了皺眉。
艾柯的寓所內布滿了迷宮似的回廊，回廊上排放著高及屋頂的書架。據艾柯所言，這裏共有三萬卷書，而在他的莊園裏還有另外兩萬卷。在這些書中，我看見有托勒密的科學論著、卡爾維諾的小說、關於索緒爾與喬伊斯的評論研究以及幾書架中世紀歷史書籍與神秘晦澀的手稿。艾柯的圖書館充滿生機，許多書因經常翻閱已經陳舊磨損。他閱讀速度飛快，記憶力驚人。在他的書房裏錯落放置著一些書架，上面擺放著他自己作品的全部譯本（阿拉伯語、芬蘭語、日語……在數了三十多種語言之後，我已然無法計數了）。艾柯飽含深情地向我一一指出他的作品，將我的註意力吸引到他一卷又一卷的著作上：從他早期的批評理論裏程碑著作《開放的作品》（The Open Work）到他的新著《醜的歷史》（On Ugliness）。
最初，艾柯以中世紀研究和符號學學者的身份開始了他的事業。接著，他在48歲時（1980年）出版了小說《玫瑰之名》（The Name of the Rose）。小說銷量逾一千萬冊，在世界出版界內引起了轟動。這位大學教授搖身一變成為了文學界的明星。記者們蜂擁而至，詢問他對文化的看法，敬服於他的博學，一時間，他被視為仍在世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作家。自那以後的數年間，他陸續寫作了主題奇特的隨筆、學術論文和四部更為暢銷的小說，包括1988年的《傅科擺》（Foucault’s Pendulum）和2004年的《羅安娜女王的神秘火焰》（The Mysterious Flame of Queen Loana）。
艾柯挺著肚子，雙腳在地板上緩緩挪動著，在他的帶領下，我們來到了客廳。彼時的窗外，米蘭的天空正映襯著中世紀城堡的巨大輪廓。我原本期待看見滿屋的掛毯與意大利古董，沒想到映入眼簾的卻是現代式家具、幾個陳列著貝殼與珍稀漫畫的玻璃櫥櫃、一把魯特琴1、一疊收藏的唱片以及一幅畫筆主題的拼貼畫。“你看，這是阿曼2專門為我創作的……”
我在一張寬大的白色沙發上坐下，而艾柯則將自己埋在他低矮的扶手椅裏，手裏夾著雪茄。他告訴我，他曾經一天抽60根雪茄，而現在，他只是夾在手中把玩而已。我開始問第一個問題時，他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縫，然而輪到他說話時，他卻突然睜開了眼睛。“我愛上中世紀的過程，”他說，“同有些人愛上椰子的過程如出一轍。”在意大利，他以談話時富於韻律的節拍、頗具喜劇色彩的俏皮話而聞名。在他蜿蜒曲折的長句中，幾乎每一個拐彎處都藏著一個俏皮的包袱。當他說得越來越長時，他的聲音似乎也越來越洪亮。很快，他便像對著一教室全神貫註的學生講課一樣，概括起要點來：“首先，我在寫《玫瑰之名》時，當然不知道亞裏士多德的《詩學》中著名的已散軼的喜劇卷宗中的內容，因為沒有人會知曉，然而，在寫作過程中，我通過某種方式竟然發現了它們。其次，偵探小說中的疑問同時也是哲學上的核心問題：誰幹的？”當他認為他的談話者足夠聰明時，他會迅速展開專業的評析：“這的確不錯，但如果是我，我會補充說明……
在我們歷時兩小時的首輪訪談結束後，艾柯的意大利出版商馬裏歐·安德利歐塞（Mario Andreose，亦為意大利邦皮亞尼出版社的文學主任）前來帶我們去吃晚飯。與艾柯結婚四十五年的妻子瑞納特·拉姆什（Renate Ramge）與安德利歐塞坐在車子前排，我則與艾柯坐進了後座。幾分鐘前還閃耀著智慧與活力光芒的艾柯，現在卻顯得有些沈郁冷淡。不過當我們進入餐廳後，面對著擺在桌前的面包時，他的情緒很快高昂了起來。起初他盯著菜單，猶豫不決，然而當服務員過來點單時，他卻很快點了意大利烤奶酪餡餅和蘇格蘭威士忌。“是的，是的，我不應該，不應該……”一位讀者興高采烈地跑到我們桌前：“請問您是安伯托·艾柯嗎？”這位教授挑了挑眉毛，咧嘴笑了笑後，擺了擺手。之後，我們的談話重新開始，艾柯興奮地談論起教皇本篤十六世、波斯帝國的衰落和詹姆斯·邦德的新片來。“你知道嗎？”，艾柯邊用叉子叉著他的烤奶酪餡餅，邊說道：“我曾經出版過一部對伊安·弗蘭明3的情節原型進行結構分析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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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者：請問您在哪兒出生？
安伯托·艾柯：亞歷山德裏亞，那兒以出產博爾薩利諾帽而聞名。
采訪者：您來自一個怎樣的家庭呢？
艾柯：我的父親是一位會計師，祖父是一名印刷工人。我祖父有十三個孩子，我父親是老大。而我又是我父親的長子，我的兒子剛好也是我的第一個孩子，他的第一個孩子也還是男孩。所以，如果某人偶然發現艾柯家族是拜占庭皇帝的後裔的話，那麽我的孫子就是皇太子了！
我的祖父對我的人生有著尤為重要的影響，即使我小時候並沒能經常見到他，因為他住在鎮外大約三英裏的地方，而且他在我六歲時就過世了。我祖父對這個世界有著異常充沛的好奇心，而且他讀過很多書。他做過的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他在退休之後開始裝訂書本。他家裏因此鋪滿了未裝訂的書籍——那些老版的、帶有精美插圖的戈蒂耶4和大仲馬創作的十九世紀流行小說——這些便是我最早接觸到的書籍。當祖父於1938年過世後，許多書主並沒有索回那些未裝訂完的書籍，我家人就把這些書收進了一個大箱子裏。很偶然地，這個箱子被放進了我父母的地窖裏。我經常被派去地窖裏拿些煤或者酒之類的雜物，有一次，我偶然打開了這個箱子，發現了這個滿是書本的寶藏。自那以後，我就經常到地窖裏去看書。我發現我祖父還收藏有一種配有插圖的海陸旅遊與探險雜誌，講述些奇特殘忍的異國故事。那是我第一次闖入小說的領域，意義重大。不過很可惜，之後我把這些書本和雜誌都弄丟了。但後來的幾十年間，我漸漸從舊書店裏和跳蚤市場上找回了一些。
采訪者：如果在您探訪您祖父之前沒有見過任何書的話，這是不是就說明您父母家裏一本書也沒有呢？
艾柯：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父親年輕時，曾如饑似渴地讀書。我祖父家有十三個孩子，一家人努力工作才能勉強維持溫飽，父親根本買不起書。於是，他就到街邊的書報攤去，站在那兒看書。當報攤老板表露出不耐煩的神色時，他就換一家報攤，繼續讀上本書的第二部分……這是我視若珍寶的一幕，它體現了父親對書本的不懈追求。成年之後，父親只有在傍晚時分才有閑暇閱讀，那時他主要看些報紙雜誌。我們家也只有幾本小說，而且不是擺在書架上，而是放在壁櫥裏。有時，我也看見父親在讀從朋友那兒借來的小說。
采訪者：您父親是怎麽看待您這麽年輕就成為學者這件事的呢？
艾柯：唔，他早在1962年就去世了。但在他去世之前，我就已經出版了一些書，都是些學術作品，書裏的內容可能會讓我父親感到困惑。但有時在傍晚很晚的時候，我發現他在努力閱讀這些書。《開放的作品》一書恰好在我父親去世前三個月出版，並且獲得了偉大詩人埃烏傑尼奧·蒙塔萊5的評論。評論刊登在《晚郵報》6上，是一篇混合著好奇、友善與汙言的評論。但不管怎樣，那是蒙塔萊的評論呀！我覺得，這點對我父親來說，就是最難以想象的事情了。從某種意義而言，我還清了債務，並且滿足了他的所有期望，盡管我覺得我的小說應該會讓他讀起來更開心。我母親比我父親多活了十年，所以她知道我寫了許多其他類型的書籍，並且受邀至國外大學講課。雖然她身體很虛弱，但看到我的這些成就時，她很開心，雖然我覺得她實際上並不了解我所做的事情。而且，你知道的，母親總是會為兒子感到驕傲，即使她的兒子是個蠢貨。
采訪者：當您還是個孩子時，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興起，接著二戰爆發。那麽當時您是怎麽看待這一切的呢？
艾柯：那是一段反常的歲月。墨索裏尼極具領袖魅力，而且他喜歡每個意大利學校裏的孩子。當時我參加了法西斯青年運動，我們被要求穿著統一的軍式制服參加星期六的集會。而我們也很樂意去做這些事情，這就像今天讓一個美國男孩穿上水手服一樣，他會覺得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兒。整場運動對我們這些孩子來說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就像冬天的雪花夏日的酷暑那樣自然，我們根本想象不到還有另外的生活方式。當我回想起那段日子時，我心裏便會滿溢起一種溫柔，與人們回憶起童年時生出的溫柔一樣。甚至當我想起那些轟炸和那些在避難所度過的夜晚時，也同樣帶著溫柔親切。當1943年一切結束的時候，伴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初步瓦解，我在民主報紙上發現了不同政治黨派與觀點的存在。1943年9月至1945年4月間，也是意大利歷史上最為傷痕累累的年月裏，為了躲避轟炸，我與母親、姐姐遷居鄉村，住在卡薩萊蒙費拉托鎮7裏一個皮埃蒙特人8村莊裏，那裏是抵禦空襲的中心。
采訪者：您目睹過戰鬥場面嗎？
艾柯：我記得曾目睹過法西斯軍隊和同盟軍的槍戰，而且當時很希望自己能加入戰鬥。某些時刻，我甚至能回想起自己躲避子彈、從高處跳落到地面的情形。那時，從我居住的村子裏，可以看見他們每周都在轟炸亞歷山德裏亞9，那是我父親工作的地方。當時，天空被轟炸染成了橘黃色，電話線路被炸毀，我們只能等到周末父親回到家時才能確定他還活著。那段時期的鄉村生活迫使一個年輕男人學會了如何存活下去。
采訪者：您走上寫作道路和二戰有關系嗎？
艾柯：不，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系。我在戰爭之前就開始寫作，和戰爭無關。在少年時代,我創作了一些連環漫畫，因為我讀過很多漫畫。我還創作了以馬來西亞和中非為背景的奇幻小說。我是個完美主義者，希望這些書看起來像已經印出來一樣。因此寫作時我用了大寫字母，並編寫了扉頁、摘要，還配了插圖。這些工作都很累人，我沒有一次能做到有始有終。我在那時候是創作未完巨著的大文豪喲。然而，顯然在我開始寫作小說的時候，對戰爭的記憶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每個人都更留戀自己年輕時的回憶。
采訪者：您給別人看過這些早期作品嗎？
艾柯：有可能爸媽瞧見了我正在做什麽，但我想我沒給別人看過。這就是我獨處時的自娛自樂10罷了。
采訪者：你曾經談過在這個時期你也試著寫作詩歌。在一篇論寫作的文章中，你說過：“我的詩在功能起源和形式構造上都和青春痘差不多。”
艾柯：我想在某個特定的年齡，比如說十五、六歲，詩就好像手淫一樣。但是長大一些之後，優秀的詩人就會把早期的詩作燒掉，而拙劣的詩人則把它們發表出來。幸好我及早抽身了。
采訪者：誰鼓勵你進行這些文學嘗試呢？
艾柯：我的外婆。她是個熱切的讀者。她只上到小學五年級，但她是市圖書館的會員，她一星期給我帶回家兩三本書。有情節誘人的膚淺小說，也有巴爾紮克的巨著。在她的眼裏，它們並沒什麽差別——都是引人入勝的故事。而我的母親，曾經接受過打字員培訓，她一開始學過法語和德語，盡管她在年輕的時候博覽群書，隨著年歲漸長，她變得有些懶散，只讀讀浪漫小說和婦女雜誌。因此我不看她讀的書。但是她談吐優雅，有一種高貴的意大利範兒，她寫作很有文采，她的朋友都請她代筆寫信。她的語感極佳，雖然她很早就不上學了。我想，我從她那裏繼承了純正的寫作品味，以及我最初的文風。
采訪者：你的作品有多大的自傳成分？
艾柯：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每部小說都是我的自傳。當你虛構一個人物的時候，你就會賦予他或她自己的個人回憶。你把自己的部分性格給了一個角色，另外一部分性格給了另外一個角色。在這個意義上，我並沒有寫過任何自傳，但是我創作的小說就是我的自傳。兩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采訪者：是不是很多形象是從生活中直接移植到小說裏面去的呢？我想到了《傅科擺》裏面在墓地裏吹喇叭的貝爾勃。
艾柯：這個場景絕對帶有自傳性質。我不是貝爾勃，但是這件事確實發生在我身上，並且它意義非凡，所以現在我要告訴你我從未提起過的事情。三個月前我花了大概2000美元買了一把高端大氣的喇叭。要演奏喇叭，你必須長時間地訓練嘴唇。在十二、三歲的時候我吹得還不錯，可是我現在已將技藝忘卻，吹得不堪入耳。即使是這樣，我還是每天都吹，因為我希望回到童年。對於我來說，喇叭見證了我曾經是個什麽樣的小夥子。我對小提琴沒什麽感覺，但是看見喇叭我就覺得血脈賁張。
采訪者：您覺得您還能吹奏童年時的曲子嗎？
艾柯：我吹得越多，我便越能清晰地回憶起兒時的曲調。當然也有一些樂章音調太高太過艱難，我就會反復吹奏好幾次。我努力練習，但是我知道我的唇形並不太正確。
采訪者：同樣的，你是不是也難以找回兒時的回憶了呢？
艾柯：很奇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反而能夠想起更多的往事。給你舉個例子：我們那裏的方言是亞歷山德羅方言，一種混雜了隆巴德、艾米蘭和吉諾維斯口音的皮埃蒙特地區方言。我不說這種方言，因為我來自資產階級家庭，我的父親覺得我和姐姐應該只講意大利語。然而在父母對話的時候，他們卻講這種方言。所以我完全能夠聽懂這種方言，但是不會說。半個世紀之後，它卻突然從我的身體深處，或從我的無意識中，冒了出來。當我遇到亞歷山德的老朋友時，我竟然會說這種方言了！所以隨著我人生的時光流逝，我不僅能夠記起我忘掉的事情，而且還能憶起我自認為從未學習過的事。
采訪者：為什麽你決心研習中世紀美學？
艾柯：我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大學時我還是一個全國天主教學生組織的負責人。因此我對中世紀學術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理論很是著迷。我還曾著手寫一篇關於托馬斯·阿奎那的美學理論的論文，但是在我完成之前，我的信仰遭受了一次震蕩。這和復雜的政治事件有關。我屬於該學生組織中較為激進的一方，對社會問題和社會正義比較關註。而右翼勢力則受到教皇十二世的庇護。某天，有人指責我們那一方是異端、是共產主義。甚至梵蒂岡的官方報紙也攻擊我們。這場事件使我從哲學的角度對我的信仰進行了修正。但是我還是懷著崇敬之心繼續研究中世紀和中世紀哲學，更不用說我深愛的阿奎那了。

采訪者：在《玫瑰之名》的附錄中你寫道：“我在每個地方都能看見中世紀的影子，顯而易見地，它們覆蓋了我的日常生活，那些看起來與中世紀完全不搭調的生活瑣碎，實際上都沾染著中世紀的色彩。”您的那些生活瑣事，是怎麽沾染上中世紀色彩的呢？
艾柯：我的整個一生，有無數沈浸在中世紀之中的經歷。比如說，在我準備論文的時候，我有兩次在巴黎住了一個月，在國家圖書館裏搞研究。我決定，在那兩個月裏面只在中世紀裏生活。如果你簡化巴黎的地圖，只選擇特定的街道，你真的可以生活在中世紀之中。然後你就可以開始像中世紀的人那樣去思考、去感覺。比如說，我記得，我的妻子精通園藝，知道世界上幾乎所有花花草草的名字，在我寫作《玫瑰之名》前她就經常訓斥我，說我沒有正確看待自然。曾經有一次在鄉間，我們生了一堆篝火，她讓我去看在樹林間飛舞的余燼。當然了，我怎麽會在意這種事呢。過了不久，她讀到了《玫瑰之名》的最後一章，在此章中我描述的篝火和那天晚上很相似。她說，那天你真的看了那些樹林間的余燼呢！我說，我沒看，但是我知道一個中世紀的修道士是怎麽看余燼的。

采訪者：你覺得你會真的很享受中世紀的生活麽？
艾柯：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紀，我就活不到現在這把年紀了。我想如果我真的生活在中世紀，我對這段歷史的感受將會與現在有很大不同。我寧願只是想象一下。
采訪者：對於一個門外漢來說，中世紀彌漫著神秘遙遠的氣息。你怎麽會對中世紀感興趣呢？
艾柯：很難說。你為什麽會墜入愛河？如果非要我解釋，我會說因為這段歷史和人們想象的完全不同。對於我來說，它不是一段“黑暗時期”，而是一段光明的時期，是孕育了文藝復興的肥沃的土壤。這是一段雖混亂無序卻又生機勃勃的過渡時期——從中誕生了現代城市、銀行體系、大學、關於現代歐洲及其語言、國家和文化的理念。
艾柯：是的，但是人們必須謹慎地對待類比。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對中世紀和我們的時代做過某些類比。但是如果你給我50美元，我也會給你寫一篇文章來研究我們的時代和尼安德塔人11的時代的相同點。找到類似之處總是很容易的。盡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對歷史的關註還是意味著對歷史和當下進行旁征博引的對類比。我承認我守舊到了古怪的地步，但我仍舊相信，正如西塞羅相信的那樣，現實生活要以史為鑒。
采訪者：作為一名研究中世紀的年輕學者，你怎麽突然搞起語言研究了呢？
艾柯：自從我記事起，我就對交流的意義感興趣。在美學領域，這個問題是：藝術作品的本質是什麽？藝術作品是怎麽和我們交流的？我對於後一個問題尤其感興趣。此外，人類的特有屬性之一便是擁有創造語言的能力。結果，我的論文完成之後，我立刻開始在意大利國家電臺工作。那時候是1954年，僅在第一個電視廣播臺出現幾個月之後。這就是意大利大眾視覺傳媒時代的肇始。因而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人格分裂的那種怪人。一方面，我對實驗性文學和藝術中語言表現出來的最先進的功能感興趣。另一方面，我又對陶醉於電視、連環畫、偵探小說。自然，我會捫心自問，我的各種愛好之間是不是差別太大了呢？
采訪者：你曾經說過符號學就是研究謊言的理論。
艾柯：我本應該說：“道出了事實的反面”，而非“謊言”。人類可以講故事、想象全新的世界、犯一些錯誤，並且我們還可以說謊。語言使這些成為可能。
說謊是專屬於人類的能力。一只狗追蹤著氣味就能追蹤痕跡，可以說狗和氣味都不會說謊。但是我可以對你撒謊，讓你偏離原本計劃的方向，然而你卻相信了我，就走向了錯誤的方向。這可能是因為我們依賴符號。
采訪者：一些反對符號學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的人宣稱，符號學最終會使一切現實都煙消雲散。
艾柯：這種立場我們稱之為解構主義。解構主義者們不僅假設所有的事物都是文本——甚至這張桌子也是文本——而且認為人們對每種文本都能加以無限的解釋，但是他們仍舊遵循著尼采開創的理念，尼采認為沒有事實，只有闡釋。相反，我繼承了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的思想，毫無疑問，他是美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也是符號學與闡釋學之父。他說過通過符號，我們可以闡釋事實。如果沒有事實而只余闡釋，那還有什麽可闡釋的呢？這就是我在《闡釋的界限》（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一文中所論述的。
采訪者：《傅科擺》中您寫道：“一個符號越晦澀越模棱兩可，它就越具意義和力量。”
艾柯：空洞的秘密是強大的。人們經常提到共濟會的秘密。到底什麽是共濟會的秘密？無人知曉。只要它保持著這個空洞的狀態，人們就能用各種可能的概念將它填滿，它就具備了力量。
采訪者：您覺得你符號學學者和小說家這兩個身份是完全分離的嗎？
艾柯：這看起來可能很不可思議，但寫小說時我從不去想符號學，之後我讓其他人去做這部分工作。而他們的成果總令我驚異不已。
采訪者：您依然對電視著迷嗎？
艾柯：我懷疑沒有一個嚴肅的學者不喜歡看電視，我只是唯一坦白承認這點的學者而已。我設法利用它作為工作的素材。但我不是來者不拒的，並不是所有類型的電視我都喜歡，我喜歡扣人心弦的電視劇而不喜歡垃圾節目。
采訪者：您有特別喜愛的電視劇集嗎？
艾柯：警察片系列，例如《警界雙雄》。
采訪者：這是70年代的影片，現在已經完結了。
艾柯：我知道，但我聽說完整劇集的 DVD才剛發行，我正想著弄它一套。此外，我還愛看《滅罪鑒證科》，《邁阿密風雲》《仁心仁術》，尤其是《神探科倫坡》。
采訪者：您看過《達·芬奇密碼》嗎？
艾柯：看過，同時也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采訪者：這部小說好像是《傅科擺》的一個奇異衍生品。
艾柯：作者丹·布朗簡直就是《傅科擺》中我創造的一個人物！他與我筆下的人物有著共同的癡迷：薔薇十字會、共濟會、耶穌會的世界陰謀；聖殿騎士團的角色；煉金術的秘密；一切都相互關聯的原理。我甚至懷疑丹·布朗可能根本不存在。
采訪者：要認真對待小說的虛構前提，這一理念似乎體現於您很多的小說中。虛構能以它的某種方式獲得實體和真實。
艾柯：是的，虛構能夠創造真實。《波多裏諾》我的第四部小說寫的正是關於這一點。在神聖羅馬帝國腓特烈一世的朝代，生活著一個名叫波多裏諾的小男孩騙子。他大編特編——從聖杯傳奇到波倫亞陪審員對巴爾巴羅薩（德意誌國王腓特烈一世）統治的合法化。結果他引發了真實的後果。捏造和錯誤能夠創造真實的歷史事件。就像祭司王約翰的信，它是捏造的——在我的小說中它正是由波多裏諾編造出來的——然而，它描述的一個在神秘的東方興起繁榮的美妙絕倫的基督教王國卻真實激發了中世紀的人們對亞洲的探索。或者以克裏斯多弗·哥倫布為例，他對地球的看法完全失實。就像當時的人們包括他的對手那樣，在他看來地球是圓的。但他認為要小得多。在這個錯誤觀念的指導下，他發現了美洲。另外一個著名的例子是《錫安長老會紀要》，它純屬子虛烏有，但它支持了納粹意識形態，在某種意義上為大屠殺鋪平了道路，因為希特勒利用這文獻為毀滅猶太人做辯護。他也許知道這是捏造的，但在他心中它描述了他希望的猶太人下場，於是將其視為真實。
采訪者：波多裏諾在最後宣稱：“神父王國是真實的，因為為了尋找它，我和我的同伴們耗費了我們三分之二的生命。”
艾柯：波多裏諾捏造文獻，構想烏托邦，構建未來的假想格局。當他的朋友歡樂地踏上往傳說中的東方的征程時，他的謊言成了現實。但這只是敘述手法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在小說的框架中，你可以運用看似不可思議和純屬虛構的事實來進行敘述。小說裏我使用了數不盡的真實故事和真實情形，因為我發現比起我所看過的所謂小說，這些真實更浪漫多情，更具小說味道。例如在《昨日之島》，有部分內容是父親卡斯帕制作了一個奇特的儀器用來觀看木星的衛星，結果純粹變成了鬧劇。這儀器在伽利略的信中有所描述。我只是想象，假如加利略的儀器真的創造了出來會發生什麽。但我的讀者卻將其視為滑稽的發明。
采訪者：是什麽令您根據歷史事件去寫小說？
艾柯：與其說歷史題材小說，還不如說真實事件的小說化更能真正地讓我們更好地理解真實的歷史。我也喜歡將教育小說的元素結合到歷史題材小說。在我所有的小說中，總會有一個年輕的人物在成長，在學習，以及歷經一系列的磨難。
采訪者：為什麽直到48歲您才開始寫小說？
艾柯：並非像大家所想的那樣這是一個大飛躍，因為甚至在我的博士論文中，在我的理論形成過程中，我已經在創作故事。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大多數哲學書籍的核心是在講述他們調查研究的故事，正如科學家們解釋他們如何獲得重要的發現。所以我感覺一路以來我都在講故事，只不過風格稍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