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加坡模式」到「中國模式」
對國家發展「第三條道路」的省察(下)

在後鄧中國，他們一旦當上幹部或領導，都有年齡限制，不再實行「幹部終身制」。這種換人不換黨與西方民主政治換人又換黨的政治模式大異其趣，它既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又保障了代際人才制度性的更替，同時避免因長期在位而搞個人獨裁的可能性，這也是「中國模式」的特徵之一。

眾所周知，中國大陸是個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一黨專政」的國家，它不實行西方意義的民主政治，既無由下而上的普選，也無兩黨輪流執政 的政黨政治。西方主流政治學指出，「一黨專政」意味著政治獨裁，權力由一小撮人把持，因「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必然導致政治衰敗。因此認為貪腐是一 黨專政造成的，只有終結一黨專政才能根絕貪腐。政治貪腐在中國大陸確是十分嚴重，已危害到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否則習近平不會傾其全力反腐打貪。但我要指 出，政治貪腐與一黨專政並無必然的邏輯關係，實行民主政治的印度乃至台灣，貪腐不嚴重嗎？陳水扁怎麼下台而入獄的？不是貪腐是什麼?!不要再以冷戰時代的 政治話語「民主」或「專政」來做為評估政治治理基礎的好與壞標準，後冷戰時代講求的是「善治／良政」，它可以是西方模式，也可以是非西方模式。

中共黨內有派系政治，這連毛澤東都承認，因此必有權力鬥爭；中共黨內近年來也出現太子黨、官二代，整個大陸更因錢權交易而出現嚴重的貪腐 現象。習近平現在正全力反腐打貪，薄熙來案、周永康案、乃至其他的大小老虎案，西方觀察家說這是權力鬥爭，顯示中國大陸政治不穩，並影響經濟發展，社會動 亂遲早到來云云。這是他們不了解信奉辯證唯物主義的中共是個「與時俱進」並能「自我糾錯」的黨。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中共這個黨也不例外，但唯物辯證法告訴 中共黨的領導人，要按辯證法「三大規律」辦事。矛盾律告訴中共，黨內必有矛盾，社會定有對立現象，這是邏輯的共相，沒有什麼了不起，想辦法解決就是。質量 律告訴中共，事物因時空而會質量互變，要實事求是，要與時俱進，否則量變會產生質變，危機便會到來。否定律更指導著中共，要定時清黨，要自我糾錯，要反腐 打貪，要否定的否定。

西方學界喜歡談只有民主選舉才有政治合法性問題，中國大陸沒有民主選舉，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照樣有政治合法性。為什麼？因為除毛澤東的政 治合法性是他打天下打出來的之外，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他們的政治合法性都是因才幹、能力、努力打拚，並經過黨組織嚴格且層層的甄拔，最後幹出來的。胡錦 濤、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習近平雖為「官二代」，但他由基層村幹部做起，經過30年的努力，一步一腳印向上爬升，治理過三個省市，人口超過1.2億，然後 進入中央政治局，再經過五年的磨練與熟悉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事務，最後才出任國家最高領導人。試想，能把中國從第三世界貧窮的農 業國打造成為今日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能讓6.8億人民脫貧，能讓中國崛起，你能說他們這批政治菁英沒有政治合法性？

我在《大轉變》一書中指出，改革開放後中國改變最大的是它的社會發展模式。它不再是社會主義模式，也不是資本主義模式，它是以「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為基礎的社會發展模式，主要內涵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尤其是儒家文化價值）的三合一的社會發展模式。這個模式的出現是以 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為出發點，用多元的解放心態，將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資本主義文化價值及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辯證統一起來，去建構「中國模式」的社會 面。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國，採取的是一元主義大社會，冷戰時代的西方稱中國是個「10億藍螞蟻的大兵營」。鄧後的中國完全轉型成另一種社 會。原社會主義講的「由初生到死亡，全由國家包辦」的社會保障制度，已改為由國家、社會／企業、個人共同負擔外，並在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原則下保留著高覆蓋 的社會保障。西方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與文化價值表現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市民生活中，穿西裝打領帶、著短裙穿牛仔褲／緊身褲的紅男綠女充滿大街小巷；招 商、選秀、流行歌舞在城市電視媒體中火紅，整個社會不再是藍螞蟻兵營。在中國大陸，現代化與城市化的發展速度更是世界第一，到處是高樓大廈、高速公路與高 速鐵路，東西橫穿、南北直貫；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機場的後現代建築，紐約、東京、巴黎機場無法望其項背，連美國朋友都告訴我，上海已是「東方紐 約」，剛落成的「上海中心」僅次於「杜拜塔」，現為全世界第二高樓。

為了社會共同富裕，後鄧中國已拋棄社會主義是「窮過渡」的觀念，允許人民「向錢看」。30多年來多元而高速的經濟發展使它的綜合國力大 增，如今它不但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一大製造業國、第一大汽車消費國、第一大高鐵國、全球第一大移動電話持有量國、 世界數一數二體育大國，最近更大氣魄提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大戰略，籌組亞投行（AIIB），北京未來10年準備 投資1.6兆美元在「一帶一路」上，以便完成歐亞區域經濟整合。

「窮過渡」不是後鄧中國所要的社會主義，「富而驕」也不是它所需的資本主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除保有古典社會主義的基因外，並含 蘊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後鄧中國已不是馬列主義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搞的「批孔揚秦」早已被否定。從鄧小平的「不稱霸」到江澤民的「和平統一」，從胡錦濤 的「和諧社會」與「和平發展」到習近平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及「中國夢」，都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以儒家文化價值觀為基本內涵去實踐國家發展與民 族復興問題，這又是「中國模式」的文化面向。

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路徑指引，經過30多年的努力，打造出今日中國大陸的發展實景，說明中國已然崛起，它已擺脫150年來受盡西方及東洋帝國主義輕視與欺凌的貧弱落後，一躍而成21世紀的世界強權，可見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的實踐不可分。

結語

從學術觀點看，社會發展或國家建造「模式」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如果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是完美的話，台灣經過「政治民主化」後不會在發展上向下沉淪到今 天這個樣子。我們必須去除「西方中心論」的發展觀，連福山最近也自我否定他所寫的「歷史終結論」，指出以自由民主模式為基礎的美國，正走向衰敗。

但是，在不完美中，「新加坡模式」、「中國模式」的實踐經驗雖對比較政治學理論構成知識上的難題，可是它們在與西方模式比較之後，對於發 展中國家在模式選用上，確有參照作用。從實踐意義上說，「新加坡模式」、「中國模式」證明了「良政／善治」的「模式」可以是西方的，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它 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因此，前述兩個模式已為發展中國家指出「第三條道路」的可供選擇性，並徹底打破傳統的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二分法。尤其是 「中國模式」的成功，展示了典型的社會主義和典型的資本主義在公有制形式和私有制形式之間必須作出選擇一事，不再是一個宗教原則問題，而是一個現實可欲問 題。

「中國模式」的成功與中國崛起的事實，對世界而言確是一場時空的巨變，它為21世紀的全球秩序帶來重組，它也威脅到了西方的霸權，不然怎 麼會出現「中國威脅論」呢？從學術知識意義上，我給「中國模式」加分；從現實意義上，我為「第三條道路」的可供選擇性給予肯定；從中華炎黃子孫立場，我樂 意見到民族復興。【全文完】（收藏自 2015年6月《海峽評論》294期）（作者為中山大學、佛光大學名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