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了，要吃，這是生理。有好炒幹煸牛肉絲的，有好烤牛排的，有用筷子吃的，有用刀叉吃的，這是文化。你們吃肉不吃魚，他們吃魚吃牛不吃豬，你們見面作揖，他們見面握手。從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而在實際生活中人皆如此的行為模式，就是文化。你到歲數想倆人往一塊兒睡，這是自然，你穿件白紗裙子上教堂照好多相片，這是文化。
　　雖說文化“從自然的角度看”非必如此，但人本來就是一種“非必如此”的動物，一種文化動物；就像鯨魚是一種水生動物，回頭是岸，卻還是遊在海裏自在。
　　有的食品營養好，有的不好，有的吃法衛生，有的不衛生。確定營養和衛生的標準，對中國人，阿拉伯人，西非人，都是差不多的。可是在一個地方，讓客人拿手抓飯吃表示尊敬，在另一個地方則近乎汙辱。死，不管漢人還是藏人，都不樂意，但吊死、砍頭、飲鴆，各種死法的含義，則因民族而不同。死後處理的方式，更是因民族而異，暴屍於野，在漢人是件慘事，在藏人則是正當，反倒是患了惡病犯了惡罪的才用土埋。
　　人的很多行為，很難找到一個共通的評判標準，因為這些行為的意義框架是由一種特定文化提供的。
　　無生物是以物質的方式反應的，給一個力，就改變運動的速度與方向，加入一種試劑，就產生出一種新的物質結構——起反應的物質別無選擇。生物是以信號的方式反應的，聽到同伴的警報，雁群就起飛了，等不到狼撲過來；用電流刺激狗的中樞神經，造成一種飽食的感覺，硬是眼睜睜看著一盤肉餓死了。
　　 相比之下，人是以意義的方式反應的。要是堅信商之舊臣不可食周粟，明明肚子餓，明明感覺到肚子餓，也寧肯只吃幾根薇草，直到餓死。這樣極端的例子不多，但不太極端的情況，則所在多有。錢，人人都想要，但誰都想不起到朋友家的抽屜裏取出點兒來，哪怕絕無被發現的可能。走路被人撞了一下，聽一聲“對不起”就拉倒，聽一聲罵娘就非得和人沒完沒了。苦役犯什麽苦都吃慣了，讓他挖個坑遂即填平夯實，再挖個坑遂即填平夯實，苦役犯也受不了。
　　自然是齊一的，信號添了變數，意義使世界變得神秘莫測。天體物理學家可以算出億萬年前宇宙大爆炸後幾秒鐘的粒子密度，可以算出一顆慧星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後的軌跡，可是沒人算得出世界上明年要發生幾場戰爭。
　　十七、八世紀從西歐發軔的進步觀念，是近代思想體系的一塊基石。進步觀念滲透到各個領域：天體演化、生物進化、人性不斷進步、社會形態不斷更新。進步要有個標準。什麽是生物進化的標準呢？適者生存是一個同語反復，因為“適者”是以是否存活延續來確定的。向高等進化也接近於同語反復，既然“進”化，自然就是向“高”處發展了。
　　衡量生物的進步，已非易事，遑論衡量社會。進步觀濫觴之際，正是西歐雄視世界之時。歐洲人當時的觀念和狀況，就被自然而然當成進步的標準，其它社會，則都處於較落後的狀態，並將逐漸進步到西方那個樣子。形形色色的文化被排到同一個系列上，只是先後次序不同。
　　相反的看法在西方從未斷絕。萊布尼茨就註意到東方文明是不同種類的文明，不在西方發展模式中。湯因比、斯賓格勒等人更發展出系統的學說，把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解為各有特點的個體。後現代的西方知識分子，檢討歐洲中心論，容易接受這種文化特殊論的觀點。
　　西方中心主義生自西方，文化獨特論或非西方中心主義也生自西方。這無足怪。劉少奇接見時傳祥，說幹國家主席和幹掏糞一樣，都是為人民服務。時傳祥就不會往那兒想。
　　進步觀和文化特殊論，短短幾年裏在中國知識界重新旅遊了一遍。
　　極端的進步觀把形形色色的文化都排在一條直線上，分出它個上下高低來。文化特殊論的立論正相反：每種文化都有自己一套獨特的價值標準，因此是無法比較的。你打橋牌，我下圍棋，怎麽比得出誰高超？任何衡量標準都與特定文化相關，沒有超乎一切文化之上的自然標準。說不定拿各種文化來一比高低這種想法就是某種特定文化的產物呢。形形色色的文化只有不同，沒有優劣之分。
　　中國人先前認為華夏文明世界第一，後來在可以直接比較的方方面面都比不上西方，終於產生了一種文化自卑感。文化獨特論既不自稱高人一等也不承認低人一等，算是中平之論。
　　但我們說所有文化都平等，只是面對西方文化時才說的。倒不是咱們中國人采用了雙重標準，說實話，坦桑尼亞和巴布亞.新幾內亞哪兒有什麽文化呀，所以也談不到平等不平等。
　　文化特殊論的興起，和平等觀念的泛濫有關。雖說古希臘就主張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基督教主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中國人古時候在考場上人人平等，但直到美國革命宣稱“人生而平等”，法國革命把“平等”列為三大原則之一，世人才處處事事爭起平等來。婦女爭選舉權，殘廢人爭工作權，小國爭主權，小民族爭自治權。既然愛滋病人可以爭入境權，同性戀可以爭結婚的權利，那麽文化當然都可以爭和其它文化平起平坐的權利了。
　　我們不可把“平等”理解得太寬泛了。人當然是生而不平等的。他生得又聰明又漂亮嗓子又好家裏又有錢，我生得又蠢又醜公鴨嗓子家裏撿破爛的，啥平等？平等是指我們在某種捉摸不定的“人格”的意義上平等，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美國很少想著和格林那達、巴拿馬、伊拉克平等，但在某些國際交往的場合還是得遵循平等的說法作法。
　　國家間實質不平等，但可以有個正式身份上的平等。文化卻沒有正式身份，要平等只有一途：文化各有各的特殊性，所有文化都不相類。
　　維特根斯坦考察Spiel（遊戲、玩）這個詞，發現並非所有被稱為Spiel的活動都有一個共同點。這些活動中甲類與乙類有共同點，乙類與丙類有共同點，甲丙兩類則並無共同點，但甲乙丙聯綿統稱為Spiel。
　　實際上，一切自然概念都具有類似的性質。三千年中國文化形成一個統一體，不但不必一成不變，甚至不必圍繞同一個中心。
　　中國的傳統文化，被稱為“儒家文化”。道家釋家的影響卻也不小。即如儒學，也難一言以蔽之。曰“仁”，曰“忠恕”，言其大概而巳；細究，“仁”、“忠”這樣的概念包含了太多的方面。在民間，重“義”或甚於重“仁”與“忠”。皇帝有過千百個，民間都不修廟，但到處是“關帝廟”，一個敗軍之將，當神來崇拜，蓋因其義氣焉。考了進士作官，而進士是皇帝考定的，於是進士自稱“天子門生”，可見對皇帝的忠也有幾分報答知遇之恩的意思，而知遇之恩是從義想過來的。中國的封建傳統弱，人身本無依附關系，皇帝王侯大人識我於屠釣之中，我是報答恩情，不是盡義務。日本也襲儒教，但那裏有封建系統，於是更講究“忠”。
　　用一個字、一句話概括一個文化，只有在很特殊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中國人重義，日本人重忠，美國人重自由，這是大概言之，並非美國人一舉手一投足均可用“愛自由”來解釋。
　　文化比較學得出的一個極為流行的結論說：西方人重分而中國人重合。凡說到東西差異，莫不如是說，不但我們說，西方也有不少人這樣說。
　　文化比較學身為一門學問，當然具有客觀性，但在討論義理的時候也難免不知不覺中立下了弘揚本族文化的目標。我們說到西方人重分而中國人重合，心裏已經想定合比分要好、要高。可在我看來，什麽該分什麽該合，端視事務而定，沒有一般的原則來決定孰高孰低。黨政該不該分開？四代人該同堂還是該分住？另一方面，中國人在很多事情上，好分之心頗勝於西人，即使外寇當前，國共也絕不肯誠心合作，人家能合成一個大企業的，我們只願各自做點兒小本兒買賣。
　　文化比較學的主體內容是繞一個學術用語的圈子來證明本族文化的優越。無怪乎弱勢民族特喜歡這門學問，因為強勢民族要表明自己優越性的時候通常會采用直接的手段。文化比較學家赤誠可感，唯於事無補耳，就像誰要想成為工業強國，有效的辦法是自己生產出像樣的產品來，靠不上一場又一場抵制洋貨的運動。
　　比喻在不同類的事物中發現共同點，比較則從同類事物的差異入手。
　　要是把中西比較放在更多的文化類型的背景下，我們會發現這兩大支文化簡直太相近了。兩種文化都提倡勤勞致富，尊崇建功立業，並註重記載自己的歷史。這差不多是理所當然的——要不是具有這些相類的品質，很難想像恰恰是這兩大支文明數千年生生不息，不斷創造出繁榮昌盛的局面，雄視周圍世界。這種優越的歷史，反過來又增強了這兩支文化的共性：這兩種文化都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同時具有深厚的寬容精神和人文精神。
　　價值系統隨文化而異。就像概念系統隨語言而異。但不同語言之間竟是能翻譯溝通的。這是因為，語言是從自然中生長出來的，語言之外，有著一個共同的世界。兩個說不同語言的聰明人關在一個牢房裏，什麽都不許作，只許說話，誰也教不會誰另一種語言。放他們出去，一起蓋房、打獵、捕魚、種地，像魯濱遜和禮拜五那樣，他們很快就學會了對方的語言。
　　一種語言包含著對待共同世界的一個特殊視角，同時又反映著一個民族的特殊歷史和生活方式。有些高度凝聚著這些特殊性的概念是無法翻譯的，如“仁”“義”“官”“福”。但它們可以得到解釋。翻譯不會是完會的，解釋也不會是完會的。不過我們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也不是完會清楚的。
　　我們學習一門外國語，是按照漢語的習慣來理解的，還是照那門外語的習慣來理解的？如果只照漢語的習慣，我們連一個聽起來自然的外語句子都說不出來。但也不可能完全按外語的習慣，因為我們時常說得生硬、勉強。我們處在這兩種習慣之間。最關鍵的，是我們並不因此制造出第三門語言來。
　　我們並不需要一套獨立於各文化之外的價值標準，就能夠跳出一種特定模式來了解別的文化，評價不同的文化。就像我們比較甲物和乙物孰熱，並不需要站在絕對零度之上。
　　五筆字型輸入比較快，可學起來比較費事，坐地鐵比坐公共汽車快，可是比較擠。事事時時，我們都在比較。他老婆比我老婆漂亮，我兒子比他兒子聰明，他比我有錢，可我比他德行好。
　　有技術性的比較，有總體性的比較。比較動車還是跳馬的得失，是技術性的，比輸贏，是感性的。棋手上場，是來比輸贏的，但行棋之際，腦子用在技術性的比較考量上，一腦門子輸贏，反倒影響行棋了。我儕尚未超凡入聖之時，難免計較得失，比量高下，但權衡而至於患得患失，最後是得是失先已經損了。權衡計較終有竟時，什麽也代替不了痛痛快快幹它一場。凡一為事就要與人一比高低，就可算作病態了。畢竟天下之大，容得獅虎，也容得鷗鶴。
　　一向優越的，和一向居劣勢的，較量一番的沖動較弱。曾居優勢而退居劣勢的，沖動最強。於是中國好“比較”。比較比較，不只是對比一下，還有一番較量的沖動在後面。這點兒沖動，要老是用在比較上，倒是可惜了。要真恬然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我們何不高高興興幹點兒自己高興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