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北京4月1日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依靠改革開放成就了目前經濟總量躍居全球第二的大國地位；眼下新鮮出爐的“一帶一路”，被視為中國從大國邁向強國的重要戰略，其中不乏中國借此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的解讀聲；但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下，開放包容才是本質。

這也提示中國要順利推進該項堪稱“高大上”的國家大戰略時更需要冷思考。尤其目前國際地緣政治環境復雜，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國家地區間經濟差異巨大，中國在主打經貿牌時宜盡量弱化政府色彩，充分評估潛在的市場和政治風險，以確保投資項目安全務實穩步推進。

“一帶一路是中國目前不得不做的事情，但要做好並不容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北京的一個講座中就提到，在中國不得不走出去，但尚未強大到足以讓其他國家做出調整的狀況下，中國要走出去就會與現有秩序的既得利益存在沖突。

他認為，中國已經發展起來，資本和產能已經過剩，而走出去是必然，也是中國現在必須要做的事。但目前西方人和中國自己都不夠清楚的一件事是，中國“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主體並不是政府而是資本，政府只是順水推舟。

中國截至去年底的外匯儲備高達3.8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在經濟實力決定國際話語權的當下，中國龐大的外儲顯然是支撐“一帶一路”的底氣所在。

曾擔任過中國駐中東特使的中國高級外交官吳思科就提到，中東一直是戰略要地，由於歷史等各方面原因目前該地仍處於大變局中，百廢待興，中東更希望得到來自中國的投資。

“由於該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宗教等方面環境相當復雜，如何兼顧各方利益並調動積極性，通過溝通合作找到各自利益最大契合點，讓絲綢之路走的平穩些，這方面的風險確實需要考慮。”吳思科稱。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他在上周末博鰲論壇年會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目前已經有60多個沿線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表達了積極態度。

為支持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並主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目前有意加盟國家逾40個。

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三部門也於上周末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圈定重點涉及的18個省包括新疆、黑龍江、上海、福建、廣東等，內陸地區則是重慶。

**一帶一路誰是主角？**

不可否認，要推進如此宏大面廣的國家戰略離不開政府這個強有力的推手。今年3月在北京召開兩會（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來自地方的政府官員紛紛表達了希望其所在省份能夠成為一帶一路核心區的渴望。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就表示，該市將盡快形成和推出一批創新制度，力爭用三到五年時間建成新海上絲綢之路的自由貿易港。

西安也啟動了首批60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項目，總投資達1,155億元人民幣。其中有12個項目總投資在30億以上，有4個項目總投資在100億以上。

在地方政府熱衷爭取項目的背後，不乏寄望參與大戰略提振當地經濟的願望。但面對如此龐大的一項國家戰略，統籌國內外兩個市場，“一帶一路”本質更應該是“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這需要政府參與的熱情，更需要理智決策的配合，避免搞“運動式”的一蜂而上。這對習慣於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中國各級政府都是一種考驗。

鄭永年認為，國家資本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好的地方是中國可以有國有企業去做資本走出去；壞的地方在於，一旦出現紛爭，就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行為，被上升到外交和政治層面。

他認為要看到一方面中國的政府還不夠強勢，因為資本走出去後，還需要更多的權益保護。比如中國在墨西哥投資的高鐵項目、中國在緬甸的多筆投資，都遭遇了問題。但目前並沒有很好的解決方式。

“新的情況下，如何保護海外利益，中國政府要做得還差很多。”鄭永年稱。

這一觀點也得到北京改革和發展研究會理事鄧聿文的認同，他提到，要打消外界對一帶一路只是經貿活動並無政治意圖的質疑，就要體現企業的主體地位，所有項目都體現的是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

“新疆許多營企業有能力拿到鄰國能源項目，比國家層面談項目更有效率。”全國政協委員王偉在今年兩會的發言中用實例說明了企業作為主體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

他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應該從實處、細處、小處入手，如歐亞大陸橋要解決如何運營的問題，做到貨暢其流，在領域等領域要對民營企業開放，打破壟斷。

根據一帶一路規劃，新疆是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福建則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

**一帶一路真是中國轉移過剩產能嗎？**

不可否認，從大的時間段看，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恰與中國經濟遭遇"三期叠加”的調整周期重合，在內需欲振乏力，外需不旺的前提下，“通過一帶一路的戰略轉移中國過剩產能”的看法也塵囂甚上。

鄭永年就認為，中國有能力發展一帶一路戰略的原因有三：中國資本過剩、產能過剩、技術過關。中國現在在嘗試一種新的不同的模式。

對於中國現在是否有足夠的工具去實踐“一帶一路”，鄭永年認為需要做的還有很多。首先一點就是目前對“一帶一路”的定位似乎還是經濟項目，而他則認為“一帶一路”應該是個全球治理、至少是區域治理的項目。

相較海外學者的觀點，國內專家和企業則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天和光能的高紀凡董事長也在上周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表示，“現在說到一些過剩企業走出去，我認為這個提法是不對的，你管它過不過剩，到海外了，全球市場一體化了，應該是有競爭力走出去的。”

這一觀點也得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位不願具名的專家的認同，“產能過剩不過剩都是相對的，並沒有絕對的過剩。那些認為中國通過一帶一路轉移國內過剩產能的說法完全是一種誤讀，全球間的合作有很多層面，大的有世界貿易組織（WTO），區域間的包括自貿區，一帶一路等等。”

他指出，事實上一帶一路戰略中，中國並不是把過剩產能轉移出去，轉移的都是優勢高效產能，包括鋼鐵水泥等都是有很高性價比的產品。

“換一種角度看，中國是利用自己的優勢向世界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而不是為中國過剩的產能找出口，這是一種雙贏的格局，是利他的，目前國內外有些觀點是將此事理解偏了。”他稱。

“那種認為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大，要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提振國內經濟的看法並不準確，支撐中國經濟主要靠國內市場，靠內需。”該位人士稱。

他表示，從推進一帶一路的思路看也很清晰，用基礎設施建設做突破口，而基礎設施建設最需要的是錢，因此成立絲路基金和亞投行，目前開局良好。

至於客觀存在的地域風險，他認為，短期看應該避開地緣政治矛盾激化的地方，但從長期區域間的經貿合作有利於消除地緣沖突。

他指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就是開放包容，就是經濟貿易的合作，並不涉及國家間的政治安全等。無論是亞投行還是絲路基金，都只是推進這項大戰略的一個工具，這涉及60多個國家，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當我們告別人生的時候它（一帶一路）還在繼續。”該位人士稱。（路透社，2015年 4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