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以歷史和記憶為題材的紀錄片，就不得不提到那部總長500多分鐘的很少有人看完的《浩劫Shoah》。一開始知道這部片的時候覺其炫酷至極，立誓一定一口氣看完。事實是，看了半部就入睡多次，之後也再無看的意願。

小時候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每年到了8月15日，爺爺就會在餐桌上講日本投降和他多年參戰的故事。說實話，我那時對此並不感興趣，而且覺得談及戰爭話題簡直毁掉一頓飯。

在我看來，紀念是件挺沉重的事。紀念需要讓人了解事實，而事實需要紀錄、解釋、拼湊和還原，於每個角度所闡述的都有所不同。而往往，值得被銘記的，總是沉痛的集體事件。但同時，記憶又是有選擇的，甚至是被控制的。比如對於我來說，印象最深的畫面是國慶五十周年，1999年，我十周歲的時候。十月一號晚上，外面的煙花一顆顆綻放消逝，我和表姐躲在陽台後面，覺得熱鬧又開心。電視上幾乎都在轉播中央電視台的節目，1949，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話筒，紅色，彩色氣球，喜悦，奔跑，勝利。但全然不知，這背後隱藏了多少，喜怒哀樂，爭戰死亡，還有許許多多的真相和假象。

小學的時候，每年清明節，學校還要組織我們集體去烈士陵園掃墓，在國旗下面低頭看脖子上的紅領巾，聽教導員講，「紅領巾的顏色是由烈士的鮮血染成的」，接下來的一幕應該就是淚水。一切像一幕劇，早被編好。我不記得自己是否掉過淚水，但依稀記得當時很害怕，因為不落淚就好像代表自己不愛國、不關心生命、很冷漠，會被視為局外人和異類。

隨着年齡的增長，我慢慢開始懷疑一切，因為不知道什麼才是真實。我們經常被欺騙、隱瞞，而太多歷史中的集體事件並没有重要到干涉個人生活比如吃飯和睡覺，因此不會讓多數人有去挖掘的意願。況且，不存在絕對的真實。每個人的大腦都儲存著屬於自己的真實，即使拼湊眾人心中主觀的真實，結果仍舊不可能完整。但是，每個人也都有了解和無限接近真實的權利。即使每個人都會受限。

比如，對於爺爺來說，他覺得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仇恨就是真實。但對於我來說，日本近現代文化都有太多吸引我的地方。最喜歡的作家是村上春樹，最愛的樂隊是東京事變。我也深深知道，有時候民族仇恨只是一種群起對外的凝聚力，它可能只是一場虛假。但我並没有因此和爺爺產生爭執。畢竟，他所經歷過的世界和我的截然不同。比如，對於姥爺來說，他覺得年輕人應該入黨就是真實。記得到了大二的時候，過春節突然提起入黨的事，姥爺就問我有没有入黨。我很鄙夷的摇摇頭。他嚴肅氣憤的質疑我，「怎麼能不入黨呢」。我就說不想入黨。他還是非常擔心我說，「不能不入黨，這兩天就寫封入黨申請書」。我覺得很好笑，因為姥爺好像還活在以前的那個年代。

去年很巧合，在不同場所偶遇很多離開中國二十五年的老朋友。聽到他們說二十五年，我第一反應是和我同歲，而不是某個事件。没錯，即使我知道某個事件，它的重要性在潛意識中還是抵不過我的生日。就像對於村上春樹的生日，1949年，我的第一反應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年，而非我最愛作家出生的那一年。國民教育，官方闡述，集體記憶，看起來好像都是屬於許多人的宏觀之物，但這些東西卻會潤物細無聲般潛入個人的頭腦和思想，成為很私人化的東西。

這也就是為何我認為絕對的真實並不存在。但這也是為何我覺得個人不應該被怪罪。很多中國年輕人出國之後，被盤問一些史實相關的東西。比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事情。有些人對此一無所知。而盤問者倒是真如審判官一樣，差點勒著對方的脖子大呼，「你居然不知道這個！你居然不知道！你怎麼能不知道！！」說實話，太多事也讓我很氣憤。但是，面對爺爺討厭日本而我卻用另外的眼光視之，面對姥爺覺得不入黨人生就没有希望而我早覺黨已是空殼，我知道他們生活的年代限制了什麼，也知道我生活的年代限制了什麼，但我不願責怪他們，也不願責怪自己。

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什麼，遺忘什麼，可以選擇哀悼，追憶，甚至擔起責任。但是别忘了，我們也可以選擇，在最後的時候，原諒這一切。

只是，在當下這樣的日子裏，有些事我們還是不能提，就連選擇的機會都没有。如果牆拆了，每個人都有用自己的角度認識詮釋事實的權利和可能，即使拼湊不出絕對的真實，也至少提供這樣的機會。就像紀錄片《浩劫》以及與此相似的眾多議題一樣，它存在在那裏，失去了可窺視型，倒是可以讓人從各種角度認識和理解了。就像爺爺每年8月15號都會重複講述的事情一樣，眾所周知了，我們也没有那麼想聽了。也不似如今，因為一堵牆的存在，反而讓人更容易窺視、猜想、隱藏、責怪、憤怒、又恐懼著什麼。（作者為在台陸生，2015/06/06 台灣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