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分類推進高校改革的意見》，對分類推進高校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文件提出，強化人才供需適配機制，完善以國家戰略需求為牽引的學科專業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

當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就業結構和大學教育，標凖化、可編碼技能加速被替代，理解、共情、判斷和選擇等綜合能力愈發稀缺，大學人才培養已進入亟待改革的關鍵時期。改革須把重心從「傳授標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迫切需要重構專業與通識教育，完善大類培養、模塊化課程等路徑；推動課堂從「講授知識」轉向「研究問題」，在扎根中國實踐中生成理論；深入連接社會實踐，吸納一線經驗與真實互動；並以教師轉變和制度供給形成可執行的中國方案。

從專業知識傳授走向綜合能力培養

人工智能越是能夠替代標凖化、可編碼的技能，記憶、背誦、演算、編程等「機能」就越容易被替代，大學教育就越要重視那些難以標凖化的能力（如理解、共情、審美、溝通等「人能」）。未來真正稀缺的，不只是會使用技術的人，而是能夠理解社會、發現問題、溝通需求並能用不同知識解決問題的人。大學改革不能停留在增加幾門課程，而應重新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人工智能正在迅速改變經濟運行、社會分工和就業結構。過去，大學通常按照相對穩定的職業分工設置專業，再按照專業要求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AI時代這一模式正在受到挑戰。凡是程序明確、流程穩定、結果可以檢驗的工作，都可能被人工智能部分乃至大幅替代。程序編寫、數據處理、資料檢索，甚至部分研究工作，都在發生變化。這並不意味著專業知識不再重要，而是意味著僅僅掌握專業知識已經遠遠不夠。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一項技能，卻很難替代一個人對復雜現實的完整理解。能夠發現問題、判斷需求、協調利益、理解倫理規則，並在不確定情境中作出選擇，這些綜合能力反而會變得更加重要。

因此，人工智能帶給大學的真正挑戰，不是要不要多開一門人工智能課程，而是大學的人才培養體系能否從「傳授標凖技能」轉向「發展綜合能力」。

通識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顯

現代社會建立在高度分工之上。分工提高了效率，也使人的知識結構越來越專業化。一個學生進入大學以後，很快被劃入某個專業，按照規定的培養方案修讀課程。但在人工智能時代，分工越細，標凖化程度越高的技能，越容易被機器掌握。一個人的技能如果只能對應某項固定任務，他原有的優勢也可能迅速消失。

相反，那些看起來「不夠標凖」的能力，正在變得更加珍貴。比如，怎樣把一個模糊的現實需求轉化為可以解決的問題；怎樣理解客戶沒有說清楚的要求；怎樣在技術、制度與人的感受之間作權衡；怎樣與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合作；怎樣判斷一項技術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這些能力很難通過一門課、一次考試來衡量，卻決定著一個人能否在變化中不斷創造新的價值。以程序員為例，人工智能可以越來越高效地生成代碼，但還不能自動完成全部工作。目前AI雖然能承擔一部分程序員的工作，但尚未完全能夠把客戶需求拆解成具體任務，仍然需要工程師來判斷哪些問題應該交給技術，哪些問題需要通過組織、制度或溝通來解決。技術發展里的倫理、法律等問題更是不可能交給AI去判斷。越到高層次，決定一個人發展空間的越不是某項孤立技能，而是文理交融的綜合能力。

文科教育同樣面臨變化，文科所培養的理解、表達、判斷和解釋能力，本來具有難以標凖化的特點。文科教育本應在人工智能時代在大學里大放光彩，為理工科學的綜合素質提升提供基礎，但如果文科教學只是重復抽象概念，脫離現實問題，不做調查研究，也不關心技術與產業正在發生什麼，不僅無法為大學的通識教育做貢獻，甚至自己本學科也會因脫離現實而被社會淘汰。

如果大學要培養學生面對變化的能力，就需要重新考慮專業教育的時間、強度和邊界。特別是在一些理工科專業中，課程和作業負擔過重，學生每天忙於完成規定任務，也缺少形成個人興趣的空間。通識課上，部分學生忙於專業課的作業，將人文教育和通識教育作為專業教育的調劑和點綴。另外，全體理工科老師的思想也需要轉變，人文社科的課程不再是上菜前的「豆腐乳」，而應當是主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