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人演出、低成本製作的潮汕語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爆紅，許多華人都感受到叙事中有他们的「個體經驗」。除了涙水，往往也有一份難以說明的「焦慮」。「統戰」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顯然不是主要的一個部分。

比較值得我們關注的，應該是「現代性焦慮」（Anxiety of Modernity）。從古典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到當代的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與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都深入研究過這個概念，深入探討現代社會（都市化、資本主義、科層體制）如何導致個體的孤獨、疏離與流動的焦慮。

中國無疑的是崛起了。在肯定之餘，一般人大概已忘記了，在這之前改革的開放之初，中國上下所期盼的，是「四個現代化」；朝國外大部分國家似乎已經習以為常的「現代社會」追趕。

近半個世紀以来的這份努力，確定了其不可抹殺的成就。可是，近年来，當「内捲」成為内外皆認同的現象時，只談「現代化」帶来豐功偉績，而不談「現代性焦慮」，就有點說不過去了。

當勝利的歌聲響徹天下，天下其他也很值得唱的歌，自然也就無關宏旨了。令人焦慮的是，當有些人開始跟不上那雲霄間的調子時，放慢前進的脚步喘一喘也是理所當然的。更多時候，冷静了下来，哼哼小調，不僅能說明心跳如常，也感受得到不同的節拍更貼心。慌什麽？

《給阿嬤的情書》說的，也可以是這樣的一個故事。從這條線索出發，我們可以釋然，我們不能只要「現代化」；而不付出黏着焦慮等病態的「現代性」。

這份釋然教懂我们，「焦慮」是可以轉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