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技術迅猛發展，尤其是在溝通模式和傳播科技上的發展，對推進代議民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擴展了政府聽取民意的途徑和渠道——藉助這些新技術和新工具，代表委員能夠聽到更廣泛和更真實的民意。但我一直以爲，技術畢竟只是技術，它只能起輔助性的工具作用。無論什麼時候，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聽取民意都不能放棄那些最傳統、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深入到真實社會中進行調查和研究，深入基層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與民衆的直接接觸掌握民意。技術再先進，只能作爲這種調查研究的補充；博客、微博之類的網絡問政再能拉近距離，也比不上實地調研與民衆面對面的距離近。

近日一條有關國務院參事任玉嶺的新聞讓我受觸動，任玉嶺通過自己的調查對當下中國五大教育不公問題進行了批評——這些問題並不算新鮮，觸動我的是任參事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負責態度，每個判斷都建立在諸如“我在河南調研時發現”的基礎上。比如他批評“教育資源配置嚴重不均衡”，就舉了在湖南某地調研時的一個例子：在中央明確要求爲公檢法每人增4萬元辦公費的情況下，由於當地是“吃飯財政”，通過把教育和農業的財政支出降下來解決政策要求。正是“縮減教育支出爲公檢法人均增4萬經費”的實地調研讓人們對“窮教育”有了新的理解。

任玉嶺當過兩屆政協委員，以敢放砲而成明星委員。不過他從來不亂放砲，而是把自己的判斷建立在嚴謹的分析和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比如某年兩會上他那枚“我國行政管理費用25年增長87倍”、“26個人中就有一個官”的重磅砲彈，就是通過深入實際、廣泛蒐集資料而提出的，從而使自己的提案更有説服力和影響力。這樣高質量的提案和有價值的批評，僅僅依靠博客和微博是絶冩不出來的。靠電腦鍵盤功夫和電腦前的拍腦袋，浮躁地追逐諸種時尚，而不深入實際聽取民意，只能提出類似“給老婆發工資”、“給企業家評職稱”、“全面取消網吧”之類雷人建議。

博客問政也罷，微博議政也罷，本只是擴展交流渠道的一種輔助方式，可如今卻助長了一些代表委員的惰性，過分依賴這些溝通方式，而不去深入基層和實際了。兩會快到了，趕快開個微博什麼的，營造出一種與民衆暢通交流、充分聽取民意的幻象；平時從不做調查研究，快開會交議案提案了，趕快上網蒐集“民意”拼湊出個議案提案。這樣的“鍵盤代表委員”，怎麼可能提出有質量的議案提案，又怎麼可能像任玉嶺那樣説“我在湖南調研時發現”？ （愛思想 201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