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in（2009） 致力於研究充滿恐懼的情感地緣政治，將其作為理解、重新定位和回應「全球化恐懼」的一種工具。Schurr （2013） 基於 Pain的研究，呼籲建立情感選舉地理以剖析選舉 （競選） 活動的情感時空背景，包括候選人如何與選民建立情感關係，進而形成政治團體。Jones（2020）同樣關注情緒的社會空間性，從地理學角度尋覓具體化情感與特定地點和空間的聯系，創新性地提出外交的情感地理。

在普世主義的理念中，人們的情感是直接的、內在的和虛擬的。Tolia-Kelly （2006） 對其進行了批判性分析，認為人們的情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政權更叠與國民的情感相互影響。霍布斯（2011） 在 《利維坦》、斯賓諾莎在 《神學政治論》（1963） 及《倫理學》（1959） 中都認為情感會妨礙理性思考，他們都闡釋了國家力圖借用宗教的政治功能，利用情感來維系民眾對國家的順從，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穩定。Barford （2017） 也認可 ToliaKelly的看法，認為「政策」和「情感」密不可分，情感參與可能會放大人們積極或消極的態度，為付諸的行動提供動力；Wood （2013） 闡釋了年輕人參與相關政治實踐的情感體驗。Tyner 等 （2015）通過解讀在越南戰爭中經歷了痛苦直至逝去的Dang Thuy Tram醫生遺留的日記，剖析人們在特殊政治事件中面對「愛」和「死亡」的情感變化。

當今大量的社交媒體信息超越時空概念，具有即時性、碎片化和淺層化特點，日益滲透人們的日常生活，正在改變著各國民眾政治參與的模式、國際政治的話語空間以及個體政治的行為。民眾的情感越來越自覺地、明確地靠近和指向政治事物，關心政治事件，發表不同政見等，但錯綜複雜的網絡信息也可能引導大眾盲目地信仰、崇拜和盲目，激起民眾盲目的政治熱情。在國家特定政治環境和地理環境下，熱情被相互感染和激化而產生強大的社會動力，導致特定政治事件的發生和發展，可能為國際秩序維護和國家發展留下巨大隱患，甚至演化為政治災難，乃至戰爭。政治情感地理研究有助於深入探究民眾錯綜複雜的情感和政治傾向的關係，揭示民眾政治情感變化規律，也有助於改變民眾對自上而下的地緣政治敘事的理解（李鵬 等，2021），引導民眾理性參與政治實踐。

2.2.3 社會性別的情感地理研究

以往地理學研究都與「男性」密切相關，在不同學術研究中常見「男性與自然環境」「男性的文化」「男性的空間」等，而女性在地理學研究中被「隱藏」（約翰斯頓，2000）。為了緩和進而消除性別不平等，從19世紀末開始，國際女權主義運動此起彼伏，女權主義地理學應運而生。1994 年英國創辦的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推動了社會性別的情感地理研究，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女性情感地理和男性氣概方面。

在女性情感地理方面，國外學者探究了不同環境中不同女性群體的情感。Herron等 （2012） 分析了從事護理工作的婦女在家庭、農場和社區3個場所、3個不同角色所引起的情感變化，以及情感變化與她們身心健康的關係。面紗作為穆斯林身份的象征，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團體和信仰；McGinty（2014） 關注巴勒斯坦裔美國穆斯林婦女的面紗對她們情感的影響。

Wasielewski（2015） 剖析了移居墨西哥女性的情感狀態，發現多才多藝使得她們在瓦哈卡州可以保持自己個性和冒險精神，時間流逝並未給她們帶來衰老感。身體是人們情感最親密的地理環境，是幸福、痛苦等各種情感的載體，因此有學者強調對「女性身體」的研究，O'Brien 等（2017） 關注母親的身體、鍛煉空間和情緒之間的聯系，揭示女性在空閑時間和可使用的「空間」裏如何改造自我。

在男性氣概研究上，Warren （2016） 從文化維度、情感維度和具體化維度探討了身強力壯的男性在制造沖浪板過程中，具有的激情和熱愛能激勵其職業發展。基於「父權」在歷史和地理上的特殊性，Jackson（1991）探討了男女性別認同文化建構的差異性，認為女權主義和同性戀權利運動是對占主導地位男子氣概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