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國外研究熱點

2.2.1 教育的情感地理研究 國外教育的情感地理是教育學、地理學、心理學與社會學等學科共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主題，研究熱點集中在3個方面。

第一，教師的積極和消極情感對教學活動的作用與影響。上世紀90年代中期「情緒革命」的影響下，加拿大教育學家 Hargreaves （2001） 致力於教師情感的研究，發現師生間的情感互動依賴於空間距離的親近和/或疏遠，並提出了 5 個層面的「情感地理」理論框架，即政治距離、專業距離、道德距離、物理距離和社會文化距離。基於該理論框架，Yongcan （2016） 解讀有移民背景教師的「日記」和訪談資料，探索教師錯綜複雜的情感世界，結果表明教師在處理各種人際關係中有時被理解而有時被誤解，從而導致其時而積極時而消極的情感表象，但為了生存她們不得不管理好自己的情緒/情感；Weddle等（2019）收集了3年的例行教師會議記錄，運用半結構式訪談進一步獲取相關信息，來揭示校長與教師、教師與教師合作的情感傳遞途徑以及情感變化對教師在活動中合作的影響機制。加強對教師情感研究有利於提升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促使教師始終保持積極的情感和良好的教學心態，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挖掘與培養學生的學習潛能和創新能力。

第 二 ，特殊學生群體的情感變化 。Rechis（2012） 通過對77名學生的課堂觀察和半結構式訪談，揭示了患癌癥學生在治愈之後，返校學習過程中的認知、動機和情感體驗的變化；Jill（2018）運用艾哈邁德的情感經濟理論，探討具有身體缺陷的殘疾兒童抗拒學校布置的各項教學活動的心路歷程與情感變化，剖析導致其消極情緒與自卑心理的機制。在今天高度文明的社會環境中，在學校這一特定空間，關愛、尊重和呵護弱勢群體，體現現代教育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助推良好的社會風尚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征，也是情感地理研究的價值所在。

第三，師生在教學空間 （課堂） 中情感互動的必要性。教學活動場所是「動態、互動和充滿思考的」教學空間（Pyndiah, 2018），近年來倍受學者關注。Pyndiah（2018）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相關文獻作為教學素材，引導學生參與討論，揭示師生在教學空間的情感互動和情感傳遞路徑，提高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研究性學習的積極性；Watkins（2010） 研究發現在教室中師生可形成雙向的心理依戀，如學生成績的不斷提升讓教師獲得成就感而流下激動的眼淚，說明師生間產生了積極的情感效應。事實上，教室這一空間裏，師生的空間距離最近，師生緊密的情感聯系與互動能夠充分利用教學資源，創造濃厚的學習氛圍，實現極佳的教學效果。

2.2.2 政治情感地理研究

21 世紀以來，恐怖襲擊、反恐戰爭、邊境爭端、全球突發性的公共危機事件等引發了人們對政治的「恐懼」（Pain, 2009），這種「恐懼」是推動某種政治行為的重要因素，並對社會空間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因此，「恐懼」不僅是純粹的心理現象，也是一種社會和空間現象（Pain, 2009）。多年以來政治情感地理研究始終是地理學家關注的焦點。

全球化給世界不同地區人們的情感帶來了深遠影響，多米尼克·莫伊西 （2010） 揭示恐懼文化、羞辱文化與希望文化正在重塑我們的世界，恐懼文化是西方對自身核心地位喪失的恐懼；羞辱文化是各國因羞辱感而產生競爭動力的文化；希望文化是亞洲人自信地認為在經濟方面能追趕上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