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有相近處。然而從日本文而受暗示的羅君風格，同時把日本文的瑣碎也捏著不再放下了，至於馮文炳君，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節制中見出可以說是慳吝文字的習氣的。

作者生長在湖北黃岡，所采取的背景也仍然是那類小鄉村方面。譬如小溪河、破廟、塔、老人、小孩，這些那些，是不會在中國東部的江浙與北部的河北山東出現的。作者地方性的強，且顯明地表現在作品人物的語言上。按照自己的習慣，使文字離去一切文法束縛與藻飾，使文字變成言語，作者在另一時為另一地方人，有過這樣嚇人的批評：

馮文炳……風格不同處在他的文字文法不通。有時故意把它弄得不完全，好處也就在此。

說這樣話的批評家，是很可笑的，因為其中有使人驚訝的簡陋。其實一個生長在兩湖、四川那一面的人，在馮文炳的作品中（尤其是對話言語），看得出作者對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記述言語”的一個人，同一時是無可與比肩並行的。

不過實在說來，作者因為作風把文字轉到一個嘲弄意味中發展也很有過，如像在最近一個長篇中（《莫須有先生傳》——《駱駝草》），把文字發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敗了的一個創作。在其他短篇也有過這種缺點。如在《桃園》第一篇第一頁：

“張太大現在算是“帶來”了——帶來云者……”

八股式的反復，這樣文體是作者的小疵，從這不莊重的文體，帶來的趣味，使作者所給讀者的影像是對於作品上的人物感到刻畫缺少嚴肅的氣氛。且暗示到對於作品上人物的嘲弄；這暗示，若不能從所描寫的人格顯出，卻依賴到作者的文體，這成就是失敗的成就。同樣風格在魯迅的《阿Q正傳》與《孔乙己》上也有過同樣情形，詼諧的難於自制，如《孔乙己》中之“多乎哉，不多也”，其成因或為由於文言文以及文言文一時代所留給我們可嘲笑的機會太多，無意識地在這方面無從節制了。

但作者在《莫須有先生傳》上，則更充分運用了這“長”處，這樣一來，作者把文體帶到一個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是“有意為之”了。趣味的惡化（或者這只是我個人的見解），作者方向的轉變，或者與作者在北平的長時間生活不無關係。在現時，從北平所謂：“比方文壇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散文糅雜文言文在文章中，努力使之在此等作品中趣味化，且從而非意識地或意識地感到寫作的喜悅，這“趣味的相同”，使馮文炳君以廢名筆名發表了他的新作，在我覺得是可惜的。這趣味將使中國散文發展到較新情形中，卻離了“樸素的美”越遠，而同時所謂地方性，因此一來亦已完全失去，代替這作者過去優美文體顯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態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