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赫爾謨多羅怎麽能把這些法律譯成純正的拉丁文？這些譯文是如此純正以至於狄奧多羅斯·西庫勒斯宣讀這些法律時不帶任何希臘語的痕跡，在從希臘翻譯過來的作品中，這一譯文的完美程度是後人從未企及的。他是怎樣設法讓希臘的思想和拉丁詞珠聯璧合，比如說auctoritas[1]以至於希臘人聲稱他們自己的語言中也沒有對應的詞來解釋這些法律，第奧·卡修斯就這麽說過。

赫拉克利特寫給赫爾謨多羅的信一定是經由相同的包裹傳送出去的，在畢達哥拉斯周遊世界的長途跋涉中，這個包裹幫了他的大忙。

實際上，這些法律起源於雅典的整個故事是地地道道的蒙人之說，這都是由於學者們的傲慢，他們首先從別的拉丁民族（比如伊奇人）那里得到了這些傳說，接著從意大利的希臘城市，再接下來是從斯巴達，最後從雅典得到了這些傳說，由於雅典的哲學家名聲顯赫，他們終於在哲學家們大名的光環之下，心滿意足了。

毫無疑問，十二銅表法不僅與雅典和斯巴達的法律有相似之處，而且與各個民族的法律都有相似之處，摩西法典也不例外。這種情形是由於諸民族歷史的一致性造成的。毋庸置疑，古代制定十二銅表法的十大執政官認為他們已經創立了帶有明顯的希臘痕跡的法律，比如說，他們禁止在喪禮上舉行希臘風格的哀悼儀式；但是，我們知道，這是因為執政官們的法規具有理想化性格，就像各個國王的名字一樣，後來被載入史冊，有自由、平等取向的法律都與這種理想化性格有關。

十二銅表法作為原創性的法律帶有原始的粗陋，殘酷無情、殘忍和兇猛，它與高度發達的雅典文明格格不入，它是古代拉丁民族自然法最有價值的文獻，也是自塞探時代就存在於拉丁民族中的風俗習慣的真實見證。

一旦得到了法定的土地所有權和一部成文法典，又重新開始了關於結婚權的鬥爭。這種抗爭的真正意義已消逝在古代歷史學家們就這一課題所寫的謬論之中了，簡而言之，平民們想得到與貴族聯姻的權利是這種抗爭的基礎（平民比可憐而普通的奴隸好不了多少）。這個錯誤使得羅馬史比希臘的傳奇歷史更不可信；因為，如果我們不懂後者的含義，那麽前者就與人類願望的實際順序相對立。它向我們展示出這樣的順序：平民首先渴望高貴，其次是公職和地方行政官的職位，最後是財富；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人類首先渴望的是財富，其次是國家官職，最後才是高貴。羅馬的平民真正想要的不是與貴族聯姻（connubia cumpatribus）而是貴族般的婚姻（connubia patrum）；不是和貴族聯姻的權利而是像貴族那樣締結神聖婚姻的權利。他們不曾想過與貴族通婚，說到底通婚並不重要。因為沒有神聖的婚姻，沒有占卜的特權，平民們在現實生活中就不能享有法定土地的所有權，就不能把土地轉讓給自己的家人，盡管他們被取消了血統、宗族和親戚的差別。一言以蔽之，對婚姻（connu-bia）的需求和對公民權的需求是完全等價的。卡紐利阿法滿足了平民們的這種需求。

平民們的下一個要求是建立在公共權利基礎之上的特權。在那些特權中他們首先得到了政治權力（imperium）和執政官職位，最後是祭司和最高祭司團的職位，這一職位使他們享有法律知識。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設計的封建主的自由系統以這一方式變成了公共自由系統和普查系統，普查在一開始僅限於貴族，從那兒以後，擴展到了大眾的金庫，這筆錢是平民們在戰爭期間支付的費用。現在，護民官們開始要求立法權了；先前的法律——荷累喜阿法和霍騰秀斯法沒有把平民和全體人民聯系在一起，而只是有兩次機會領導平民脫離羅馬而分別到了亞芬丁山和雅尼庫隆聖山。巴布利阿斯法是平民們取得的新勝利，它確立了平民的優越地位並把貴族共和國轉化成了大眾共和國，同時宣布平民「應該使一切法定的土地占有權確定不變」。巴布利阿斯法的成功應歸功於大獨裁者巴布利烏斯·菲羅。經過鬥爭元老院的權威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了，因為在以前父主們作為「autores」（代言人）而為人民思考，現在他們是向人民提出法律建議的人，他們要麽按照必須遵守的程式由元老院批準自己的建議，要麽放棄這個建議，並決定不做任何改進。除此之外，平民們贏得的最後一個職位是監察官，這個職位是貴族退讓給他們的。幾年後，培提略法廢除了封建主義的最後殘餘——契約（nexus），正是這種契約使平民們成了貴族債務的奴隸，正是這種契約迫使平民在貴族們私設的監獄里勞作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