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底下沒新事”——人世間總是有一些差不多的事情在改頭換面、不停地循環下去。文學表達上，故事的元素可以不停地組合，各種奇怪的故事也就出來了。不過世上的故事講來講去也就是那麽多，可見真正的新意不在故事上。怎樣把這個世界最大的隱秘揭示出來，依靠的還是「細節」與「超細節」——這才是詩性的極致。

於是我們發現了自己的窘境：現在常常憂慮的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知道得太多，連風裏都是各種各樣的聲音。如果想做一個保有巨大創造力和思悟力的人，還是需要想想這兩個字：清寂。可以理解美國那個梭羅跑到湖邊林子裏封閉自己的奧妙，他種地寫作，想些事情，清心寡欲。這果然使他聰明了許多，比別人特殊了一些。

但是這樣說，並不一定是要人人都走這樣的極端。像雨果，常在國會演講，參與黨派鬥爭，被流放等等，結果也是一個精神和文學的巨人。於是今天會陷入一個悖論：知道得更多好，還是稍稍閉塞更好？是盡可能地回避，還是要勇敢地投入？

有一點是肯定的，對於我們當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道太多，熱鬧太多，個人時間太少，回到過去太少，閱讀經典太少——挨近各種垃圾太多，時時有被這些掩埋的危險。

比如出版物，每天一車一車運進運出的文字垃圾到哪裏去了？它們從印刷廠出來，可不是為了直接回到造紙車間去循環的，而大多還是被那些粗劣不論、不挑食的好胃口給吞下去了。如果吞下這類東西更少一點，不僅可以節省大量的精力、時間和熱情，還可以保護大片的森林。

專家談如何進行「城市傳記寫作」：把城市當人寫 靠譜嗎

“近幾年來，有關某一地域、某一城市的文化著作漸漸多了起來，風格與敘述也呈多樣化態勢，對我這樣長期習慣了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閱讀的人來說，是一種放鬆式的興趣閱讀和文化熏陶。聶還貴的《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就是這樣的一本著作。”1月19日，在這部作品的研討會上，中國小說學會會長雷達如是說。

研討會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中國作協創研部、中華書局、中國作家雜誌社聯合主辦。與會者以這部作品為例，探討了城市傳記寫作的基本規則，並就應該注意的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

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要“挖一口深井”

「一座城市，應當有一部屬於自己的傳記。一座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有可能成為其所屬民族與國家的一鏡鑒照。（紀伯倫：假如一棵樹來寫自傳，那也會像一個民族的歷史。）」在《中國，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以下簡稱「《大同》」）的自序中，聶還貴這般寫道。

但是，“歷史文化積蘊深厚”的城市，在當代的發展肯定也是“日新月異”，作者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平均用力，還是“薄古厚今”？或者反之，“厚古薄今”是否可取？

《文藝報》總編輯閻晶明認為，這是一部文如其名的書，作者所寫的是作為古都的大同，“在三十多萬字的敘述中，始終抓住古大同的主題，並沒有在其中加入太多現當代大同歷史的內容。應該說，這種集中主題的做法是本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李朝全表示，近年來已經出現了一批為城市立傳，書寫城市的前世今生的作品。但聶還貴的可貴之處、也是其作品區別於他人之處，在於他筆下的大同較少觸及當下的或當代的城市發展史，而主要專注於歷史之大同、大同之歷史。作者通過深入解讀大同的歷史，書寫大同古都的經濟業態、生活方式、文化脈搏與社會氣象，剖析大同的人文、宗教、民族、風俗、人居、環境等歷史內涵，全景式地展現了一座城市的生機與脈動，生命與風采。

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同》與當下就是絕緣的。人民日報文藝部原副主任王必勝認為，讀《大同》，可以看到一個立體的古都、一個融入了現代華夏文化洪流中的古都，可以體會到一個曾經擁有輝煌歷史的大同對於當下文化的意義，“作者把城市當人來寫”。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認為，這部作品打通古今，貫通中西，從大同出發，又不僅僅局限於大同，而是關注文化的靈魂，關注人類普遍性的問題，對歷史和文化有著深刻的洞察。

（2014年09月25日 摘編自9月23日《廣州日報》，原題為《知道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