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遺產旅遊與家園重建

從“旅遊文化”的層面看, 無論是人類學的田野作業還是旅遊行為中的遊客活動都自然存在著對某一個特定空間的實踐問題。因此, 確定具體的空間單位和空間概念也成了我們必須進行分析的要件。這裏的“空間”不僅指地方人民生活的居所, 由於後現代社會的移動性,“地球村”的概念出現, 它也指外來者——旅行者進行短期生活、觀察、了解、體驗或者觀光的地方和地點。從旅行文化的角度看, 我們可以把旅遊活動和旅遊行為視為一種“空間實踐”, 它所包含的意義還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指示:

1 “靜態/動態”的空間指示和關係。這是一種“地理空間的轉移”。遊客離開日常的家庭生活外出旅遊, 就出現了基本的空間關係和空間結構的轉換,即把“日常家庭生活”當作一種“靜態的”、“停滯的”和“不變的”的空間感受，與旅遊活動中的“動態的”、“移動的”和“變化的”空間感受，放在一個基本的“二元結構”關係上。遊客最直接的旅遊動機，即是從這樣簡單的空間感受中產生出來。

在這一個外在的空間關係中, 二者時常會發生相互“擠兌”的現象。我們在從事旅遊研究的時候, 一般會更多地強調遊客由於不滿和厭煩沒有新意的工作內容、一層不變的生活節律、“兩點一線”(家庭- 單位) 單調的工作地點和環境、喪失“激情”和死板的社會關係以及緊張的人際關係, 並因此產生強烈地暫時要改變生活方式和環境空間的要求和願望, 於是, 旅遊成了一種實現這一要求和願望的最佳選擇。

然而, 實際上遊客在經過一段時間不斷變化的節律和改變環境空間之後, 在心理上又會產生對家庭生活“回歸”的渴望。所以, 通常而言, 遊客在出遊之前會有“離開家真好”, 旅遊結束後會有“回家真好”的感覺。其實, 旅遊正是通過這樣的空間改變和場景變化, 使人們對生活、對旅遊、對家庭不斷地在這樣轉換之間保持對生命的熱愛,對工作的熱情, 從而提高對生活的體認和欣賞態度。

2.“交流機制”的空間指示和關係。這是一種由於旅遊行為所產生的“遊客與東道主”之間非常複雜多樣的社會空間機制。旅遊是一個具體的行為, 同時, 這些行為由於被特定的地點、人群、氛圍、禮儀、規矩所限製和規定, 也就附加上了情境中符號的特殊意義。在這一關係空間裏面, 交流當然屬於至為重要的內容, 因而具有一種機制性的含義。事實上, 我們也可以把旅遊活動中遊客與東道主所建構的關係空間，當作一種基本的交通傳媒, 它聚集了社會價值觀念、道德語碼等。它成為不同文化實際接觸與交流的空間背景。

人類學對旅遊的研究，特別重視不同文化的接觸與交流。然而, 在實際的旅遊活動和旅遊行為中, 遊客對東道主地方社會和民眾的所謂“行為接觸”(語言、文字、實際參與生活活動等) 機會非常有限, 其文化接觸與交流更多的，還是通過那些旅遊活動空間機制的關係符碼作交流和體驗。比如, 遊客在短暫的旅遊活動中，通常沒有機會體驗到地方社會中較為完整的事件。然而, 我們卻並不能因此認定遊客對地方社會一無所知, 原因就在於遊客在旅遊行為中，經常是通過對當地的各類象征符號(包括零星的、分散的、拆解的) 進行觀察、“組裝”、體會和解釋。

（彭兆榮，2017，“遺產旅遊”與“家園遺產”: 一種後現代的討論，2007年9月，《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27 卷第5期 /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