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在政治文化環境比較寬鬆的語境中，三者的關係會顯得比較複雜，各種分歧和爭議經常出現，其間所存在的各種張力也就越加凸現；相反，在政治文化較為封閉和保守的語境中，三者的關係會顯得相對簡單一致，官方經典作為最具權力影響的體制性力量一統天下，將會吞噬其他兩種經典的自主性，轉而成為單一化的經典結構。

接著，我們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是，經典如何以價值評價的方式來進行編碼？這就涉及到經典編碼的核心問題: 經典的標準。關於經典的爭論無論持何種觀點，但有一點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經典是一種評價或價值呈現。無論是“官方經典”，還是“批評的經典”，抑或“遴選的經典”，它們都代表了一種對特定文學作品的某種價值判斷。

因此，經典的形成過程決非自然選擇的過程，毋寧說它是一個社會和文化的高度區分性的過程，說穿了不過是對某些文學作品的優先選擇和高度評價而已，這後面隱藏著的是複雜文化領導權。


在批評的和遴選的經典方面，文學史研究通常是一種頗有影響的經典的合法化編碼途徑，它就是依據特定價值立場，來選擇並闡釋作為經典的特定文學文本，是通過一系列經典的符碼的歷史重寫，來彰顯文學史中流傳至今並具有偉大傳統功能的作品，它們構成了文學史的那些不可取代的獨特單元。

那麽，什麽樣的作品可以被編碼並在文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呢？兩種常見的解答是: 其一，依據現代性觀念，經典彰顯了一種普適價值，因而超越了特定的時空間；另一種觀念則是後現代性的產物，任何經典都不過是一定的社會集團文化選擇和排斥的結果。

從前一種視角來看，人們關於經典的價值提出了無數理論。弗勒認為一些文學作品所以能成為經典，最重要的是經典的閱讀使人感受到愉悅④。克莫德(Frank Kermode)也旗幟鮮明地指出，經典的形成原因在作品自身，而非文學的社會機制作用。究其根源乃是作品的內在特質，它提供了經典所獨有的愉悅性⑤。

較之於克莫德，布魯姆關於經典看法更複雜。一方面，他指出西方經典的內涵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和矛盾性，不存在一種統一體或穩定的結構，所以沒有任何權威可以告訴我們經典是什麽。另一方面，他對西方經典的思考卻又努力想總結出一些經典的特征，建立一個既非政治又非道德的衡量標準。

諸如，“一切強有力的文學原創性都具有經典性”⑥，他同時還用“美學尊嚴”、“美學權威”和“創造力”等概念來描述經典。布魯姆相信，“沒有經典我們會停止思考。”⑦他還提到，“經典是真正的記憶藝術，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礎。”⑧


阿迪爾里也提出了有關經典的三個層面。第一，經典作品必然有其彰顯自身獨一無二特性的能力，並有一套適合於作品情境的精煉語言來解釋其特征。第二，經典作品具有某種表征性(或代表性，representation)，它提供了所表征的世界的知識，揭示了可能態度的表征力量，或創造了某種藝術模式，或表達了過往文化的共享價值等。第三，通過文學批評，可以揭示出經典作品所具有的技術創新、智慧和倫理意義⑨。

顯然，我們還可以羅列更多的有關經典價值的理論。但問題在於，這種種聽起來頗有道理的說法，哪一個是正確的呢？為什麽？要回答這一難題幾乎是不可能的，那麽，我們是否能換一種思路來考量呢？我們能否把何謂經典的問題，轉化為經典如何形成的歷史過程？這樣，我們就轉向了經典的文化社會學反思。

這一轉向的一個基本假設是，經典的形成與其說依賴於作品自身的價值，不如說經典乃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話語建構，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經典只是自身的特性所致，為什麽經典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會發生變化呢？如果沒有各種社會文化體制的支撐，經典又如何存在呢？

④AlastairFowler,KindsofLiterature: AnIntroductiontotheTheoryofGenresandModes(Cambridge: 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214.

⑤克莫德: 《變革與愉悅》，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12頁。

⑥⑦⑧(26)(34)布魯姆: 《西方正典》，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頁，第29頁，第25頁，第26頁，第3頁。

⑨CharlesAltieri,"AnIdeaandIdealofaLiteraryCanon,"RobertvonHallberg,ed.,Canons(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5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