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不常被提見的人。《漢書．食貨誌》有段記載：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裏，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裏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日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歲終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魏文侯在位於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間的人物，他的政策也表現著中國封建制度業已崩潰，各地域間的諸侯組織全民，發動生產的情形。《漢書．食貨誌》裏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農作納稅人，註重高度精密耕作，各農家僅有極少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運與上述小自耕農的生存有密切的關系。這些因素，一經透過歷史，成為中國以後兩千四百年立國的經常狀態。

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為什麽中國的歷史，在先秦就有這樣的特色？我們追究當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國的農業，開始於黃河中流的黃土地帶。黃土的土壤能夠垂直的堆砌，內中保留著很多由下至上的細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夠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質疏松，在農業初興的時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這地區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時在這地區出現無數的初期農業部落。將他們予以有系統的組織者，乃是周朝創業之主的文王之了，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設計，以“禮”為依歸。所以有一部《周禮》的著作，至今仍傳說作者為周公。

《周禮》的現今版本，在公元前後出現時即被斥為偽書。例如銅質貨幣出現於東周，較周公要遲好幾百年，而《周禮》已經提及鑄幣的衙門，還解說政府要經常巡視市場，以糾察物價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標準。這書裏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領土方千裏，是謂“王畿千裏”。此外每五百裏見方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內的諸侯因距王都的距離不同，他們向中央政府應盡的義務也有差別。其實周都鎬，在今日西安附近，並未向外每邊等距離的拓地五千裏。以當日技術之簡陋，既不能在地圖上精密的確定其疆界，也無從於實地立樁勒石。

《周禮》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學者爭論的淵藪。有些人說每八百家各有地一百畝是為私田，其中一百畝是為公田，有《詩經》為證。又有些人稱井田之井為長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說井田整個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們今日以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觀測，《周禮》確在很多地方表現當時行政的精髓，其實際作者是誰無關宏旨。倒是王畿千裏外有九服的一種觀念，卻只用書中的一兩句話，就已解釋得明白。其癥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遺下的資料，也看過宋朝財政的數字，以及明朝的統計，回來對井田制度的結論，則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幹，非不可能，如果確有此種機會，中國的官僚就會按文字行事。可是實際上最理想的辦法，通常也不過將假設的幾何畫案遷就於實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協而成長方形，甚至百畝變成七十畝五十畝，八家以七家六家頂著算數，都無不可。總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幾何圖案作理想的標準，不出“間架性的設計”，這是立法的基點，不是實際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謂“禮”，也有一種廣泛的解釋。傳統所謂“禮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糴”（即鄰國有饑荒，吝不加以糧食接濟）一事解釋，就是所謂“非禮也”，不僅不禮貌，而且不合情理，違反處世的基本原則。

利用這些條件，更通過宗法社會的組織，周朝創造了中國的封建制度。它和歐洲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紀的“幕藩制”有若幹相似的地方。原則上王室不直接編制全民，財政收入也按“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間接交納，層層節制，那土地當然不能買賣，要是土地易主，則根據遺傳的金字塔，如“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的組織，就會整個垮臺了。

公元前６世紀以後，這種制度即無法維持，因為人口激增，貨幣通行，客卿活躍，戰事動員波及全民，魯國和鄭國開始“履畝”“作賦”，也就是逾越過去間接管制的辦法，國君開始向全民抽稅。鄭國和晉國又頒布刑法，更是摒棄禮的成規，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計劃經濟”行於公元前５世紀和４世紀之間，其“盡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約束。商央在秦國變法，行於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掃除封建，而整個的代之以“郡縣制”。此門一開，國君統制全民，土地可以買賣，官僚不再世襲。所以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

從李悝的記算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當日天災頻仍，食糧價格極不穩定。《史記．貨殖列傳》也說“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貴時石值銅幣九十錢，賤時低至石二十錢，相差四倍半，即算平價仍有兩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針，總在“平準”，也就是要做到“民毋傷而農益勸”。然則糧食生產，到底重要，所以種田的為“本業”，其他都成為“末業”。傳統的重農政策以及低水準平等思想，由來如此。再則貨幣的流通，也以供食糧流通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國貨幣史》，稱世界上歷史中的貨幣只有兩大系統，一是希臘羅馬以貴金屬作商人整批貿易的工具，一則是中國的賤金屬貨幣，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於民間。又因食糧價格波動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無，也可以“背糴居奇”，這樣又順便解釋了傳統中國對商人歧視的由來。

從以上情形看來，中國立國最初即與西方迥異，其重點是技術上的著眼不同。先秦從封建到郡縣，政治家依賴人類的智力，造成龐大的組織，是以美國沒學家HerrleeG.Greel即堅稱中國在公元之前，已擁有２０世紀超級國家的姿態。可是郡縣制也開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幾千萬人民征兵抽稅受理訴訟及刑事案件，是超時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難放棄間架性的設計，以至於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無實，官僚間的邏輯被重視，其程度超過實際行政效能，又儀禮也可以代替行政，種種流弊，到二十世紀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則是西歐和日本都已以商業組織的精神一切按實情主持國政的時候，中國仍然是億萬軍民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今日我們重讀李悝“盡地力之數”的一段，也只能說他的視界寬，不能說他的眼光深。其以簡單的數字，籠罩著大量農民，以現代眼光批判，雖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