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統的“前秦”皇帝苻堅大舉伐晉。他剛統一北方不久，長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門，所謂“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晉朝雖偏安江左，但是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線，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漢水一帶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戰場，也能在江翼壽陽附近發動攻勢。從各種跡象看來，苻堅並沒有在東線與晉人決一死戰的決心，而是統率了很多雜眚部隊，無法統禦，只能以軍事行動，維持他的組織。同時又過度自信數量上的優勢，所謂“投鞭足以斷流”。他總希望以涼州蜀漢幽冀之兵，號稱八十七萬的力量，“猶疾風之掃秋葉”，不怕晉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師之前，就宣言要讓東晉皇帝司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書左仆射（等於副首相兼軍政部長），晉朝的文武大臣謝安或桓沖，也為未來的吏部尚書和侍中。都預先替他們在長安建造官邸。

　　如果現存的資料全部可信，則此人受過中國傳統教育，也有幾分書呆子的習性。他與晉人交戰之前，也讓以前俘獲的晉臣朱序作使臣，訪問晉軍。後來朱序卻將秦之虛實告訴對方，替他們定下了速戰速決的方針，並且在戰場上，采取對苻堅不利的行動。

　　晉朝的總司令謝安，正式官名為“尚書仆射領吏部加後將軍”。他也有書呆子的脾氣，年輕時無意仕進，只是與名士來往，有聲望。到四十歲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遊山，滿口清談。人家規勸他，他就反問：“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戰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軍事。兒子謝琰，侄子謝玄，謝石都是部下重要的將領。對付苻堅號稱百萬的軍隊，他只有八萬人抵禦。但是他“鎮以和靜，禦以長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他對親信將領個別的指示，以使他們“各當其任”為原則。部署既畢，即不再多言，並且招集親朋，下圍棋遊山水以表示“夷然無懼色”。

　　北方混成的秦軍和南方緊湊的晉軍對峙的時候，謝安的前鋒招致北軍司令：“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仆從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這文辭只改動數字，在《晉書》裏出現兩次，其以作戰當作競技看待，有《左傳》作風，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寫成，但是征之兩方將領風度，也可能是據實記載，因為率北軍的將領苻融，也以文學稱著，既能“下筆成章”，也能“談玄論道”，他作的賦尚是“壯麗清贍，世鹹珍之”，並非一介武夫，尤不帶戎狄氣派。

　　他這次可算是上當。秦軍剛一後撤，朱序即在陣後流布謠言，說是北軍已被南軍打敗。這時倉皇集結的部隊，勞師遠入，人地生疏，又無堅強的鬥誌，也就信以為真。如是一潰就不可收拾，苻堅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晉軍大獲全勝。前線戰報剛到總司令部，謝安正與朋友下圍棋，他看後將文書置在幾案之上，對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氣到底無法全部抑制，下棋完畢，他步入戶內，腳上筋肉緊張，一時伸展不盡如意，用力過猛，竟將木屐之底，在門限上踏損，俗語“不覺屐齒之折”，由來如此。

　　淝水之戰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以後南朝的劉裕於公元４１７年入長安，不能久駐。北朝的侯景反復叛變，也曾於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為部下所殺，都去統一全國的目標甚遠。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楊堅的“天下大同”“區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戰２０６年。

　　在這兩百多年內常成為南北兩方拉鋸占的地區，除了淮南以外，還有湖北的襄陽一帶。這也可以說是北人所擅長的騎兵戰術，至此已無法做有效的發揮。南人所長為水軍，不僅兵力以舟楫輸送，能夠爭取戰場的主動，而且將士無行軍之勞，糧草有速達之效。只是這種長處，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戰時，雙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見其端倪。如《晉書》說苻堅有“騎二十七萬”，只因一水所隔，不能沖鋒陷陣。而晉軍雖獲空前大勝，也不能擴大戰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這長期的分裂，還有它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自從東漢覆亡，中國人口因天災與戰爭的影響，長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東的遷移。即魏晉間的戰事，也帶著武裝移民的情調，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吳，西晉發動了２０萬人的兵力，至建鄴收版籍，則只有男女２６３萬，其南征兵力已占當地人口很大的一個比例。如是華北與華中的空隙，勢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線”以外的少數民族填補，其背景則是他們所受亢旱的打擊，又必較華北為甚。雖然資料不全，歷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證：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長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萬戶於關東，使居枋頭（今河南浚縣附近），又以羌師率其眾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河北棗縣）。石季龍則徙遼西，北平，漁陽萬戶於兗豫雍洛。淝水之戰前夕，長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鮮卑羌羯為多。有如上述，則南朝的北伐，與這種半由自然力量發動的移民方向沖突，不易徹底執行。淝水戰前，東晉之桓溫，曾克服洛陽，又於３６９年入長安，終在枋頭挫敗。

　　就因為這種人口移動的壓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開發。《晉書》食貨誌所稱“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現出了這種開拓處女地的一般趨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燒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並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除芟，才能逐漸將粗疏耕作方式進而為精密耕作。

　　北方的種族復雜，也不容易使政局穩定。“五胡亂華”時的少數民族領袖，率多漢化，並且很多帶有漢人血統。因為漢朝除武帝時代之外，“和親政策”總在若斷若續的進行，匈奴劉淵之姓劉，不無根據。漢末袁紹即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烏丸豪酋。魏晉以降，越種通婚的更為普遍。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後將軍韓據女為段匹彈“兒妾”。劉琨為晉朝的司空，他與段匹彈的關系雖沒有言明，但是彈“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晉惠帝除賈後外，又立羊後，她也是名門女，後來劉曜陷洛陽，也立她為後，“有殊寵，頗與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長子熙為劉曜的繼承人。羯人石季龍“大發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萬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這種趨勢不斷的繼續。到後來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實為漢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層的通婚不算，下層一般人民也需要在這大熔爐裏混合，並且遊牧民族，也要放棄他們的生活習慣成為安土重遷的農民，這“同化”的程度，才算貫徹，因之過渡期間必費時許久。

　　東漢之覆亡，“兼並”占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當日征兵納稅，以“戶”為對象。“口”以戶為轉移。兼並一行，失田的農民若不成為流民，即為富家大室之“奴”之“客”，甚至整個大家庭成為“部曲”，地方官員對其豪宗大戶無法應付。魏晉南北朝之世族也由來於此。我們翻開《晉書》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傳記，除其中段匹彈為鮮卑酋長不計外，晉朝重要人物，幾乎一網打盡，其傳記中敘及祖先曾為顯官我們可以斷定其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顯著的２１５人，司馬皇家的宗室１０５人，而不屬於以上，我們概稱之為出身貧寒的只６２人，可見得大家巨室的力量雄厚，其社會狀況必與中國傳統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農征兵抽稅，不受豪強幹預情形大有出入。

　　當日商業財富尚未展開，商人資產，也無保障。例如西晉以顯官而成巨富的石崇，則因其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有家奴八百人。農業上的財富，則無非出於地產及勞動力，兼並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財源與兵員。最顯著的一個例子，則是在淝水之戰立功的謝玄，三傳而至孫子謝靈運，為詩賦名家。《宋書》說及他“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於公元４３３年為宋帝所誅。這一方面表示傳統社會裏財政稅收全在“周禮式”及“李悝式”的辦法支配下，私人財產無從合法的積累，一方面則又表示官僚機構的行政效率受兼並的限制。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壟斷，雖然疊換朝代，也仍無中興跡象。

　　華北除了遊牧民族的醞釀外，也有類似的情形，他們尚有自動設防不受節制情事。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設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晉”人口十余萬戶。４００年前後，關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們推戴統主，相率結盟，《魏書》食貨誌則說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長”以前“禁網疏闊，民多逃隱”，並且“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這樣下層機構沒有改變，中國無統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謝安謝玄與苻堅苻融的對峙，縱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確定了南北朝的長期分裂，這次戰役卻不是構成分裂的主因。以後的發展也證明中國的重新統一必待人口相次固定，胡漢種族的界線逐漸漠減，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壓制，才能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