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可以理解的包括經濟基礎的原因，我國文藝圈乃至文化界存在相當大的浮躁，在金錢和權力的誘惑下，不少人淪為了金錢的奴隸，放棄了自己的藝術良心與文化追求。純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如果能夠得到文化基金會的有力支持，沒有經濟上的危機，加上通過不斷的對文化道德的呼籲與建設，在中國形成公共文化大家辦的觀念與局面，公共文化的發展就有了堅實的基礎。


3、建立現代大學制度，保證文化創新原動力與文化人才儲備

大學在現代社會中的樞紐性作用越來越被人們深刻地認識到，而在文化體制改革中，大學制度的改革也是息息相關的。特別是文化產業發展必須的文化原動力與文化人才儲備都需要大學提供。與西方相比，中國大學的歷史很短暫，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以書院教育為主，西學東漸後，十九世紀末具有現代意義的高等教育開始發端，民國時代正式開始，歷經德國學制、英美學制的變遷，共和國建立以後，中國大學長期推行的是蘇聯模式，文革時期大學發展實際上中斷了，改革開放以後恢覆大學，中國大學迅速發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行政力量的強力推動下，進行了以合並為主要特征的大面積改革，意欲提高中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然而中國大學體制仍有許多不符合此目標的因素存在。

首先是極度行政化，官本位嚴重。行政幹預過多，大學相對獨立性不強。中國大學的主體與骨幹全部是公立大學，公立大學又細分為部屬大學、省屬大學、市屬大學等多級。部屬大學中還分中管高校、副部級高校、廳級高校等多級。大學中的部門按照行政級別確定高低關系，就連大學教師也與副部級、廳級、副廳級、處級、副處級、科級等行政級別掛鉤或類比進行分配。各級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掌握了國家的教育資源，並且基本上按照行政意願主觀性地配制資源，就連比照“國際慣例”進行的考評制度改革，在某種程度上也變成了加大行政調控力度的利器，在客觀上並沒有增加評價的公正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高校的負擔。

極度模式化，大學缺乏個性。中國大學“一刀切”的管理思想、辦學思想嚴重。一說蘇聯模式，就全面消解綜合大學，一說合並，就蜂擁而“並”，不管條件成熟與否。大學細分為研究型大學、研究教學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本是管理思想上的重大進步，可很多大學不顧自身的歷史基礎與綜合實力而謀求“研究型”，想盡各種辦法，爭取研究生教育的擴大，謀求博士學位、碩士學位授予權，使得國家的人才結構失衡，學位權威性降低，學風浮躁，破壞了文化氣氛。模式化還體現在研究工作本身的“模式化”，學術規範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學術模式”，特別是在與文化建設最為相關的人文社會學科領域，“闡釋性研究”比“原發性研究”更具有學術安全，更能得到認可。人才招生、培養體制上也是高度標準化、科層制，有個性有特長的學生不容易得到應有的機會。研究生教育本應以創新為生命，而中國普遍實行的外語高門檻等統一尺度使大量具有真知灼見的專業人士不能進入高校深造，高校也在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中孤芳自賞，與真正的社會需要越走越遠，與真正的文化創新保持不應有的距離。原創力嚴重不足，是導致中國高校與世界一流高校差距的主要方面。中國有悠久的“諾貝爾獎情結”史，也有豪情萬丈的“世界一流大學”夢，這些設想的實現，也許都應該從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改革著手，從保證大學的相對獨立性著手。

由於中國大學眾多，事關重大，改革不必全面推進，可以與“西部文化特區”的嘗試結合進行。為了有效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筆者曾建議在地廣人稀的西部，建立“西部文化特區”，“特區”的改革縱然不順，也不會影響全局，而有突破，則可以輻射全國。“西部文化特區”可以作為“文化孵化器”，按照文化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將一些還不適宜在全國鋪開的政策放在這里做試驗，使之不斷成熟。“西部文化特區”中的重要內容，就是對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探索，可以考慮在西部物色一至兩所“九八五”工程重點建設的綜合大學（只有綜合大學能承擔起全面的文化創新的歷史任務）進行嘗試，給他們以一步到位與國際完全接軌的政策空間，進行單獨評價單獨管理，力求在體制改革文化創新上有重大突破。經過一段時間的檢驗，來評判其成敗得失，並確定是否推廣應用。如若成效顯著，何妨讓其他高校逐次進行改革，如若不行，回到原來的軌道，也是較為容易的事情。歸根到底，是要通過大學的改革，提高中國大學的整體文化塑造功能，提高中國大學在國際大學體系中的競爭力與地位，直接推動“科教興國”提升為“文化立國”，為創建“創新型國家”，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覆興與全面覆興做出應有的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