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倫·德肖微茨《最好的辯護》（24) 尾聲

猶太人保衛同盟現在已形影相弔，是它舊日榮耀的一個黯淡的倒影。它現在還有幾百個持極端觀點的成員分佈在美國東北部大城市裡，偶爾會在納粹黨派集會或巴勒斯坦人遊行示威之時出來喧囂一下。該組織在共產黨的書店裡放炸彈，威嚇蘇聯外交人員。

1974年11月，亞西爾阿拉法特到聯合國演說時，同盟的一位新領導懸賞暗殺這位巴解主席，他為此被捕。同盟在美蘇關係和國內政治中已經沒有什麼影響，現在美國國務院再也不用為他們的活動而在大洋兩岸急電頻頻了。

為猶太人保衛同盟掘墓的最重要事件就是艾麗絲康妮斯之死。這個毫無必要的悲劇擊碎了維繫同盟與猶太人社團之間的微弱支持聯繫。

它告訴人們同盟濫用了不服從運動和暴力行動，使這些行動完全喪失了意義，也達不到若精心選擇明智有節地利用可能達到的目的。連認為向蘇聯人或巴解組織官員使用暴力是有道理的同盟支持者，也對針對胡魯克和哥倫比亞藝術公司的爆炸感到驚駭，特別是它造成了即使是偶然的一個年輕猶太姑娘之死。

有點諷刺意味的是，猶太同盟三人的開釋，或更確切地說，對他們不能認定有罪的判決也可能促進了同盟的消亡。在西格爾指名道姓地透露了參與者后，同盟仍氣勢洶洶地否認參與此事，使人覺得，該組織的領導不願承擔自己極端過火行動的責任。

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認定有罪的結果使同盟沒有一個用來鼓吹人們效法的英烈如果西格爾、科恩或戴維斯被認定有罪並判處長期監禁，同盟就可以利用他們政治犯的身份來發起抗議活動，尋求支持。

可是，沒有這樣一個凝聚點，加上支持者日漸減少，猶太人保衛同盟已經成為一個吵吵鬧鬧的，成不了氣候的古董。

大部分主要成員和積極分子都重新匯入美國生活的主流。斯圖爾特科恩現在開著一家旅行社；謝爾頓戴維斯雖表面上還是同盟成員，但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在猶太教神學院攻讀猶太法博士課程。伯特茲維本又重新經營房地產，但他仍然不改那種即使參加葬禮還開玩笑的幽默感。最近他對我說，他是個一事無成的小民百姓。

卡哈尼拉比現在以色列，領導著一批右翼東正猶太教徒，爭取在約旦河西岸定居。在最近一次示威遊行中卡哈尼被以色列警察逮捕，並受到相當粗暴的對待。

他抱怨說，甚至在美國他都沒有受到過這麼粗暴的對待，以色列警察回敬道：在以色列，我們用不著考慮什麼猶太人的選票。謝爾頓西格爾和妻子托娃在審判結束后搬到長島去居住，在那兒開了一家傢具包裝修理店。西格爾再也未和猶太同盟聯繫，在1973年6月他離開法院那天後，他沒有遇到過麻煩。

桑托帕羅拉還是當偵探。西格爾案了結幾年後，我給紐約市警察局打電話，詢問我是否可以跟他談談，經過一番躊躇，他答應跟我見面。那是溫暖的6月的一天，我來到位於布魯克林大橋曼哈頓那邊的警察局。律師，帕羅拉招呼我，一邊熱情地和我握手，很高興看見我在證人席20年作證中唯一搞得我露臉掉價的律師。我對他說，不是我，而是西格爾使他栽了跟頭。

你下回見到那小屎蛋時得告訴他，帕羅拉說，他逼得我們警察局制定了新規定。他指著一架金屬探測器，解釋說，那就是專為檢查到警察局來的人是否藏有錄音機用的。這條新規矩就叫謝利西格爾規定，所有的談話都必須在警察局進行。他對我搜了身，確定我身上沒藏著錄音機，我們就來到一個小房間談話。

一開始就談到布魯克林。帕羅拉說，你知道，我要不是在波洛公園區生長的話，永遠也破不了這個案子。我是看著像謝利這樣的猶太孩子長大的。那些小屎蛋、小傻帽兒老想學我們的樣兒。如果你知道怎麼對付他們，你能叫他們俯首聽命。謝利就是那樣。他心裡有點想學我，像個硬氣的義大利警察，我一眼就看出來，馬上就跟他套這路子。

我們兩人在一起常照這路子瞎扯義大利式的話題，不是猶太式的，談車啊，炸藥啊，黑手黨啊，什麼都談，他喜歡談這些東西。慢慢地，我把他變成一個義大利人，然後又變成一個警察，我當然沒有完全得手。可我已經拿住了他的一部分，好的那部分，如果我不了解波洛公園區，如果我不是對謝利這樣的小屎蛋了如指掌的話，那我永遠也不可能控制他。為什麼非要揭露西格爾的面目，利用他出庭作證呢？那不是由我決定的，帕羅拉反詰道。這個決定也把我氣得火冒三丈。謝利是我20年來找到的最好的告密者。你知道，他本可以藉此發財呢。

我認識的其他告密者干這種事都要錢，他可以為提供給我們的情報要2.5萬美元，或許5萬美元。可是他從未要一分錢。他作為告密者比當證人可珍貴多了，可聯邦調查局那幫狗日的決定得用他。為什麼非這樣干？我也不知道。預防炸彈爆炸不比把幾個小傻蛋抓進監獄關幾年更重要嗎？你看看這個結果，我們毀了自己的卧底，也打敗了官司。這些假模假式的聯邦調查局傢伙，把事情都毀了。

他們說話不算數，倒把這一切都栽在我頭上。他們要我應允把月亮都摘下來捧給那小子，卻拿我去糊弄事兒，最後把我推出去當成個騙子遭人唾罵恥笑。他們毀了我的承諾，我只得否認說過這話。像帕羅拉這樣一個有經驗的警察怎麼會被謝爾頓這樣的小屎蛋愚弄了呢？我問。他干得漂亮。至少是越干越漂亮。

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我們自己製造了弗蘭肯斯坦醫生39的作法從而自斃。你知道，當我回過頭來想一想時，我記得我曾經懷疑過，這小子莫非是偷偷錄了音吧？我記得我想過。可是我想我麻痹了。他信任我們，我們也信任他。我們都是他媽的蠢貨。我們都過分相信對方了。對帕羅拉來說，我是否也有著他對謝爾頓有的那種優勢，只是由於我也是在波洛公園區土生土長，跟許多你這樣的傢伙混在一起？帕羅拉笑了。

我接著說，那時我經常和像你那樣的孩子打籃球，那種義大利凶蠻的傢伙，動不動就亮出塊兒來要打架。我們的策略是讓他們大意，讓他們覺得彷彿我們害怕了，讓他們麻痹大意，然後再進行反擊。這辦法當我們是小孩時成功了，現在對付你還是成功的。帕羅拉搖著頭，哈哈笑著。你真愛開玩笑，律師。你確實坑了我。

我記得我想過你會在質證時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開始套我，你確實使我麻痹大意，使我放心，然後你就下手了，我確實驚恐萬狀。我干這一行這麼多年第一次感到法律的厲害，我不知道法官和聯邦調查局人員會對我做什麼。然後，他停下來，對我笑著，附在耳邊悄聲說，律師，你知道你最後贏了這案子時我怎麼想的嗎？我覺得太棒了，真蓋了帽啦。謝利本來就不該坐牢。我起身告別時，帕羅拉轉過身來，把手放在我肩上。律師，他說，這案子確實是一件波洛公園內部案子。

我破了這個案子，把謝利弄成我們的卧底，因為我了解這個地方的街坊鄰里。隨後你從劍橋來，把我干掉，因為你還記得這些老街坊四鄰。還有一個傢伙對這兒一無所知，這就是鮑曼法官。他一直沒有搞明白這案子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不理解謝利，他不理解我，他甚至連你也不理解。他覺著自己了解你，因為你們倆都是上等律師。

他沒看出來你其實是個布魯克林的小混混，一個穿三件頭西裝的打群架小子。那就是我為什麼喜歡你的原因。

律師，那就是為什麼一旦我遇到麻煩，我就會給你打電話的原因。我要一個打群架的小子跟我一撥，儘管你從來不是個兩個半陰溝蓋的人。可在法庭上，律師，你是個三個陰溝蓋的人。

這是一個波洛公園區老鄉給我的最高評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