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西湖與女子渾為一體，這一美妙的比喻，是來自蘇東坡的切身體會。已憶不起是蘇東坡第一次還是第二次在杭州時的作為了，反正是蘇東坡以後的杭州太守姚舜明，聽一位曾經侍候過蘇東坡的老娼娓娓道來過——

他一有閑暇，就約許多賓朋遊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飯，吃完飯，讓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選出隊長一人，再各領著幾位妓女，隨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飯後，再敲鑼集合在一處，登上望湖樓、竹閣等處歡鬧，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時，他們才拿著燭火回城，引得人們夾道觀看。眾妓女，華服縱馬，踩著月光，異香馥郁，光彩奪人，恍如仙子下界。觀看這支歸還的千騎隊伍，已成為當時杭州的一大勝事。

蘇東坡一次出遊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這反映了杭州的“煙花業”是非常發達的。據史載：杭州各處都有妓館，從上、下抱劍營、漆器墻、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薦橋、新街、後市街，到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如《錢塘夢》所說：金城“有三十六條花柳巷”。而杭州只不過是北宋時的一郡而已。

作為北宋首都的東京，妓館則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樣，遍地皆是，觸目皆有，真應了“食色，性也”的古訓。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館，可稱為“妓館街”。尤其在繁華地段，像禦街東西朱雀門外，還有下橋南、北兩斜街，都是妓館。這些街均為東京最長、最寬之道，可設置多少妓館，不難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說過東京的鬻色戶籍有萬數之多，證之以上所說，這倒並非誇大，而是保守統計。

由於妓女多，妓女分為不同層次。羅燁《醉翁談錄》曾描述了不同層次妓女的景況。有人認為《醉翁談錄》是因襲唐代的《北裏志》，其實不然，筆者考證認為，《醉翁談錄》所記主要為兩大類妓女，皆為東京真情。

一類是最好的妓女，住處就見品位。其起居為寬靜房宇，三四廳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經右史……她們個個能文詞，善談吐，妙應酬，評品人物，答對有度。門前，仆馬繁多，豪少來遊；屋內，進士不絕，崇侈布席……

另一類妓女，則多是出自世習散、雜劇之家。朝貴們的宴聚，必有這樣妓女攜樂器而往的身影。她們在閑暇時，便聚到東京較大的金蓮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戲。這樣的妓女，用絲竹管弦、艷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動其心。對她們求歡的，多是膏粱子弟，他們一看上眼，待散後，便訪其家，縱情玩樂……

這兩類色藝並重的妓女，是東京，也是整個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喚做“官妓”。因為官府有公私宴會，都要點妓女去祗應，所以，凡在籍的娼戶，便都叫“官妓”。官妓一個重要使命是點綴官府主辦的娛樂等重大活動。例如，一到看爭標、觀旱戲時，金明池的欞星門裏對立彩樓，官府便讓官妓排列上面，以壯觀瞻。

官妓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於頗具商業色彩的買賣活動中。熙寧中，王安石實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錢”，為此在譙門設置了酒肆，百娃持錢走出者，便誘之飲酒，十錢便花去二三錢了。又怕市民不來飲酒，則命官妓坐肆作樂，以蠱惑民心……

臨安一年一度的官府開煮新酒，都要“點呈”，酒庫雇來許多有名的、秀麗的官妓來掀聲勢，她們以其不同的裝束分為三類：一類珠翠飾頭頂，穿銷金衫兒、裙兒；一類頂冠花，著衫子襠袴；一類穿紅大衣，戴特大髻，號為“行首”，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們還各執花鬥鼓兒，或捧龍阮琴瑟，真是衣著映照，樂器並擎；娉婷嫵媚，相得益彰。伏侍她們的婆嫂，也喬妝成市井中的繡體浪兒，為她們牽引繡鞍寶勒駿騎。還有許多官員子弟用人托著諸色果子蜜餞，親自持杯頻頻勸酒。這樣的人物景象簡直就似雜劇中的一個片斷。加上官妓們前有借請來的宅院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為之開路，後有手擎羅扇衣笈的浮浪閑客衛護，這支由官妓組成的美酒專賣宣傳的隊伍，引動得成千上萬的市民密密排列街頭觀看，一時形成了“萬人海”的場面……這種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並非絕無僅有。在王公貴族家是可以看到類似景象的，不同的是這裏聚集不起萬人場面。不過無論從服飾還是從表演來說，王公貴族的“家妓”，是毫不遜色於官妓的。我們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張鎡家妓為例——

張舉行“牡丹宴會”，一堂虛寂。張問：香發了嗎？左右答：已發。卷起簾子，異香自出，郁然滿座。一群家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又有數十家妓，頭戴牡丹，衣領皆繡牡丹顏色，歌唱《牡丹詞》，進酌而退。還有十數家妓，換裝出來，大抵簪白花則穿紫衣，簪紫花則穿鵝黃衣，簪黃花則穿紅衣。這樣喝了有十杯酒，這群家妓的衣服與花也隨著換了十次。酒會結束時，數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使來賓恍若仙遊……

於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貴族的家妓已經非常專業化，歌舞伎巧高，服裝也別致，人數數百，規模很大，從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達到了相當可觀的水平。

相對於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喚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話本《新橋市韓五賣春情》中所描繪“私妓”的情況較為典型——

金奴的母親，由於丈夫無能，家中也無別的生意，在年輕時靠出賣肉體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來得少了，女兒金奴便又來“接代，也不當斷這樣行業”。這種母子相傳的是隱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橋市上開絲綿鋪的吳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顧身體“炙火”，反覆“行事”，結果肚疼不適，險些喪了性命……用話本主人公吳山的話來說：“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乾這等非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的作者還一語雙關地將其作品說成是“風流話本”，證明這類情況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數，至少在臨安以私妓聞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婦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浴堂沈盼盼……

應該說，宋代城市中風流妓女還是以那種色藝並重的官妓為先。這不僅僅因為官妓的數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們可以成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僅僅在於妓女活動的範圍多是酒樓茶肆、舞榭歌樓這樣誘人的地方，最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奪人的容顏。換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為妓女的先決條件。以政和年間李獻民所撰《雲齋廣錄》為個案，李獻民所描述的妓女，無一不是形體相貌動人——

像在四川丹棱縣的李達道，在後花園遇到一女子，見她微嚲（duǒ）香鬟，臉瑩紅蓮，眉勻翠柳，真蓬島仙女，便以為她是“娼家”。皇佑中，吳女盈盈吸引人之處，也是容艷，千態萬貌，奇性殊絕，用李獻民的話來說是“所謂翹翹煌煌，出類甚遠”……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們用上乘的詞藻，最佳的情思，根據細致入微的觀察，調動一切美化手段，對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確的描寫，人們都可以從這類描寫中獲得被描繪的妓女是何種類型美人，她們又是在怎樣的氛圍活動的清晰印象——

她們，明眸閃閃，風姿綽綽；鬢發玄髻，光可以鑒；皜齒朱唇，星眼暈眉；香腮瑩膩，體態輕盈；粉妝玉琢，灼爍芳香；被服雜錯，巾鮮明；靨輔巧笑，神飛傾城；嬌態千變，萬種風情；宴堂深軒，芙蓉帳暖；爽歌凝雲，談論雙頻；舞腰亂旋，時換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輕裙；扶肩昵語，悄唱低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