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事這樣艱苦而且冗長的工作之前，先問問要想達到的是什麽目的，自然是很對的。但是，現在卻還是預先弄清不能達到的是什麽目的來得有益些。這樣我們可以保護自己不使陷入錯誤，更可以防護藝術科學使能避免不正當的非難。

人們對於每一種新科學往往想從那裏得到一切可能的理論和實際的奇跡，要求它給我們解決一切的疑難和彌補一切的缺陷，猶如我們對於每一個新發見的地方要求它是黃金國一樣。過了不久，我們才知道那新發見的地方也不過是大地的一角，不一定比舊的地方好多少，也不一定比舊的地方壞些，就又以同量的輕蔑來酬答過去過分的期待。新科學，我們也將知道不過是科學的一種。

在藝術科學中，我們所期望的第一件事情，或許就是那可以按照我們的願望來發展藝術的方法——就是使那不能自然地產生藝術的時代卻盛開了人工的藝術花朵的法術。但是藝術科學實際能不能夠成就這個願望，不幸還是疑問。

再從社會學的其他部門的結果推測起來，或須正相反地我們將會承認形成藝術的各種因素是如此的複雜而且微妙，我們不加幹預，至少在藝術，並不會增加如何的不利。不過我們無須疑慮這種認識將會妨礙我們在社會上和在教育上提高文化的努力。至少到現在為止，社會理論對於社會實際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微薄的，我們還只能希望會有一種實踐的社會政策出現。

科學的直接目的，並非實際的結果，而是理論的知識；藝術科學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為了應用而是為了支配藝術生命和發展的法則的知識。然而這個目的，雖則藝術科學不能不為它努力，也不過是永遠不會達到的理想。我們若是要求它把它領域裏的任何一種現象都加以詳盡而且根本的說明，則任何科學都不能供應我們的要求。正如一個植物學者，決計不能把某一植物的形態逐一追根掘底的說明一樣，一個藝術的研究者也不能把藝術作品的何以如此而不如彼，盡微竭妙地加以說明。

並非因為這些微妙是由於玄妙而且無定的空想所致，乃是因為那些規律地變動著的因素，在任何一個指定的情境裏面都是無窮無盡，決不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完全捉摸的。我們再也不要想把什麽事來做一個徹底，因為事情原來是沒有底的。

科學也不過能夠在普通的事情上指明現象的規律的關聯而已，而這正是科學所能盡力的。我們確信任何事物都極有規律性，我們就是在規律性並不充分顯現出來的時候，還是確信它極有規律性。對於一切現象都有普遍的規律性和可能性的確信，並非以任何經驗的研究做基礎，恰恰相反，倒是一切研究都是以先驗的公律做基礎。

只要藝術科學教給了我們一條支配著那一看似乎沒有規律的任意的藝術發展過程的法則，藝術科學也就可以算是盡了它應盡的任務了罷。藝術科學就已從恍惚模糊的思辨的荒海中開拓了一塊我們可以在那上面安心耕種收割的新領土。這一片可以耕種的土地，比起舊藝術哲學者所狂信熱望的神秘的寶貝來，固然是一種可憐的代用品，可是科學的說明，並不是形而上學的啟示，它只能涉及事物的經驗的表面為止，決不能透達超越的幽玄。

只要藝術科學能夠顯示出文化的某種形式和藝術的某種形式間所存在的規律而且固定的關系，藝術科學就算已經盡了它的使命；倘使藝術哲學竟拿這些形式和關系的內在的本質問題來質問藝術科學，或拿藝術歷史的過程中所顯現的動力問題來質問藝術科學，那藝術科學就不得不坦白承認它不但不能答復這些問題，甚至不能理解這些問題。了它應盡的任務了罷。藝術科學就已從恍惚模糊的思辨的荒海中開拓了一塊我們可以在那上面安心耕種收割的新領土。

這一片可以耕種的土地，比起舊藝術哲學者所狂信熱望的神秘的寶貝來，固然是一種可憐的代用品，可是科學的說明，並不是形而上學的啟示，它只能涉及事物的經驗的表面為止，決不能透達超越的幽玄。只要藝術科學能夠顯示出文化的某種形式和藝術的某種形式間所存在的規律而且固定的關系，藝術科學就算已經盡了它的使命；倘使藝術哲學竟拿這些形式和關系的內在的本質問題來質問藝術科學，或拿藝術歷史的過程中所顯現的動力問題來質問藝術科學，那藝術科學就不得不坦白承認它不但不能答復這些問題，甚至不能理解這些問題。

第二章 藝術科學的方法

藝術科學的問題就是描述並解釋被包含在藝術這個概念中的許多現象。這個問題有個人的和社會的兩種形式。在前一形式中，我們要從事一件作品或一個藝術家的一生作品的研究，要指明一個藝術家和他的一件作品之間所存在的正常關系，並且說明藝術創作實系一個藝術個性在一定條件之下經營的正常產物。

大多數人對於個人的表現，往往比之對於社會的表現更感到有興趣，何況是個性極占重要的藝術。所以我們一向對於藝術問題的研究大多是取的個人的形式，雖則也許從頭就知道不見得會有什麽成績。其實，這個問題中，只有近百年來的極少數的幾件是可以用個人的形式來求解決的。在別的許多情境中，就任你怎樣艱苦的努力和怎樣銳敏的探索，也不過徒然消磨了時光，終於找不全個人藝術史的基本材料。

倫布朗（Rembrandt）是在1669年，即在二百年前，死於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的，但這位在歐洲久享盛名的大作家，我們對他的生平就知道得那麽樣少，以致對於使這位作者千古留芳的那些作品究竟是否出於自己的親筆，至今還存留著爭辯的可能。英國的那位大詩人，也和這位荷蘭的大作家分享著同樣的命運。

我們所知道的莎士比亞的那一部分生平，永遠不能幫助我們肯定哈姆雷特（Hamlet）這本書，一定不是培根爵士而確是莎士比亞所著。關於莎士比亞到底是誰的問題，我們只知道他是英國某村鎮裏一位公民的兒子，為了秘密打獵曾經受過刑罰，十九歲結了婚，婚後不久就離家赴倫敦，他在倫敦起初是演劇，後來又和人共同經營劇場，在他五十歲那年回到故鄉，不久就與世長逝。

此外，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真誠的朋友，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伴侶。不管我們怎樣研究，我們對於這位大詩人的生平，決不能比對於一位只和我們同桌一小時的陌生人的生平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將他和他的同輩比起來，我們還是對他知道得多一點。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的“傳記”是和老教堂面前的破殘墓碑上的墓誌一樣模糊的。對於他們，我們所最能確知的，只有他們生期和卒期的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