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的中國情緣與艱難登陸

昆汀的作品登陸中國走過漫漫長路。1995年，他帶著《低俗小說》來參加聖丹斯電影節影片的展映活動。21世紀劇場裏，美國觀眾看得哈哈大笑，我對其中一些段落的時空關系卻得費勁地腦補，盡力去組接和拼裝他那分段跳躍的故事。放映後，昆汀上台交流，滿口臟話。在亮馬橋路，他偶遇電影學院學生，導演系李虹和文學系的程然。昆汀與她們攀談起來，約好到電影學院時來找她們聊天。幾天後，導演系幾個學生坐“面的”去他的賓館找他，他想去逛北京胡同，同學們借了自行車帶昆汀做胡同一日遊。他們意猶未盡，某日晚間，他與程然等一幹學生到導演系同學陳偉文居住的出租房，徹夜把酒侃山，幾乎通宵達旦。那天一起聊天的還有電影學院的美國留學生羅異，他後來成為大陸十分活躍的電影制片人，所制作的影片屢屢出現分段式結構。

但昆汀的語言風格和講故事方法並非人見人愛。2002年我為了評職稱拿我在《當代電影》上寫的關於昆汀的論文去請一位老學者做鑒定。這位學者說他是美國的流氓導演，戛納電影節給他獎是故意擠兌美國電影。2002年，昆汀來到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武打片《殺死比爾》，或許是由於他那跟著感覺走的工作方法，拍攝超期驚人。

從其作品看，昆汀的確對中國香港的動作片心有千千結。今年元月，《姜戈》在柏林做首映式，昆汀身穿唐裝，一直對著記者的鏡頭大擺功夫造型。

昆汀的電影至少可以看到這幾方面的營養：發源於美國的暴力美學鏡頭語言，好萊塢低成本B級片的套路，1967年新好萊塢以後的敘事方法，香港動作片中汪洋恣肆的暴力和血腥鏡頭。昆汀對香港電影如數家珍，邵氏武俠、吳宇森的英雄片、林嶺東的監獄片、成龍的動作喜劇、王家衛的另類武打片，都是他的心中至愛。《殺死比爾》就被他定性為一出“香港功夫片”。為此，他還特地在片頭放上了邵氏公司的標識。當然，從《殺死比爾》等影片可以看出，日本電影的暴力、血腥鏡頭和音樂、視覺風格乃至服飾道具對昆汀的作品亦有貢獻。

昆汀的敘事狂歡與中國敘事風尚

昆汀似乎是好萊塢的壞孩子，但他是一個在膠片裏長大的天才壞孩子。

高中並未畢業，他就在一家音像出租商店找到了工作。利用工作之便，昆汀浸淫在各種電影裏，借助那些槍炮、流血、陰謀和美色營造的光影，他的電影夢逐漸步向成熟。他對好萊塢和世界類型電影中的精品了如指掌、如數家珍。他學演戲很久，試鏡屢戰屢敗。情急之下，他偽造了一份履歷，說自己曾在戈達爾的《李爾王》中演出過，因為美國人大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戲。後來，美國某本權威錄影帶指南因此擺了一個烏龍，竟然在《李爾王》（KingLear）的演員一欄出現昆廷的名字。

1986年，在表演進修班幾位同窗的幫助下，他拍攝了第一部作品《我最好朋友的生日》，遺憾的是該片並未完成。一年後，昆汀的劇本處女作《真情羅曼史》新鮮出爐。但它只是飄舞在好萊塢日落大道上眾多無人問津的劇本之一。1988年，他完成了第二個電影劇本《天生殺人狂》。兩年後，他以5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真情羅曼史》。他想用這筆稿費拍攝第三個劇本《水庫的狗》。好萊塢著名性格演員哈維·基特慧眼識珠，鼎力相助，他不但慷慨解囊，而且動用自己的影響為昆汀搭配了一個強大的演員班底。該片在歐洲的電影節上大受好評，但與此同時也招來不少非議。過多的血腥暴力鏡頭讓它只能在晚場電影時段裏徘徊，幾年後才以錄影帶的形式跟更多的觀眾見面。

1993年是昆汀事業的高峰，他集編劇、導演和演員於一身，創作了影片《低俗小說》。該片不但從戛納電影節捧走金棕櫚獎，而且還奪得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成為當年的熱門電影。昆汀在這部影片裏把各種經典電影的橋段當作配料，燒出一鍋鮮美的雜燴湯。他自己說：“其實我每部戲都是這兒抄點，那兒抄點，然後把它們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歡的話，觀眾大可不看，我就是到處抄襲橋段的。偉大的藝術家總要偷橋段，是偷，不是什麼他媽的致敬。”如果用正經的學術話語來說，其實這叫做“破格”創新、與以往電影構建“對話關系”。

昆汀的作品在中國青年電影工作者中引起了風潮。《低俗小說》一度成為白領影迷、電影學子的酒後談資，成為後現代時尚藝術家玩弄敘事遊戲的範例，成為一些中國導演編織花哨文本時手不釋卷的描紅帖簿。2001年，現代出版社出版《獨立精神》一書，論及昆汀·塔倫蒂諾的一篇文章赫然以《〈低俗小說〉高級在哪兒？》為標題，對其崇尚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