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塔倫蒂諾以其暴力美學著稱，其實仔細讀他的電影作品可以發現，他的敘事功夫十分了得。他的故事能挑出絕妙的細節來講，一般作者想不到的地方他都能挖出戲來。在《姜戈》中，一幫三K黨徒夜晚去對舒爾茨醫生和姜戈搞私刑。這一幫人都戴著三K黨那標志性的頭套，可上面的眼睛洞位置做得不合適，他們為此互相埋怨爭吵起來，差點就攪散了那次行動。這一段絕對是典型的有昆汀特色的幽默，讓我看得簡直忍俊不禁。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鏡頭組接十分帥氣，視覺肌理新穎，敘事處理嫻熟而獨特。他愛使用絮叨但有味道的台詞，似乎在漫不經心地侃山，其實許多話題都具有挑戰性，而且富有深意。在《水庫的狗》開頭，他大談男性生殖器。在《天生殺人狂》的劇本故事中，他質疑電視媒體的功能和道德，在《低俗小說》和《水庫的狗》當中，他著迷於毒品和吸毒自由的話題。他的電影敘事看似隨意拼貼其實具有十分機巧的講故事招數。

昆汀·塔倫蒂諾講故事的新招數征服了我們這裏的許多電影工作者，一時成為風尚。1990年代至今，在大陸最為風靡一時的就是由昆汀肇始的打亂故事時間順序，分段跳躍講述的結構。這從一大批作品可以看出：李欣的《談情說愛》、《花眼》，張揚的《愛情麻辣燙》（制片人之一就是那個當年跟昆汀一起侃山的美國留學生羅異）和《無人駕駛》，張一白的《密岸》、《好奇害死貓》等等。去年程耳的《邊境風雲》把這一方法學習得更標準，影片也用了分段敘事，打亂故事講述順序，各段落也用標題註明。各藝術院校的學生在做電影作業時，對昆汀的電影語言和敘事方法更是趨之若鶩。這些可以看作是對《低俗小說》電影敘事結構的某種學習、對話以及應和。

但是，對於昆汀·塔倫蒂諾的暴力美學，大陸導演無人問津。

暴力美學的形式趣味和藝術中殺戮的倫理

今天，“暴力美學”一詞已經具有約定俗成的含義。它就是指起源於美國，在中國香港和日本等地得到充分發展的一種藝術趣味和形式探索。它的內涵是發掘槍戰、打鬥動作場面中的形式感，將其中的形式美感發揚到炫目的程度。它是一種純粹性的“有趣味的形式”，與敘事結構融合才產生意義。

就美國電影而論，這些作品可以用來描述暴力美學發展的軌跡：1930年代的早期強盜片，1967年阿瑟·佩恩導演的《邦尼和克萊德》、1969年薩姆·佩金·帕導演的《野蠻幫》、1971年由斯坦利·庫布裏克導演的《發條橘子》、1976年由馬丁·斯科西斯導演的《出租汽車司機》，1972年至1990年佛朗西斯·科波拉的《教父》系列。如今，這些作品是大陸資深影迷和電影工作者的必備收藏品。但是如果論及對昆汀的影響，如果論及暴力美學作為一種具有電影史意義的風格形態成型和更充分發展，則應將主要焦點聚集到香港的電影人和創作上。吳宇森、林嶺東是昆汀十分熟悉並且經常掛在嘴邊的導演。昆汀作品中有的暴力細節則直接來自香港影片。在當下來看，香港導演杜琪峰的敘事處理和暴力美學華彩段落的營造整體上也不亞於昆汀。

與當時的香港電影相比，昆汀電影對血腥鏡頭的使用顯得更為鋪陳和放肆。《水庫的狗》中受傷的橙色先生就那樣渾身是血地躺在那裏，滿地是血的鏡頭多次反覆、長時間地展示，造成強烈的視覺沖擊，這對我這個重口味都近乎神經折磨。這是美學的創新和藝術上的語不驚人死不休？還是展示黑道人物、黑道生活在傳統強盜片浪漫化、英雄化圖景背後的另一面？這與日本電影有更多近似之處，讓我想起北野武和之後三池崇史的《殺手阿一》、北村隆平的《午夜食人列車》之類的作品對暴力的華彩式展示。暴力美學也是藝術家構建黑色幽默的重要元素。在《低俗小說》中，昆汀讓兩個黑道人物為了誰應該清洗後車座上被槍支走火打碎的頭蓋骨和人腦漿拌嘴吵架。與其相比，香港的暴力美學更加浪漫一些，註意描寫情義，更註意懲惡揚善的觀念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