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變量就是這樣一種一旦打開就無法合上的趨勢。有了電，就有了家用電器，婦女的家務勞動才大幅減少，才能夠大幅進去勞動力市場；有了電，就有了電梯，有了電梯，才能蓋摩天大樓，人們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裏；城市化會帶來公共衛生設施的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長了人口的預期壽命。

這就是慢變量的威力。

戈登教授的思路給了我們啟發。如果你觀察過去3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只要去看三個最重要的推動力就行：工業化、城市化和技術創新。中國過去只有第一產業，也就是農業。工業化帶動了第二產業，城市化帶動了第三產業，而技術創新改變了所有產業的面貌。

在這三個推動力下，中國快速發展。阿里巴巴總參謀長曾鳴教授把中國過去的創新稱為“窮人的創新”。過去中國消費者收入水平太低，對價格敏感，企業想方設法壓低成本適應市場。這個過程中，培養出一批極其剽悍的企業。

但這種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收入水平過了某個門檻之後，關注的就不僅僅是價格了。急劇擴張的中產階層催生出中國的“市場紅利”，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的規模已經超過美國，但中國企業在核心技術方面仍很落後，可是，中國企業在商業模式創新方面又非常大膽、超前。

未來的全球競爭就像鐵人三項賽，1.5公里遊泳之後，還有40公里自行車賽，之後還有10公里長跑，一項比賽的終點就是下一場比賽的起點，中國還能堅持下去嗎？能得第一嗎？我們要看看未來的變量什麽。

三、未來不可忽視的兩股力量

1.中美之間要合作，除非火星人入侵

2018年，最大變量就是中美貿易戰，現在還沒有完全結束，到底會如何發展所有人都很關心。

2018年在釣魚臺國賓館，一位中國女外交官問原哈佛大學校長薩姆斯：中國應該幹點什麽才能夠回到中美合作原來的格局？薩姆斯支支吾吾，環顧左右而言他。

一旁的《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看不過去了，他說算了，別羞羞答答了，我把話挑明，中國無論做什麽事情都會引起美國的警惕。如果中美之間要出現合作，除非什麽呢？除非火星人入侵。

他講的當然是一句玩笑話，但我們在這裏能夠看到在2018年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中美關係出現了轉折，美國正式把中國定義為它的戰略競爭對手。

我們不僅僅應該把特朗普看作一個人物，而是看作一個現象：美國出現了一群人，想要下全球化的列車，想要下科技進步的列車。 

這對我們很多中國人來說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全球化不是很好嘛，大家一塊賺錢，科技進步不是很好嘛，科技進步能夠帶來更多的生活便利，為什麽要下車呢？

一個國家進入全球化的過程中一定會帶來贏家和輸家，比如美國的跨國公司蘋果賣了這麽多的手機，在中國賺了這麽多的錢，它是贏家。但是美國有很多藍領工人在這個過程中會失去工作，所以他們會變成輸家，這些人就會說把車停下來，我要下車。

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方向都是對的，但是大家要記住，變革的方向加上變革的速度才共同決定變革的收益，就是由於過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所以這些人受不了了。所以逆全球化是個很大的變量。

在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兩件事情上，中國人的看法不一樣。中國人就像早上擠地鐵的乘客，擁擠的人群如同潮水，後面的人推搡著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覺中發現自己已經被擠上車的。

因為享受了全球化福利，所以我們對全球化、科技發展就樂觀的多，這也是美國憂慮的原因。美國其實並不是擔心中國在某一項核心技術超過他，是擔心背後的這種民情、這種體系會決定了中國在技術應用方面跑的比美國更快。

這種擔心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在中美貿易戰過程中爆發了中興通訊事件。中興作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制造商之一，遇到了美國的制裁卻被打的毫無還手之力，這就提醒了很多中國人我們的核心技術不行，那怎麽辦？我們要發展核心技術。（2019年 2 月 18 日 專知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