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樓”的傳說

在約翰內斯堡，我再次穿上防彈衣，兜裏揣把小刀；邊上的謝宇航身上掛著90發子彈，端著槍，為我保駕護航。

有一組非常駭人的數據：在南非，每年都有大約三十位華人被殺害；光2014年第一季度，就已經有五個中國人喪生在劫匪的槍口之下，死在約翰內斯堡的就有三個。

南非有三個首都：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司法首都布隆方丹、立法首都開普敦。但說到南非最負盛名的城市，還數約翰內斯堡。約翰內斯堡的面積只占全國的1.4%，人口卻占到了22%，GDP則占到了整個南非的34%，與此同時，約堡的刑事案件數量竟然占到了整個國家的50%以上。

左領事給我們科普了一下為何約翰內斯堡會充斥著暴力。首先，這個地區沒有死刑；其次，槍支泛濫；再有就是人口構成復雜，窮人、難民、黑幫團夥，龍蛇混雜。在很多人眼裏，搶劫也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幾乎無成本，只需要一把槍，短短一分鐘就能搞定一單。

還有一個說法：世界上最危險的大陸是非洲，非洲最危險的國家是南非，南非最危險的城市是約翰內斯堡，約堡最危險的區域，是休布羅（Hillbrow）街區。曾有一名南非導演以這裏為背景拍攝了一部電影：《黑幫天堂：耶路撒冷》，據說其中的很多橋段均為寫實性拍攝。

既然來了，我們不可能錯過休布羅街區。

在前往休布羅之前，我們了解到一個關於休布羅的傳說：如果有人穿著體面地進入這個街區，那麽十有八九會被搶得只剩下內褲。

同行的南非華人謝宇航，與我們分享了一段往事：大約十幾年前，他的一個朋友剛買了一輛敞篷車，約他出去兜兜風。他在電話裏叮囑朋友不要太招搖，小心被搶劫。一個小時後，那位朋友從警察局打來求救電話，他趕過去之後，發現朋友和三個同伴果然遭遇搶劫被人剝光了，內褲都沒給他們剩下，各自圍著半頁報紙蔽體。朋友苦著臉跟謝宇航訴說了事情的經過：車在路上遇到紅燈，他們剛停下車，就有一輛車靠了過去，幾把槍頂住了他們讓他們下車，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路邊把他們給搶了，順帶扒光。

向導一再向我們強調，休布羅街區是南非因搶劫導致謀殺發生率最高的地方，這裏充斥著毒品、賣淫、搶劫和謀殺，不請安保隊，沒人敢來。我和梁紅不約而同有種穿越回索馬裏的錯覺。這種地方必須去，才不虛此行。出門前，我特意穿了兩條內褲。

幹凈的街道，兩旁綠樹成蔭，樹後整齊地排列著豪華別墅，高墻電網，朱門熠熠，還有保安亭。這裏就是豪登區（Houghton District），住著南非最富有的那群人。這裏和我們要去的休布羅街區，僅僅一街之隔。

可能是此前的氣氛烘托得太到位了，離休布羅還有老遠，我們就下意識地把車窗都關上，檢查車門有沒有鎖緊。傳說太盛，這地兒透著無形的殺氣，讓人心理壓力陡增。謝宇航傳授給我們一些防範危險的經驗：在路上開車要時刻看著兩個後視鏡，有人跟蹤的話就說明我們被盯上了；永遠不要離前面的車太近，留出空間，這樣萬一遇到突發事故，能斜刺裏開車沖出去；盡量不要停車，綠燈就快速通過，遠遠看見紅燈就減速低速前進，到路口可能就變綠燈了。在這裏，每一次停車都極具風險。

我向車窗外看去，兩旁街道幹凈，樓宇整潔，不像摩加迪沙那麽破敗不堪，卻讓人有著莫名的肅殺感。“在這兒搶劫殺人根本沒什麽理由，僅僅因為5塊錢、半塊面包，就可能殺人。”

謝宇航說，如果遇到路邊的那些乞丐和小販走過來敲窗戶乞討或者兜售，堅決不能打開車窗，因為極有可能伸進來的是一桿槍管。

我們的奔馳車開進休布羅實在太招搖，引得很多路人朝我們看了過來。有些人目露兇光，那眼神裏透出一種讓人渾身冰冷的寒意。此前我一直以為，微笑是世界的通行證，但是到了休布羅街區我發現，在這裏，你給人一個笑臉，人回敬你的卻是一絲膽戰。那種冰冷而兇煞的眼神，我這輩子都忘不掉。

放眼整個休布羅街區，有三個地帶被稱為Kill Zone——殺戮地帶。而這些暴力區域的中心，是“上海樓”。

20世紀90年代以前，這棟樓是一座華商貿易樓，住了很多來南非做生意的上海人和其他地方華人，因此得名。隨著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周邊國家的一些難民和貧民紛紛湧入這個彩虹國度，其中很多人就湧入了休布羅街區，進駐“上海樓”。從此這棟樓就沒安生過，成為暴力犯罪多發地段，很多商戶和住戶頻繁遭遇搶劫。漸漸地這裏成了難民之家，華人和白人已經全部搬走，離開了休布羅街區。這裏已經全面被黑人和難民占領。

前幾天我們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廳吃飯，老板竟然就是當年“上海樓”的住戶。他回憶起“上海樓”依然心有余悸，“那裏讓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敢上去了，連靠近都不敢。”當我提出想去看看“上海樓”的時候，同行的左領事說：“你還要命嗎？你還要命嗎？你想死嗎？在約翰內斯堡，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海樓就是禁區之一。”

愈是這樣，我就愈是想前往一探究竟。

接下來就出現了本節開頭的一幕：謝宇航身上掛滿了子彈，全副武裝伴我左右。我們是以遊客身份進入南非的，所以我沒有持槍資格，兜裏揣著的小刀，就是我的武器。聊勝於無吧。

住在唐人街的一個剃著三毫米長“板寸”發型的同胞，我們叫他“光頭”，打算跟我們一塊兒去，他還幫我們找了兩個配槍的安保。一行人到了“上海樓”下，向導、翻譯、司機都留在樓下，直言不敢進。剩下我、梁紅、謝宇航、兩個安保，組成一個五人探險隊，去闖龍潭。

臨上樓前，我改變了主意，想把梁紅留在車上。雖然我們一起經歷過很多生死時刻，但是這一次我不敢帶她了。以前去挑戰那些極限地帶，我們至少能根據事先查到的資料，把保護措施做到最好；可是眼前這棟“上海樓”，裏面的情況我們一無所知，我不能帶著我的“新娘”，冒一場毫無準備的險。當然，我不願把氣氛搞得那麽緊張：“梁紅，你就老老實實在這裏待著，你一女的，要是被扒光了多不好看啊。”

但是梁紅不幹，也不言語，只是緊緊地拉著我的胳膊，跟著下了車。

這棟樓有二十多層，但是電梯已不見，只剩空空的電梯井，裏面散發出陣陣奇怪的臭味。我們只能爬樓梯。鐵樓梯非常狹窄，容不下兩人並行，像我這麽大個兒一個人走就能把路擋死。

“這樓裏住著幾千人，如果跟誰起點兒沖突，其他人一窩蜂上來，我90發子彈不夠打的。”謝宇航說，“盡量不要跟人起沖突，也別讓人誤會。”

此刻我腦海裏全是江湖片的鏡頭。

樓道裏潮濕、陰暗，彌漫著難聞的臭味兒，蒼蠅亂飛。樓梯實在太窄，不允許我們走得“低調”，一直劈啪作響。有些住戶打開窗戶、拉開門縫，冷冷地看著我們。謝宇航的手始終摁在腰間的槍上，槍已上膛，保險打開著；我也下意識地摸了摸口袋裏的刀。好在那些人只是盯著我們看，似乎並沒有動手的意思。

氣喘籲籲地爬到八樓，一路心情緊張，但是並沒有意外發生，這讓我有了想更近距離窺探這棟樓的想法。我們敲開了一家住戶的門。

簡陋卻溫馨的客廳，全無樓道裏那些腐爛、發黴的味道。男主人三十來歲，衣著破爛但是幹凈，是一個很客氣的黑人兄弟，不但沒有給我們冷眼，反而熱情地領著我們參觀。屋子是個大開間，沒什麽家具，客廳裏一個沙發一臺電視，臥室裏也只有床，讓人意外的是廁所裏居然還有浴缸。

還有一個陽臺，站在那裏俯瞰，能看到休布羅街區的大部分區域，和所有的生活社區一樣，顯得靜謐而安詳。如果只看這一切，感受不到任何的緊張和危險。

等我們回到客廳，梁紅已經跟房主的兒子玩開了，一個三四歲的黑人小朋友，呆萌地牽著梁紅的手，好奇地看著我們這些陌生人。

房主說他不是南非人，來自尼日利亞，是一個難民。這樣的一個開間，每月房租1800蘭特，大約合900元人民幣，並不便宜。房主說，他逃難來到這裏，只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過新的生活，養大孩子。這裏的很多難民也和他一樣，並不是壞人，他們只想能夠生活下去。

那一刻，身處“上海樓”裏，我們開始感覺到這兒並沒有傳說中的那麽可怕。但對講機裏的聲音馬上把我們拉回了現實，在樓下擔任警戒的“光頭”說，我們停在下面的車已經讓人給盯上了，我們必須趕緊下樓。而且馬上快到下班的高峰期了，我們出去肯定會堵車，那很危險。此外，這個時間段也是犯罪分子吃飽睡足，出門“覓食”的時間。十萬火急，我們必須馬上就撤。

出了尼日利亞人的家門，回到破敗的樓道裏，剛才還很放松的神經，一下子又緊張了起來。樓道裏突然多出來一些人，一個個都惡狠狠地盯著我們，蠢蠢欲動的樣子。可能謝宇航掛滿全身的子彈和腰裏的槍，對他們還有點兒威懾力，並沒有人站出來。

我們幾個互相對視了一眼，一點頭，趕緊走。背後仿佛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在追著我們。

落荒而逃似的快速跑下樓，鉆進車裏，心裏才有了些安全感。臨上車前，我笑著跟一個路人打招呼，他還我一個惡狠狠的眼神。

車開出去沒多遠，在十字路口我看見了一家肯德基，很好奇那兒會不會經常被搶，臨時決定實地探訪一下。這回只有保安隊長一個人跟我下車，他袖子裏藏著根警棍，兜裏裝著胡椒噴霧，腰上還別著一把9毫米手槍。我倆直奔KFC。

一進去我就楞了，這裏跟我在國內和世界其他地方見到的肯德基完全不一樣，點餐臺前，像銀行一樣裝了防彈玻璃和不銹鋼柵欄；交錢取貨，全要通過櫃臺上一個小抽屜。全家桶沒法賣，因為壓根兒就塞不進抽屜。

這種安保措施嚴密的快餐店，瞬間又讓我緊張起來，扭頭觀察周圍有沒有盯著我們的人，結果發現玻璃窗外面，一堆人在盯著我們看。氣氛實在太壓抑，買了三杯可樂，我們匆匆撤離。

車子駛出休布羅街區，所有人像突然被摁下了播放開關似的，此前一個個緊張兮兮、沈默不語，這會兒不約而同地松了口氣，開始互相攀談起來。

我摟著梁紅，一邊謝天謝地，今天沒出什麽事兒，我們能夠全身而退；一邊竟然還覺得有點兒失落，我們來探訪混亂的休布羅，沒趕上想象中的暴力搶劫鏡頭，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白人貧民窟

貧民窟，是我們走到哪兒都繞不開的一個地方；在這個仿佛被世界遺忘的角落，總會有一些人、一些事帶給人心靈上的觸動和刺痛。雖然我們無法帶去很多援助，但是我渴望把他們的世界“帶出來”，讓更多的陽光照進去。

二十年前，南非還是白人的世界，他們生活富足而自由，在這個貧窮大陸上建立起來第一個發達國家。黑人和印度人等“有色人種”，在社會的各個層面，都低白人一等。這一現象持續了幾百年，直到曼德拉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之後，才得以改變。“彩虹之國”的意思，即排除種族隔離思想，黑人、白人、印度人、黃種人、阿拉伯人等，匯聚成彩虹，共同生活在南非這片土地上。

雖然近年來南非的經濟飛速發展，但是依然隨處可見貧民窟，很多黑人依然生活潦倒貧困。無論哪個國家，都會有很多生活貧困的人，美國也不例外；南非這個接納了很多周邊國家難民的地方，更是如此。

種族隔離制度的廢除，實現了人人平等，給予了黑人擔任社會中更重要角色的機會。當然，優勝劣汰，只有那些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有能力的人，才能站在生物鏈的頂端，與之相對的，很多沒受過教育或沒有一技之長的人依然生活在貧民窟也就不奇怪了。

謝宇航說：“南非不僅有黑人貧民窟，也有白人貧民窟。”

這有點兒顛覆我此前對南非的認知。要知道，白人曾經統治和主導這個國家的命脈幾百年，雖然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了，但白人依然應該是這個國家的社會主體，怎麽也不至於潦倒到要住貧民窟啊？我們決定前去探訪一番。

問了許多路人，紛紛搖頭，都說沒有這個地方。幾經打探，終於有路人告訴我們，“去加冕公園看看。”他以前就住在那兒。

加冕公園，一座風景秀麗的公園，微風習習，綠樹花草點綴，綠色的草地和粼粼湖水相映成趣，有些情侶、一家幾口在公園裏占據一方小天地，休息、遊玩——這怎麽可能是貧民窟？

再往前走，離這些美景幾步之遙的地方呈現出一片破敗：破落的房子、參差的斷壁、猴兒樣的孩子的臉，無異於我們此前走過的許多貧民窟，唯一不同的是，這兒沒有發黴和腐爛的臭味兒。

這個村落叫克魯格斯多，南非唯一的一個白人貧民窟。破舊、生銹的房車，是這裏最常見的“建築”，它們從四面八方開到這裏，輪胎紮進泥土，就此生根，成為這個貧民窟的一員。這些房車說明它們的主人曾經“闊”過，後來潦倒了，淪落至此。還有更多沒有車的窮人，也聚集到了這裏，搭鐵皮房子、支帳篷。美麗的加冕公園一角，成了這些貧窮白人的棲身之所。

在村落裏穿行，這裏雖然破敗，卻很有序，並不混亂，沒有遍地的垃圾，破敗的房屋、帳篷、房車也都盡量整齊地擠在一塊兒。資源有限，貧民們的生活卻並不粗糙，還相當有情調。一些從外面撿來的陶器、娃娃，也被端正地擺在門口；破舊的布料，被拼接縫補成非常好看的窗簾；有人在帳篷前，種上了野花；有些屋子、帳篷上，還畫上了好看的塗鴉。一些廢品在這裏再利用率很高，人們將其做成小玩意兒、裝飾品，掛在自己的“房子”上。一棟木頭房子格外顯眼，屋主確實下了功夫，雖然建造房子的材料都是廢舊的木地板，但是經過屋主的精細雕琢，竟顯得風味十足；如果挪到國內的一些景點去用來出租，這房子一晚上能賣不少錢。總體上這裏雖然破舊，卻和我們以前見過的貧民窟不同，別有味道。

在每扇敞開的門裏，總坐著一個或幾個愁眉不展的白人，目光呆滯地待著，一個個憔悴而瘦削。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女孩兒們光著腳在地上做著遊戲，更小一點兒的孩子，臉上臟兮兮地四處爬著。看到我們的鏡頭，孩子們好奇地圍了過來，揚起了無邪的笑臉，不幹凈但是純凈。空曠的樹蔭下，有人在安靜地看著舊報紙，還有父母在石塊邊看著孩子做作業——

我們擡腳走進一輛房車，裏面可供活動的空間非常小，到處都被塞得滿滿當當——舊的電器、家具，撿來的日用品、瓶瓶罐罐，陳舊而繁多，卻不是胡亂堆放。一個頭發花白的大爺告訴我們，這間房車由6個人一起居住，所有人分時間段進來睡覺、休息；沒輪到自己的時候，得出去待著。

日頭正中，到了晌午時分，屋子、車子、棚子裏的人，都鉆了出來，在空地上搭竈生火做飯——堆上幾塊石頭，支起一個架子，掛上一個鋁盆，點起火。鍋裏的食物都差不多，要麽土豆要麽面粉。

在一個兩頭漏風的帳篷前，我看見一個老太太正在地上撿起土豆塊往鍋裏扔，旁邊一個老爺子，把一只腳泡在一個桶裏。原來老爺子不小心碰翻了鍋，腳燙了，土豆撒了，但是必須撿起來，他們的食物非常有限。

我試著跟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中年人聊天，他說雖然他們住在貧民窟，但是他們每個人都會穿得整潔幹凈，帳篷雖小，但是不亂——這是這些白人們的驕傲。“我們窮，但我們沒有丟掉尊嚴。我們還沒有放棄生活。”甚至這裏有些人依然養著寵物，小貓小狗、鸚鵡等。“很多人都想買我的鸚鵡，但我是絕對不會賣掉它的，多少錢都不賣。”一位中年婦女說。哪怕生活很拮據，但是絕對不會因為困苦而放棄生活的樂趣。

我們看到一位相貌奇怪的大叔，肚子上長了一個非常大的瘤子。此刻他在草地上，虔誠地做著禱告：“感謝上帝賜予了我這一切，我有一位一直陪伴著我的妻子，有一個非常幸福的家庭，還有一只狗。”

我們靜悄悄地走開了，不忍去打攪他。

在這個貧民窟裏，無時無刻不讓我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震撼，幸福從來都不是靠物質來衡量的。

對於他們靠什麽為生，我也找到了答案。有些慈善機構每個月會送來一些食物，分發給大家，但是數量不多；還有些好心人也會自發送一些東西過來；此外，很多人是有工作的——但都是“臨時工”。

一個叫丹尼爾的中年漢子說，他每個月能掙1000元，養活家裏的四口人，但是他每星期只能工作一到兩天。我問他為什麽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他的回答再次讓我震驚：“因為我是白人，白人找不到工作。曾經我們享有特權，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原來種族隔離制度廢除之後，為了維護數量龐大的黑人在這個社會體系中的地位，南非政府通過了“BEE法案”，鼓勵和扶持黑人就業。

“我們現在才是遭受到歧視的人群。”丹尼爾苦笑著說。

我將信將疑。丹尼爾說他要出去找工作了。征得他的同意後，我們可以一路跟著去看看情況。

丹尼爾很認真，準備好簡歷，搜羅出來一套最整潔的衣服換上，擦亮老舊的皮鞋，剪了頭發刮幹凈胡子，就帶著我們出門了。

徒步走到附近的市裏，丹尼爾先去了一間加油站，想應聘加油員。老板只是讓他留下簡歷，承諾兩個月內會聯系他面試——這其實就是石沈大海的意思。丹尼爾無奈地苦笑搖頭。他說自己已經習慣了，對於他來說，只要有人願意給他一份工作，讓他能夠養活老婆和孩子，不管什麽樣的工作他都接受，願意盡全力去做——可是，幾乎沒有人會給他這種機會。

一路又跑了幾個地方，全是讓留下簡歷等候通知。

後來來到一個小超市，丹尼爾再次被拒絕。我決定和老板多聊幾句，問問到底是什麽原因。超市老板的邏輯很神奇，他說在南非有90%的人口是黑人，那麽一個超市裏就應該有90%的員工是黑人；而且雇用黑人政府會有很多政策上的傾斜，那為什麽不用黑人呢？

我問他們對待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嗎，他非常大氣地回答：“Of cause。”末了，他居然對我們的翻譯說：“你的英語說得很棒，如果你需要這份工作，我可以給你。”邊上剛剛被他拒絕的丹尼爾聽到這句話，表情尷尬。毫無疑問，這是赤裸裸的歧視。

最後我們去了一家汽車玻璃店，老板看了丹尼爾一眼，簡歷都沒收：“對不起，我們沒有空余職位。”我看到丹尼爾的臉色非常難看，但他依然強撐著笑容離開。出來後他非常生氣地說：“他們就是在歧視我們，裏面根本看不到白人和印度人，只有黑人！”

丹尼爾低下了頭，無奈地往前走去，雖然已經被拒絕了無數次，但他還是要繼續去嘗試，因為他有家人和孩子，需要他去工作來養活。看著他佝僂失落的背影，我們不忍再跟上去打擾。

回到加冕公園，我們又走訪了幾戶貧民。他們有的像丹尼爾一樣，靠偶爾能得到的臨時工作養家為生；有的會做一些手工藝品，拿出去賣補貼家用。

一個剛剛做臨時工歸來的中年大哥見到我們，他說他想聊幾句：“這裏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我的夢想就是讓我的家庭生活得更好。”

一位懷孕的婦女聽到我們問起工作的事情，很是神傷，說他們不是不努力，只要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就會努力去改變現狀，但是沒有人願意給他們這個機會。她越說越激動，竟然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和丈夫都出生在良好的家庭，都受過高等教育，現在卻住在這個地方，真讓人難過。我懷孕了，我真的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後，還是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我希望他能夠生長在一個正常的環境裏——”

聽完她的哭訴我無語凝噎，梁紅早已眼圈泛紅，我們不知道該怎麽去安慰她。對於這裏的現狀，我們無力改變，我們能做的，只是把帶來的一些食物分發給孩子們。

搜了搜車裏的後備廂，還有一些牛肉和番茄，我們決定給大夥兒做一頓飯。有人從自己的家裏拿出來鍋碗瓢盆和調料，找了個空地，我們支起爐竈，做了一鍋番茄燉牛腩，簡單但是用心。村子裏的人都聚攏了過來，他們端著碗或者杯子，自覺有序地排著隊，對我們豎起了大拇指。

一頓飯頂不了多久，他們還是會餓肚子，依然會生活在貧困的環境裏，依然會被外面的人歧視。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丟失自己的尊嚴和夢想，以及對生活的熱愛。我們能做的，也僅僅是把加冕公園裏的白人貧民窟、丹尼爾們的故事，通過我們的鏡頭傳遞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傷痛。

南非，包容而又對立的一個國度。約翰內斯堡，最美麗的城市，最暴力的城市。這一座城池，立體地向我們展示了一個“雙城記”的故事。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