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程度的提高，婚姻愛情也隨著男女地位的轉變而逐漸發生變化。在文明社會裏，男子逐漸取得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支配地位，他們在婚姻中的地位和言語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原始的愛情開始在這個十字路口出現了新的特點。但悠久的巫風、先民的審美心理結構仍然對民眾起制約作用，從而使愛情顯現出錯綜覆雜的情形。但畢竟不是過去的時代了，上古縱情的古風為了適應新的形勢，只得以變異的方式存在新的經濟形態中，所以娛情方式也逐漸從大集體的混合娛樂逐漸向個體情愛過渡；場所也從充滿神靈宗教氛圍的地方逐漸變為幽靜山林、叢林（《召南•野有死麝》）、幽青的草地（《鄭風•野有蔓草》）、文明的城隅、帶倫理意識的家中（《邶風•靜女》、《齊風•東方之日》）。生產力的提高、文明的提高，使宗教意識漸衰，而倫理色彩漸濃。在文明的社會裏，尋找愛的狂娛，不再具有遠古那樣的狂迷，但其狂歡的儀式卻隱喻地保留下來。《詩經•?{風•桑中》反映了仲春、夏祭、秋祭時上古民眾娛神過程的變異，但還隱含著原始宗教的儀式，具有一定的神秘氣氛。這樣，我們才能較準確理解《桑中》反映的思想內容和藝術特色。《詩經•小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後人還把《左傳•成公二年》的一段話加以佐證：“楚屈巫聘於齊，……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年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11〕所以，把《桑中》看成了一首竊妻詩，實際上上面的材料只是說明衛國的道德淪喪，他們在桑林尋找情感的泄舒，子孫的繁衍。因為上古社會對婚姻關系是看得十分淡的。《左傳•桓公十五年》記載：“蔡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亨諸郊，維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12〕

 這說明遠古母系氏族的審美意識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隱性的、深層的。父權社會的仲春、夏祭、秋祭裏的性愛是上古之風合法形態，是母系氏族的男女交往方式在父權社會的變異。它的娛神宗教色彩減弱而情感因素增加，而演變成情意綿綿的情人約會。

古代祭祀祈禱之地是“社”。“社”的甲骨文寫法跟“且”大致一樣。據郭沫若考證，祭祀源於性活動。“設其社稷之壇，而樹其田主，名以其野所宜木，遂名其社與其野”（《周禮•大司徒》）《墨子•明鬼》記載：“燕之有祖澤，當宋之桑林，夢之雲夢也。此之男女所樂而觀也。”《楚辭•天問》有“焉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胡維嗜不同味，而快朝飽？”郭沫若先生認為禹和塗山女野合成婚。故把“通之於台桑”解釋為“在台桑和她通淫。”〔13〕所以有人認為“這種春遊祭祀實際是全社會的一種娛樂形式，最終免不了性的狂歡。”〔14〕古人所謂“郊裳之祭，”“桑木之祭，”都是在叢林裏舉行（《溱洧》）。這些活動在濃厚的宗教氣氛內容中隱含著性愛內容。如《陳風•東門之枌》《陳風•宛丘》《邶風•簡兮》等詩歌都有巫術色彩。《桑中》這首詩已經沒有女巫歌舞以娛神的濃厚宗教氣氛，而更多表現桑林中的歡愉和愛情的溫馨，抒寫了他和想象情人幽期約會的戀情，帶有較多的愛意的回味。“雲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之桑中，邀我於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這實際是早期“高媒（鄭梅）之祭”、“郊裳之祭”、“桑林之祭”的春遊祭祀在新時期情感渲泄的一種變異方式。這裏對神靈的崇拜讓位於對戀人的思念，對神靈的關註和對消除生存的恐懼的渴望內化為對情愛的細心體味，溶入了更多的世俗內容。我們從《桑中》依稀可看到原始的性愛方式向階級社會的性愛方式過渡的印跡。因為他們逐漸祛除原始的娛神性，而轉向情感自我舒泄；從以女性為中心轉向以男性為中心（《桑中》的女子成為審美欣賞的對象）；從情欲指向人的繁殖轉向更關註人的存在。這一叠變主要是男女的社會地位的更叠引起的。德國社會學家繆列利爾在其《婚姻進化史》論及婚姻構成動機時說：“婚姻這一種事情，在低級文化自然人看來，肉欲關系少，而經濟關系多……所以原始婚姻之主要理由不是族統關系，而是經濟關系。因為兩性分工之故，兩性遂成為相互依賴。”〔15〕所以，婚姻是一個歷史範疇，愛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歷史內容。恩格斯以大量的歷史材料論述：“現代的愛，同單純的情愛，同古代的愛根本不同的。”而且個人性愛不是人類社會開始時就有的，它只是一夫一妻發展的時期作為新的因素出現。新的因素受到諸如民俗、巫術等原始文化所積澱民族心理定式的影響而出現新舊交替的變化。在當時也只是處於萌芽狀態，從這萌芽狀態到“婚姻的真正自由”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16〕所以，這個轉變過程，受經濟和文化雙重的影響。《桑中》的桑林是過去的祭祀之所，但詩中的宗教氛圍已經祛去，性愛的內容已經占了上風，而祭祀只是成為一種隱喻，一種象征。所以《桑中》是一首從原始社會向父權社會過渡時期受母性意識和本能意識影響的戀詩。這時祭祀即原始宗教性集會開始向兩端發展。一是向性愛方向發展，如《周禮•媒氏》記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從這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集體戀愛，最後發展為個體的幽期密約。二是原始宗教轉變為一種禮儀的象征，一種民族習俗的隱喻。祭祀褪去其淫媚的娛神活動而加強其倫理、功利的內容，終於成為專門的祭祀的節日。性愛內容也開始祛除而祭典求子祛病色彩加強。範曄《後漢書•禮儀志》記載：“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病，為大潔。”說明開始轉變為專門的祭祀節日。所以現在流傳既有濃厚祭祀色彩的節日（如六月六、七月半）；也有戀愛色彩較濃的山歌對答（如三月三等）。

 反映這方面的內容幽會詩還有。《唐風•綢繆》中“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寧兮子兮！如此邂逅何？”這裏的節日氣氛消融了，因而有人認為是祝賀新婚的詩。不過，我們也可以把此看為幽會詩，在三星始現的黃昏時刻，拿著束薪作為火炬，用芻草餵養馬，準備同戀人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