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亞東：互文性視野下的類書與中國古典詩歌（下）

（閱讀上一篇請點擊此）人不再能夠直接地面對實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對面地直觀實在了。人的符號活動能力(symbolic activity)進展多少，物理實在似乎也就相應地退卻多少。在某種意義上說，人是不斷地與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應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想象、神話的符號以及宗教的儀式之中，以至除非憑借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26)

類書強大的力量就在於此。它可以使詩人不自覺地被前人詩句所籠罩，而對身邊的世界保持著一種冷漠的距離。在《宋詩選注·序》里，錢鐘書曾批評宋代詩人“從古人各種著作里收集自己詩歌的材料和詞句，從古人的詩里孳生出自己的詩來，把書架子和書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爾向人生現實居高臨遠地憑欄眺望一番”，而這樣一種寫作的態度和風氣，“可以使作者喪失了對具體事物的感受性，對外界視而不見，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魚，生活在一種透明的隔離狀態里”(27)。錢鐘書還說，前代詩人言情寫景的好句，離間了後世詩人和現實的親密關系，支配了他們觀察的角度，制止了他們感受的範圍，“譬如賞月作詩，他們不寫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給古代的名句佳話牢籠住了”，他因此追問：“六朝以來許多詩歌常使我們懷疑：作者真的領略到詩里所寫的情景呢？還是他記性好，想起了關於這個情景的成語古典呢？”(28)在《管錐編》里，錢鐘書以歐陽修名句“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為例，指明其與謝朓“風簾入雙燕”、陸龜蒙“雙燕歸來始下簾”、馮延巳“日暮疏鐘，雙燕歸棲畫閣中”等詩句的傳承關系，認為：“詩人寫景賦物，雖每如鐘嶸《詩品》所謂本諸‘即目’，然復往往踵文而非踐實，陽若目擊今事而陰乃心摹前構。”(29)由此可見，類書不僅自身構築了豐富的互文性空間，同時它還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古代詩人與他們身處其中的現實世界的關系。

其次，詩歌文本的生產方式——“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著斧鑿拆補之痕跡”。古典詩歌“寄生”、“孳生”的方式，是錢鐘書文學批評常見的話題，比如，《談藝錄》就曾指出“顯形”、“變相”、“放大”、“翻案”、“引申”、“捃華”、“摹本”、“背臨”、“仿制”、“應聲”、“效顰”等十余種王安石摹仿他人詩歌的手法，盡管方式五花八門，效果各自不同，但它們的基本原理，無非是采用“合並重組”、“壓縮置換”甚至“剪貼拼湊”之類的方法，從他人詩句中轉換派生出自己的詩句。錢鐘書為此批評王安石：

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本為偶得拈來之渾成，遂著斧鑿拆補之痕跡。(30)這似乎已不再是某一個詩人創作的特例了，它變成了一切文本誕生的宿命。許多詩人並非不知詩須從旅途上得而不應自書齋中來這樣的道理，像楊萬里，最初學“無一字無來處”的江西詩派，後學王安石，再後轉學唐人絕句，最後，“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31)。他還作詩自勉：“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頭望金華山》）。但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擺脫被前人話語籠罩的命運，又有多少可能同現實世界保持真正清澈的關系？這些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回答。

最後，詩歌的鑒賞與批評——“連類舉似而掎摭焉，於賞析或有小補”。基於對意義闡釋的重視，錢鐘書自覺地在中西古今浩如煙海的文學世界中去發掘各種各樣的話語現象，尋找它們之間不同的聯系關系，描述它們之間形態各異的關系圖式，展現許許多多文學家族的譜系，編織鉤連文本關系的網鏈，這樣，他的學術著作就呈現出眾多話語現象“嬉戲”、“狂歡”、“對話”的場景，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中，文學的意義，通過現象與現象之間的交相映發、話語與話語之間的彼此參印，獲得了最大程度的顯現與抉發。筆者認為，錢鐘書的古典詩歌批評具有強烈的互文性色彩，或者說，互文批評構成了錢鐘書古典詩歌批評最突出的話語特征(32)。錢鐘書很清醒地意識到：“人文科學的各個對象彼此系連，交互映發”(33)，所以自己“拾穗靡遺，掃葉都凈，網羅理董，俾求全征獻”的目的(34)，就在於“欲使小說、詩歌、戲劇，與哲學、歷史、社會學等為一家”(35)；他學術著作中屢次提到的不同文本之間的“交相發明”、“交互映發”、“皆相發明”、“互映相發”等語，更可視為他自覺的互文批評之明證；他總是力圖將某個詩歌文本所處的互文網絡顯現出來，以此來表明這首詩在源遠流長的話語歷史中存在的方式——很多時候，他的這種努力會走得更遠，試圖抵達這個錯綜復雜的網絡深處，追溯一種話語的最初源頭。譬如，他列舉了從魏晉的曹植到宋代的王禹偁等近三十位詩人“摹寫樓危閣迥，凝睇含愁”的詩作，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學中，存在著一種“登高懷遠”的情結。他接著追尋這種言說模式的源頭，經由《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招魂》“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到《高唐賦》“登高遠望，使人心瘁”；《詩經·蒹葭》“道阻且長”；再到《詩經·陟岵》的登岵之“瞻”和升崗之“望”；最後到《說苑·指武》和《孔子家語·致思》所記孔子登農山時“登高望下，使人心悲”的感喟，並具體分析了這些話語在傳承過程中的細微變化。這樣一來，一個巨大的互文性話語網絡以及這個網絡的形成和演變過程，就十分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36)。在錢鐘書的學術著作里，話語現象的聚合，使文本的意義在相互映發中得到了鮮明的凸顯，顯而易見的是，讀者在這樣的語境下所得到的閱讀體驗，與僅僅在一個封閉的文本內部閱讀，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完整的詩歌文本，變成了一個在漫長而又巨大的話語時空里往來穿梭的碎片，碎片與碎片之間的“交互映發”，常常不由得令我們別具會心。這個時候再來看錢鐘書所說的“連類舉似而掎摭焉，於賞析或有小補”(37)，就不能不使人覺得這是一位大學者的小謙虛、大得意了。

總結而言：一、類書功能的嬗變使其得以參與到文學的言說活動之中，對中國古典詩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二、類書之於詩歌的此種影響可以在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觀照下得到極其鮮明的凸顯。三、從西方互文性理論的視角關注類書與中國古典詩歌，對更深入地理解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文學的獨創性、文學的接受與批評等文學研究的重大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立足本土的學術資源，吸納外來的研究成果，以新視野審視傳統，用舊傳統融會新學，是錢鐘書一生的學術理想。就這個意義而言，本文將西方互文性理論同類書、中國古典詩歌以及錢鐘書的文學研究結合起來進行思考，正是試圖追隨這樣的理想。或許，這種思考可以為本土的學術思想資源提供新的研究和觀照角度，同時也有助於西方互文性理論與中國文學批評的相互闡發與融合。從上述層面上看，互文性視野下的類書與中國古典詩歌，含蘊豐富。

注釋：

①③張滌華：《類書流別》，商務印書館1985修訂版，第4頁，第41-109頁“存佚篇”。

②陳壽：《三國志·魏書·文帝紀》，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88頁。

④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頁。

⑤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類書既可以采用摘錄或全文照錄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串述或撮述的體例（參見夏南強《類書性質新辨》，載《晉陽學刊》2000年第4期）。

⑥《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151頁。《玉海》為宋代王應麟所編，原為應考博學鴻詞科而編纂。廣陵書社2003年出版有精裝繁體本，全5冊。

⑦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頁。

⑧鐘嶸：《詩品·序》，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頁。

⑨即使西方人也能感受到這一點。美國詩人蒙羅(HarrietMonroe)曾來中國，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除了天壇建築之美，就是詩歌在中國的地位”：“在那里詩變成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普通人也有詩的理想，每個中國人或多或少是個詩人”（參見趙毅衡《對岸的誘惑》，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頁）。

⑩林語堂：《吾國與吾民》，黃嘉德譯，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頁。

(11)(27)(28)錢鐘書：《宋詩選注》，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66頁，第14頁，第255-256頁。

(12)當然，導致類書功能變化的原因還有：言說活動的艱難，文學對恒情常態的傳達，文學技藝的圓熟以及彼時的藝術風尚等（參見拙作《中國古典詩歌孳生現象研究》，載《海南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13)杜佑：《通典》，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19頁。

(14)(16)王英志輯《袁枚全集》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頁，第8頁。

(15)成為範本和摹本的，還有詩格與詩句圖。但“詩格”主要是在方法論意義上討論作詩之法，下附詩句亦很少；“詩句圖”則按作者而非主題排列歷代佳句。故同類書相比，它們對摹仿因襲之風的影響尚不顯著。

(17)傳統的類書研究多從文獻學意義上著眼；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專列一節講述類書、目錄和經典注疏，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它們的意義。他認為：類書各部類的排列順序代表著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如何對知識和思想進行整合與規範的，從中可以想見“七世紀中國知識與思想世界的輪廓”（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7頁）。

(18)JuliaKristeva,"Word,DialogueandNovel",inTheKristevaReader,ed.TorilMoi,Oxford:BasilBlackwell,1986,p.37.

(19)布洛克曼：《結構主義：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頁注釋③。

(20)羅蘭·巴特：《文本理論》，載《上海文論》1987年第5期。

(21)J.希利斯·米勒：《作為寄主的批評家》，《重申解構主義》，郭英劍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頁。

(22)米歇爾·福柯：《知識考古學》，謝強、馬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23頁。

(23)洛朗·堅尼：《形式的戰略》，轉引自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

(24)J.希利斯·米勒：《史蒂文斯的巖石與作為治療的批評》，《重申解構主義》，第180頁。對互文性而言，閱讀是一種雙重或多重的對話活動，它沒有時間可循，它參照的不是文本的邏輯順序，而是自我記憶的順序（參見拙作《記憶的力量：詩與網》，載《名作欣賞》2006年第2期）。

(25)李昉：《文苑英華》第二冊，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702-712頁。

(26)卡西爾：《人論》，甘陽譯，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

(29)(34)(36)(37)錢鐘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64頁，第854頁，第875-878頁及增訂第72-73頁，第860頁。

(30)(35)錢鐘書：《談藝錄》，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697-699頁，第89頁。

(31)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一《誠齋荊溪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