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們新聞與傳播前沿講座第11講，我們榮幸地請來了大家非常景仰的一位學者，他是多次到我們這裏來講課。溫老師今天講座的題目叫做“告別百年激進”。

我簡單地介紹一下溫鐵軍教授，溫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二級教授，相當於我們文科中的最高級別教授。他在執教前曾經有過11年的工農經歷，實踐經驗比較豐富。溫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國際方面為發展中國家的比較研究，國內方面包括國情與增長、制度變遷、鄉村建設及農村財政金融稅費體制改革等。

下面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溫老師的講課。

溫鐵軍：

說到我是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有點不好意思。清華大學新聞學院我已經來講過至少三次了，但還從來沒有在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做過任何講座，主要是自我感覺像傳播學門下的不肖弟子，一直沒有好好做新聞，反而改行做了研究。

今天，匯報一下最近的思考，我們在有關“十二五”和此前的一些討論中，註意到有幾個歷史性的重大變化。

第一個是新世紀以來，我們已經告別了以前的百年短缺，進入了經典理論意義的過剩時期。

所謂百年短缺，是指當大多數非西方工業國家在殖民化時期遭到侵略和瓜分時，都會認識到船堅炮利是一個制勝的法寶。這背後起支撐作用的當然就是西方工業化。於是，後發國家都會以先發國家的工業化作為目標模式來趕超。而一旦要進入工業化，就會首先遭遇一個挑戰，叫“資本極度稀缺”。可工業化卻是一個不斷追加資本投入的經濟過程。

特別是中國，如果想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想形成西夷的堅船利炮的話，就意味著要發展軍事工業，而軍事工業更是一個需要不斷追加更高投資的經濟過程;而且因為不屬於民生經濟而不產生常態的經濟回報，除非用軍事工業的產品去打別的國家，占有了別的國家資源，才能有軍事投入的正向回報，否則沒有回報。制造了大量的炮、槍，放在倉庫裏，在不使用時是純消耗，並且為了維護，還需要不斷上油，擦洗，還要有人看管，這些都不產生正向的投資回報。當然，另外一種使用就是形成國家軍事力量來防止甚至阻遏侵略。但是在大多數先發國家，軍事工業產品主要都是用於攻打別國，獲得別國的資源和市場。

因此，兩個常識必須記住：其一，一般工業化是一個不斷追加投資的經濟過程，而軍重工業的投資量更大，如果不對外作戰，並無回報。其二，大多數後發國家都沒有起碼的工業化基礎，要進入工業化就必須先有資本，所以首先面臨的挑戰叫做“資本極度稀缺”。

為什麼特別強調“極度”二字?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的分析邏輯之成立，恰在於認為生產力諸要素都具有“相對”稀缺性，西方經濟學所討論的一般經濟過程，都沒有要素極度稀缺的情況，比如說勞動力要素極度稀缺是零，沒有勞動力如何討論要素的優化配置?資本主義時期的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到亞當斯密，認為可以在要素相對稀缺條件下使用市場看不見的手優化組合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但是沒有分析在資本要素極度稀缺、甚至稀缺至零的條件下怎樣依靠市場達到最優配置。因此，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很難按照一般西方經濟學理論邏輯來構建或調整本國的經濟發展過程，因為，他們首先面對的都是資本極度稀缺。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會說，可以引進外資，進口替代然後出口替代。這當然很好。但是，外資從來都是有代價的，任何外資在資本稀缺程度為零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在引進的轉瞬之間變成外債負擔;如果像中國這樣資源短缺，或者初級產品不足，就幾乎不可能形成所謂“替代”。因此，在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上的債務國主要是希望進入工業化而引進外資的發展中國家，即以負債的方式進入工業化。

其中有些後發國家進入工業化了，現象上看是用自己的工業品出口就形成了貿易盈余，由此就可以還債。成功地進入了工業化的國家不多，比如“金磚四國”中的中國、印度、巴西。人們提到“金磚四國”的時候，其實主要還是說中國、印度、巴西這三個正在進入工業化的國家，雖然四國還得包括俄羅斯。不過俄羅斯早在帝俄時期就已經工業化了，只是後來經歷了兩次災難而已。這些後發國家基本上還能夠有效地應對外債的還本付息，因此被叫做Good student(好學生)。在西方看來，這些國家可被納入國際主流。

但是現在世界上的國家總數190多個，大部分是第二次大戰之後新獨立的，大都沒有能夠進入工業化，為了工業化而引進的外資所形成的債務就轉化成沈重的債務負擔，並且不斷地引發債務危機，使這些國家進入了債務陷阱，不能自拔。這也是一種發展陷阱。很多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要靠出售原材料或者租讓本國資源的方式來維持基本生存。

所以，第一個需要註意的歷史性重大變化就是，中國在這一百年中主要遭遇的問題是資本極度稀缺，但在完成工業化後進入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已經告別了短缺，進入了過剩。

這不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在網上可以搜到，1998年馬洪和陸百甫這兩位老一輩的政策領域中有影響的經濟學家(馬當時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在1998年的研究中就已經指出，中國的生產過剩已經出現了。另外一位，中青年中的海歸林毅夫，他在1999年提出的一個觀點，更為直白一些地指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並由此而針對性地建議希望中國開展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的最早提出，就是1999年在中國經濟論壇的一次內部座談會上，由林毅夫教授提出來的。當時並沒有引起重視，他的建議直到2001年12月才有機會面陳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之後新農村建設就隨“三農”問題成為重中之重而逐漸引起重視，終於在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這一代新的領導集體確定為“十一五”八項重大戰略之首。所以林毅夫對於國家新農村建設實現統籌協調、平衡發展是有貢獻的。

因為我不是主流經濟學家，所以我的表達更為直白。中國現在面臨的主要是三大過剩——因產業過剩而必致金融過剩，因產業和金融過剩而必致商業過剩。由此，可以歸納為三大資本過剩。產業、金融和資本過剩的邏輯關系是，當產業過剩的時候，銀行家不會向過剩的產業投資，政府卻不斷地制造貨幣，貨幣總量在不斷地增加，但又不能再將貨幣直接投向過剩的產業領域，只能由中央人民銀行給各個商業銀行，於是出現金融資本的流動性過剩。兩年前銀行的資產總規模已不止七十萬億，現在應該已經在90萬億左右，甚至更多，因為近年來大量外資流入，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增發貨幣來進行對沖，，估計現在應該約有百萬億的金融資產。但因為產業過剩，很大部分金融資產無法使用出去，於是導致嚴重的銀行存差現象，即存款大於貸款。比如你向銀行存一百元，銀行只能用出去五十元，剩下五十元還得向你支付利息，所以現在不是錢少，是錢多了，淤積在銀行了，即喜劇演員戲稱的“不差錢”。世界上任何國家只要金融過剩，資金通常都會和房地產結合。金融資本跟地產資本之間的結合機會幾乎是天衣無縫的，互相依賴。大量的過剩金融資本有意無意地推高地產價格，這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遍性，並非本國獨創。產業只要過剩，金融往產業投就意味著砸錢收不回來，金融就不投，不投又不斷增發貨幣於是產生金融過剩，當然會接著出現商業過剩。世界商業巨頭沃爾瑪，年平均利潤率也只有1%，甚至不到。大量的商業領域的競爭，都不是因為投資環境惡化，而是由於商業布局過剩，商店太多，因此實力弱的只好靠假冒偽劣，才能有點薄利。如果規規矩矩經商，老老少少納稅，一般情況下都意味著虧損。

所以，產業、金融、商業這三大資本過剩，試圖在完全過剩條件下構建信用社會，形成穩定信用關系的努力，不是不值得肯定，而是環境不好。因此，這種主觀願望很好的努力往往帶來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這種努力不奏效而帶來的較高的治理成本。

總體來看，資本過剩條件下，無論主觀如何，制度成本過高是必然的規律。

也就是說，當學校的老師們還在講著如何構建制度、如何形成信用，如何建立契約關系，如何自由契約萬歲的時候，這些東西都已經是阿嬌在唱著昨天的歌謠。如果老是聽這些歌謠，就會讓我臉上淌著淚，刺傷了我的心。不能再聽過去的歌謠，因為我們已經過了那個時代。今天當出現嚴重過剩的時候，再用過去的歌謠說不清楚今天是什麼日子。當然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最後回到保守去了，我們可以理解教科書是沒法改的，但是如果想和當代的問題結合起來討論，就至少應該知道時代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即我們已經在世紀之交告別了短缺，當代這十年，稱為迎來了過剩的十年。
接著，派生出來的問題是，在短缺時代，無論何種體制，何種意識形態，何種政府，誰當領袖，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當資本極度稀缺時，政府第一任務肯定是資本積累，因此就必然是親資本(pro-capital)的政策體系。國內思想界簡單地搬用某個歐洲國家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偶發性地形成的左派和右派的這種觀點，不太明智。有人一言以蔽之地認為過去都是極左的錯誤，更是有點荒唐愚昧。在資本極度短缺的年代，客觀上不會有形成所謂左的錯誤的條件，即使有錯誤，也只可能是極右的錯誤。因為，這時無論以任何名義建立的政府，其政策體系都一定是親資本導向的。只有當資本不再短缺，當資本進入過剩，這時候的政策體系也必然是不論何黨何派，何種政治體制，何種意識形態，誰為政府領袖，都會相應地調整到或多或少的民生導向，或者說，親貧困(pro-poor)政策基本上具備執行條件了。

請考慮我提出的這個客觀規律：親貧困和親資本這兩大本質對立的政策體系，都是在客觀外部環境發生根本性條件改變的時候才有可能內生性地發生改變。亦即，條件不具備的時候，政治家說與做就不可能是一回事。

總之，後發國家帶有共性的問題是處在資本極度稀缺的條件下，為了解決資本極度稀缺所帶來的壓力，某些做法或相應的政策一定會是比較激進的。於是乎，似乎不好用左右翼這種兩分法，也不好用源於西方的那些約定俗成的概念。
因此，我只好用了一個聽起來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告別激進”。可為什麼說“告別百年激進”呢?

其實清末無論是中興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還是後來被當成保守派的慈禧太後，都想搞工業化。如果說，曾、左、李這些中興重臣只是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說的對國外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等，那麼包括老佛爺在內的統治者在那個年代則是已經開展“師夷長制以制夷”，也就是制度引進。所以，在戊戌維新之後，中國已經在教育、郵政乃至政府體制上開始試圖一步步地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學生出國，也是1890年以後的現象。

只不過，那個變革時代仍然有很多問題屬於內生性的傳統矛盾。比如，四川的保路運動今天被意識形態化以後變成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正確的話語，很少有人敢於懷疑。但它稱之為事件的背後，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今天的有些社會矛盾差不多，就是官紳勾結或官商勾結，把國家用來築路投資的路款先都用來內部“跑冒滴漏”了。政府無奈，就提出將修路工程轉包給洋人。這至少是很少被關註的負面背景之一。正面的背景也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等因素，但出於構建革命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把負面的掩蓋掉了。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大家常說武昌起義一聲炮響，摧毀了反動的、封建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問問：清王朝難道是西方經典理論意義的封建制嗎?稍微研究點世界史就應該知道，中國算是世界諸國之中最早告別封建制的國家。如果說中國自秦完成統一就進入權利相對集中的政治國家歷史，不再是典型的西方那種諸侯名義上認同國王的封建制度，那麼中國告別封建制已兩千五百年有余。所以，武昌起義的歷史屬性，還有很多相關的故事，至今還沒有被寫入正式的教科書，但在網上早有流傳。（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