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方面因為百老匯的票價事實上很低。（10年前我回來的時候最高票價75元，那個時候大約是紐約人平均工資的3%，如果按上海平均工資是1000人民幣來算，就是上海大劇院的最高票價應該是30元，但是實際上上海劇院300元、1000元的票早都有了。）人家知道舞臺演出作品要細水長流，知道這是一輩子要做的事情。中國這30年經濟搞得這麽好，相比之下舞臺表演藝術實在太可怕了，我們居然還有勇氣賣這麽高的票價，到底賣掉了幾張？我就不懂誰來管他們的賬。

這是講商業運作的問題，接下來講講非營利的文化事業。非營利性的藝術應該是靠贊助的，贊助哪里來？我們這里的贊助主要是政府的，政府養這些文藝團體當然不會要你回報的。可是現在奇怪的是，一方面政府每年花這麽多錢來養著這些團體，另一方面政府還要向他們收稅。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總經理也一直在政協、人大呼籲這件事，這個稅是應該取消的。在發達國家，非營利性的文化藝術機構有兩個好處。一個是你可以拿贊助，這個贊助是不用還的，如果有盈余你也不可以分掉，應該投入下一個演出。因為非營利性的機構都是長期性的，不是賺了一票馬上放在口袋里就走掉了的。還有一點就是不收稅，那些給你贊助的人還可以因此而減免稅收，這點中國一直做不到。現在既然連企業也可以減免稅，我們是不是可以呼籲一下。我也寫過文章講這個事情，提到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三十年了，有相當一批第一代的創業者到了要考慮退休以後怎麽處理他掙下來的億萬財產的時候了。外國的富豪怎麽處理他財產的這些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最近最大的事情就是比爾•蓋茨的辭職。他打破了一個老的模式。老的模式是第一代的美國大企業家如福特、洛克菲勒、卡耐基這些人的，他們都是在自己退休臨死之前決定把很多的錢拿出來做基金會。他們知道把這麽多錢給子女不好，再加上他們有遺產稅和各種各樣的稅法，鼓勵你把錢用來做基金會。美國政府之所以不設立文化部，不撥錢給文化，一個原因就是知道有很多的企業家和老百姓願意給出足夠的錢來支持文化藝術。美國的私人基金會、民間組織是非常發達的，而中國幾乎沒有，中國所有的基金會都是政府直接管的。上海有一個文化發展基金會，做了不少事情，但是錢還是從國家那里來的，私人還是沒有。原因就是沒有稅法來鼓勵私人拿錢來搞這個。現在國內很多六七十歲的第一代企業家，如果你有好的稅法，讓他們成立基金會，他們是會願意拿錢出來做這個的。而且這樣對文化發展也有好處，可以讓搞文化的人做有序的計劃。不像現在這樣，要找企業家，一般都是拍腦袋，高興吃頓飯，要麽打一個電話就給你多少錢，這樣的話這些劇團沒有辦法做長期的計劃。

表演藝術不管是戲劇還是芭蕾、歌劇，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絕大部分是不可能盈利的。因為表演藝術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每天必須有這麽多人在臺上演出，一個交響樂隊幾十上百個人都不是用機器可以替代的，而且這些勞動力還都是非常貴的，不是做玩具、做鞋的工人。一些工資很高的勞動力，每天都要出現在那里，成本非常高。電視劇和電影因為可以機械復制，就容易得到商業成功，而舞臺表演，就算是英美管理最好的地方，絕大部分也都是非營利的。世界上大部分永久性的表演藝術團體全都是非營利性的，特別是芭蕾舞、交響樂、歌劇院，歐美有名的交響樂團、芭蕾舞團和歌劇院百分百無一例外都是非營利性的。高雅藝術是要人養的。注意，百老匯其實並不是我們有一些媒體說的“高雅”，我說百老匯是“高俗”。一個戲能夠連著演20年，能雅到什麽程度？真的高雅藝術，交響樂演兩場差不多了，芭蕾舞、歌劇都是這樣的，絕不可能超過八天十天的。高雅藝術就是這樣，這樣表演者、演奏家、歌唱家也輕松一點。一個戲連著演20年的話沒有演員撐得下來的。我一個好朋友，《西貢小姐》里面演男主角，演了整整五年，2000多場（中國絕大部分演員一輩子演不到2000場戲），非常辛苦。事實上這種機械化地運轉，每天在那里演，停下來以後果然要看心理醫生，這就是商業戲劇。一般的芭蕾舞和交響樂就不能這麽要求表演者，所以演了幾場就要休息了，要換節目。所以要國家或者基金會養。我們的國家養是養的，但又還是要你賺錢，非營利的文化事業和營利的、商業性質的文化產業管理里面很多的界限不清楚。

前幾天《文匯報》記者張裕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說商業文化和非營利文化界限不清楚，誰從中得益最多呢？他用了一個詞，叫做“文化包工頭”。國家一個戲投了幾百萬、上千萬，沒有幾個人看到的，演了幾場就算了，剩下這個錢到哪去了？

文化包工頭拿去了。因為我們的這條界限不劃，給的時候按贊助給，賺的時候按商業賺，老百姓、政府都沒有得益，少數“文化包工頭”拿去了。其實這個劇目沒有從市場上通過賣票實現盈利，但是這幾個包工頭成了最大的商人，放到自己腰包去了。一個導演可以拿幾百萬，現在話劇最少大概二十幾萬就可以演一個戲。一個音樂劇國家可以投個1000多萬，其中200萬可能進了一個人的腰包。所以這樣下去，法律不健全，把戲劇交給一批批越來越多的“文化包工頭”，我們未必會看到很多好的演出。肥了那些人，老百姓也不見得得到多少好處。事實上，把我們的那些所謂大制作的戲跟美國的一比，沒有一個能夠演長的，越是大制作往往演得越短，這和正常的劇壇相反了。百老匯是商業的，所以它希望戲能演長。而非盈利性的劇院倒有探索性，它不一定演長。一個演出季要演八個戲，一個戲演一個月差不多了，可以進一步打磨。而我們這里，倒是話劇中心那些規模小投資小的可以演很長，越是大的政府一下投幾百萬上千萬的都是很短的。沒有這麽多觀眾，而且有些人也根本不想去吸引觀眾，反正每個人撈了一票就算了。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經濟領域的朋友們在一起交流，因為你們和領導接觸可能要多一些，可以讓領導們知道這個問題。其實中國現在文化發展的很大一個瓶頸，還不是如何編故事如何塑造人物，而是我們在制度上面要如何來理順。這是跟經濟法律有關的，首先要做的就是劃分清楚。

美國非營利性組織的申請，必須有好幾年的業績記錄，證明你做得不錯，而且是做長期性的，你才可以得到政府認可你成為非營利性組織，才可以開始收取讓人減免稅的贊助。而到了這個時候你為了要保持你的聲譽，賬要做好，因為政府查得會更嚴一點。如果在中國，有很可能拿到這個身份以後就一邊收贊助一邊商業運作賺錢，在美國那是絕對不可以的。當然我們現在連第一步還沒有。事實上話劇中心的總經理說得很好，“我們天經地義就是非營利性組織，你何必再來收我的稅？”大概是贊助和稅收兩個系統，稅務部門的人不肯給劇團非營利性組織的免稅，而文化部門又要撥錢給他們，這樣花錢其實效果未必好。

最後我總結一下。我相信托夫勒的理論，中國的經濟發展到這一步，文化的發展必然是下一步的重頭戲。這不是因為我搞戲劇，這不是文化人的浪漫幻想，而是因為有一條經濟的規律。人均GDP到了大約3000美金以後，腸胃經濟就會要滿足了，不能再多吃了。就像上海的房子和車的擁堵度也差不多到了飽和，怎麽辦呢，下一步就是體驗業。這一點上海北京其實已經可以看到了。搞文化一定要相信這個經濟的規律。所以十七大提出文化大繁榮大發展，不僅是我們黨要搞宣傳，實際上社會也順應了這個規律，因為最高領導知道中國的大城市人均GDP到了什麽程度，這個時候再發展必須是讓老百姓養成在文化業、體驗業上花錢的習慣。內需不僅是讓你多買房子、車，內需也可以是買票看戲。但是這個戲票不能是幾千塊，最好一張票100塊以下，現在電影票也太貴，如果能把這個價格制度理順的話，或者說把現在的票價能夠降下一半，事實上這個內需完全有可能提上去的。金融危機對這個需求影響也不會很大，因為金融危機的時候大家覺得沒有什麽事情做了，如果電影票價便宜我就多看幾場電影了。梅蘭芳1930年訪美正是經濟大蕭條的時候，並不是說經濟大蕭條百老匯就關門了。所以票價如果合理的話，即使經濟大蕭條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說不定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幫助經濟。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還有一個經濟規律就是不同的文化組織的經濟構成，就是做賬的辦法、稅收的辦法，接受人家的錢到底是投資還是贊助，這個劃分很重要，這些瓶頸必須由經濟學家和法律學家幫助政府一起來做的，我就說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