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心理學·給心理學家畫張像　

盡管許多有城府的人認為一概而論是思想偏狹，可是，我們待人接物的合適行為卻主要來自對別人的總體揣摸。如果我們進餐時隔壁坐著一位未曾謀面的女士，並得知她是長老教會的一位主事，而不是某本未經批準、滿紙桃色新聞的名人自傳的作者，那麽，我們與她談話的方式一定有所不同。概括性的預期雖然常常過於簡單，也不準確，可是，它們的確是對一些人必需的假設。沒有這些預期，我們的行為就會失態，跟新近從亞馬遜熱帶雨林跑出來的某位亞諾麻莫部族人相差無幾。　

因此，如果聽說坐在你鄰桌的陌生人是一位心理學家時，你在腦子裏會有何等想象？　

對大部分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他或者她對人類天性一定有著特殊的眼光，他們專門對付有毛病的病人。而你到現在已經讀了不少有關心理學的東西，一定糾正了許多總體的錯誤想法。你知道，“心理學家”這個詞的含義不止一個，而是範圍非常廣泛的一些職業，其中許多與對人類無性的獨到眼光毫無關系，許多心理學家是科學家，而不是治病的人。沒有哪一種總括，沒有哪一種單一的形象可以包容現代心理學家進行各種各樣的工作時所從事的熟練和精巧的活動，如下述幾段所示：　

——一位身著白大褂的男士拿著手術刀彎腰伏在手術臺上，慢慢地切開一只澳大利亞袋鼠，以期在它的體內尋找細小的腎上腺。這只雄鼠經歷數小時不停的交配後剛剛死亡；這個類別的雄性都會在 5－12個小時瘋狂的性活動之後斷氣而亡，它們都只在一年的兩個星期內從事這項活動。對這樣一些老鼠的腎上腺的檢查導致了一種解釋：繁殖季節的日照長度和平均氣溫引發了雄鼠腎上腺的極度活躍期，因此而引發很長時間的高強度交配活動，最後以死亡告終。這項研究在人們認為季節對老鼠和人類行為有影響的知識體上又增加了新的證據。　

——兩位社會心理學家提出假設，說一個人在成年期內體驗到的風流愛情關系，是以他或者她小時候對父母的依戀為模式的。他們設計了一份多項問卷表，每種答案都能看出兒童——父母依戀類型和他或者她所體驗到的成人風流關系。研究者設計了一種利用問卷進行的小型調查。當他們通過統計數據分析答案時，會找到兒童——父母依戀類型與成為風流關系之間的重要相關聯系。這項假設因而得到映證。　

——一位婦女太陽穴上綁著電線坐在視屏前，一些男人的名字一個接一個地在視屏上閃過。在附近的地方，一位研究者觀察並記錄著她在另一個視屏上出現的腦波。他看到的是正常的波峰和波谷——直到一位婦女的名字閃過，引起波峰尖銳上升一會兒，這表明小小的驚訝。研究者在研究腦波外形和振幅與情緒激勵認知的相關關系，這是許多想理解大腦的思維及情緒電化基礎的步驟之一。　

——在一個冬天的日子裏，鴨子在池塘裏四處遊動，兩位穿得很暖和的研究者站在 30碼開外，其中一位每隔5秒鐘往水裏扔一些面包屑，另一位每隔10秒往水裏扔面包屑。這樣餵了幾天後，每5秒鐘扔一次面包屑的那邊，鴨子的數量多一倍。可幾天以後，研究者們做了一些變更：每10秒鐘餵一次的那位研究者扔的面包屑大一倍。一開始，鴨子按老樣子往原來的地方跑，有大半的鴨子喜歡扔得更頻的那邊，可5分種後，它們重新選擇了位置，兩邊的鴨子各占一半。研究者們相信，這是天生的尋食策略中復雜的證據，鴨子不僅考慮扔食物的頻率，而註意平均的食物多寡。這項研究增長了人們的知識，知道次數和數量在動物和人類的大腦中是以非語言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一組研究人員小心地把一些微型麥克風放在一位誌願者的耳道內，讓他坐在一個環形結構的中間，在不同的高度上裝設 6個揚聲器。然後，研究者一個接一個地用揚聲器發送白噪音（一種廣譜雜音），每收把這個裝置旋轉15度，直到從約144個位置上發送聲音出來。誌願者每次通過角度來指示揚聲器的方向和高度。後來，研究者利用麥克風擡音的錄音，將聲音通過耳機而不是揚聲器發送給誌願者。誌願者可以辨認出明顯的聲源方向，他辨別的準確度與實際播放時幾乎一樣完美無缺。這項實驗也增加了人類的知識，知道思維如何根據聲音到達耳朵的時間差別來決定一個聲源的方向。　

——一組研究者通過引發面肌松馳的方法調查了減輕緊張性頭疼的生物反饋的用途。他們將受試者分成兩組，一組得到的生物反饋信號顯示他們的面肌什麽時候放松，另一組得到假的生物反饋信號，指示他們的面肌是松馳的，而實際上面肌是緊張的。放松面肌應該可以減輕頭疼，而面肌緊張卻會加重頭疼。可是，兩個組因為生物反饋而都減輕了頭疼。研究者的結論為：生物反饋數據，不管是正確或者錯誤的，都能讓受試者得到強烈的“功效”或者鍛煉控制的能力的感覺。是功效感的增強，而不是肌肉松馳的程度使頭疼的次數和強度減少和減輕的。　

對這樣一些雜亂的場景，我們還可以增加已經看到過的更多的場景——從一位心理治療者通過蘇格拉底式的辦法引導一位病人重新認識他不現實的理想，到一位發展心理學家記錄一個嬰兒的眼球在觀察不斷從屏幕上閃過的圖片時的運動，從一位神經心理學家給一只已經學會走出一道迷宮的老鼠註射腎上腺素，以觀察這種荷爾蒙如何影響其記憶力，到一位認知科學家努力編寫成千上萬的計算機程序的步驟，面對數百條句子，這些計算機就會像嬰兒那樣學習語言。　

在這一切之外，還有許多心理學家特別的興趣和活動是我們尚沒有時間進行探索的，其中很多對日常生活有相當大的關系。這裏有幾個例子：　

——有些人在調查愛和交配選擇心理學。有一陣子，這是一個相當熱門的研究領域，後來，因為太“軟”，它被擱置一邊了。然而，最近，出現了對愛研究的復蘇，這些研究基於對調查數據和采訪進行的復雜統計分析。我們剛剛看過一個例子：一項研究將成人風流愛情的風格與兒童－父母依戀關系連系在一起。還有一個例子：如我們所見，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人們往往會愛上其性格與自己的性格互補的人（“異性相吸”，這是民間的說法。）然而，最近，兩位研究者利用極詳細的問卷和仔細的分析顯示，“高度自控者”（對自己的行為非常敏感的一些人）傾向於愛上與自己的行為和興趣一樣的人，而“低度自控者”卻傾向於憑喜歡不喜歡和雙向的教養愛上別人。　

——一些研究小組對一些經受反復發作的壓抑折磨的人進行長期縱向研究。研究小組跟蹤其受試者生活中的事件和變化，把這些跟情緒狀態掛起鉤來。他們最近的發現增強了有關壓抑、特別是童年時代被虐待的影響、家庭沖突、夫妻虐待和其它創傷的“壓抑理論”的重要性，還有像養育親朋好友這樣一些補償性的因素的反向作用。　

——智力的本質已經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得到廣泛研究，可是，當前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種新概念：智力既不是總體的知識能力，也不是相關能力的集合，而是一整套不同的過程和策略，它們也許會在同一個人的身上以不同的水平操作起來。哈佛大學的霍華德·加德納就說過，每個人都具有七種不同的智力：語言能力、邏輯－數學能力、空間能力、身體運動能力、音樂能力、人際關系能力和待人接物能力。耶魯大學的羅伯特· J·斯頓博格的研究數據表明，智力結構有三層：思維對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它對自己積累的經驗的利用和它對目前情形的評估。　

——許多研究者在研究比以前深得多的性別角色行為和性偏好的來源。有些人集中在父母對大腦發育的影響上，還有些人專註於基因異常。更有一些人集中於家庭影響，還有人強調文化因素。每個組都把它的因素看作是最有影響力的，可是，正在形成的一種觀點是，在每種情況下，所有的東西都涉及在內，其程度有所不同。在任何人的歷史中，具體的相互影響才是決定結果的東西。　

——意識的本質也許是心理學中最為深刻的謎團，可是，它長期以來被擱置一邊，要麽是因為無法了解，要麽就是因為這個問題並不重要。最近，一些研究者又認為這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問題，而且是可以回答的一個問題。弗朗西斯·克裏克提出，一組神經元連續和半振蕩的啟動會在大腦的許多部分引起神經活動暫時的統一。這種形式的自我繳發本質是意識的基礎。菲利普·約翰遜－萊爾德把意識比作計算機的“操作系統”，即一組引導和控制不管什麽程序信息的指令。傑拉爾德·埃德爾曼相信，低水平的意識來自於大腦主管內部生理驅動力的那個部分與處理來自外部世界的信息的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可能的一種解釋在於，大腦的一個部分是饑餓的，另外一個部分看見食物，而最後“啊哈”的一聲驚嘆就是意識。）反過來，高水平的意識來自於語言和大腦的概念形成部分之間的相互影響，它能夠給事物取名，並把它們裝配進一些範圍之中，使思維不再註意實時的事物，因而生成對它自己的思維的意識。　

為心理學家的特別興趣和活動形成一個典型的形象是如此困難的一項工作。可是，我們難道不能至少把典型的心理學家當作一個人來看？不行。心理學家男女都有，身材大小、高矮、色彩、年齡和教育水平及地位各個不同。　

許多人認為心理學家是白人，男性，是一位“醫生”，而且，如已經說過的，他一定就具有對人類天性的獨特看法，也能治療不少有精神病的人。眾所周知，這最後兩種涉及洞察力和治療的本領，只符合約半數受過高等訓練的心理學家。　

而第一個形容詞，即白人，卻很有道理：在所有受到聘用的博士級心理學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黑人，不到百分之二的人是西班牙人，百分之九多一點的人是亞洲人。　

（黑人的情形的確不怎麽樣。 1975年，他們在心理學中得到的博士學位為百分之三點八，而在1990年，這個比例為百分之三點五。很明顯，黑人博士級心理學家就業的機會是如此稀少，以至於在這個領域中沒有博士學位的相對增加，其就業位置的分配也沒有增加。這個職業中的一些領導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可對此也無能為力。西班牙人和亞洲人的進展卻好得多。西班牙人得新博士學位的人數從1975年的百分之一點二增長到1990年的百分之二點九；亞洲人的比例從百分之一點一增長到二點六。）　

第二個形容詞，即男性，曾經是正確的，可很早以前就不再如此了。 1910年，只有百分之十的博士級心理學家是婦女，而到1938年，這個數字變成了百分之二十二。到1990年，已經變成了百分之四十。而且，由於婦女現在拿到五分之三的心理學博士學位，她們很快會成為多數。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於臨床心理學的增長所致，因為這個職業一直以來就主要對婦女開放。搞學術的心理學家卻沒有，在幾十年的時間內，男性心理學家一直就沒有讓女性心理學家進入學術崗位，其理由是，一旦有了孩子，她們會在幾年時間內，或者終身拋棄她們的研究。相應地，男性心理學家寫出了更多的研究論文，而且把持著幾乎所有的高水平學術和研究位置。只是在相對較近的幾年內，婦女的名字才像男性一樣出現在一些研究論文中，可是，婦女仍然沒有在重要的心理學部門占據重要位置。　

“醫生”這個稱呼也是另一個錯誤的說法。的確，美國心理學會的 10．08萬成員中的四分之三會員和美國心理學協會（我們很快就會講到這個組織）更高比例的人都有博士學位，或者在少數幾種情況下都有心理學博士學位，或者叫教育學博士。可是，有約15萬人有心理學碩士學位或者學士學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都在美國心理學會和美國心理學協會之外。他們做測試、咨詢、心理治療，並在工廠、幼兒園、學校、診所政府機構和私人營業場所做一些低水平的心理學工作，並被人口統計局登記為心理學家。　

對許多人來說，“心理學家”意味著“教授”，而在本世紀早期，許多心理學家也的確是一些學究，因為他們主要只有在學術機構裏才能謀生。今天，美國心理學會和美國心理學協會只有約三分之一博士級的成員是教授級研究人員，而約有半數的人是私人診所的臨床醫生或者被一些診所、醫院和其它組織所聘用，百分之十二的人在工廠、政府機構和其它服務機構中，其它的人在學校和其它地方工作。　

所有這些都說明，心理學家有各種各樣的類型，一些人與另外一些人如此不同，以至於他們就好像除了這個大類的名字以外彼此完全不相幹。　

給這門科學畫張像　

心理學家及其活動多種多樣，他們在興趣上也是各個不同：盡管稱作一門科學，但它太過異常，除了用最為廣義的詞以外，無法加以定義或描述。　

上面所見的以及我們在前幾章裏看到的東西證明了這些雜亂和多樣性。可是，要想更詳細地了解心理學已經成了何等變化多端和混亂的一門科學，人們只需翻幾卷《心理學年鑒》就可以一目了然。每年的年鑒包含約 20個章節，有些回顧最近在知覺、推理和運動技能獲取等心理學中心領域的工作，還有一些涉及更深奧難解和不著邊際的課題，如大腦多巴氨及獎勵、聽覺生理學、社會及社團介入、半腦對稱、音樂心理學和宗教心理學。在五六年的時間內，《年鑒》涵蓋了約100多個不同的領域，每個領域都有其分支領域，任何一個分支領域都有可能占據一位研究者全部的時間和精力。　

有哪一門如此不整齊，如此繁雜，如此沒有組織的學問會被稱為一門科學的呢？我們有沒有理由相信，它對人類天性和人類思維所說的話是科學的真理？　

一個世紀以前，威廉·詹姆斯在機智地闡明了當時的心理學是什麽以後，很悲傷地說，它目前還不是一門科學，而只是“一門科學的希望所在”。我們看到過他是怎樣描述它的：　

一串粗淺的事實；一點點閑談和就一些觀點產生的口角；在僅僅是描述性的水平上進行的一些分類和概括；一種強烈的偏見，即我們有不同的思維狀態，我們的大腦使這些狀態定型；可是，沒有一條像物理學一樣的定律，沒有哪一條假說是我們可以從中推出結果的。　

把這種說法與心理學如今的情況做一個對比：事實有了巨量的增多，這些事實不是粗淺的，而是經過了復雜的統計分析的；同樣有很多閑話和口角，但大多數是有關可檢測的解釋和理論，而不僅僅是一些意見；也有大量處於理論水平上的分類和總括，還有大量有關思維狀態及其與大腦現象之間的關系的規則和假說，而且其後果有可能，而且經常是可通過因果關系推論出來的，並加以證實。心理學早已經成長了，超過了一門科學的希望所在，而且成為一門科學的現實。　

可是，這是一門與大多數科學不一樣的科學，它復雜而且繁蕪。　

在自然科學中，知識是慢慢積累的，並不斷向著對自然更深的理解進發。相對論並沒有推翻牛頓物理，而只是吸收了它，並超過它來處理一些牛頓沒有看到的現象。現代進化論並沒有推翻達爾文主義，而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細節、例外和能夠解釋達爾文不了解的證據的復雜情況。反過來，心理學卻產生了許多特別的學說，這些學說要麽後來被推翻了，或者被證明只能應用於如此有限的現象領域，以至於不能為更大和更有包括性的理論提供一個基礎。行為主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再說，心理學充滿了傑羅姆·凱根所說的“不穩定思想”——一些並不指固定和不變的現實，而只是主觀的和可變的概念和理論說明。心理學中的許多現象涉及某些現象對人類的意義，這跟物理學中的許多只發生在物理世界裏的現象不同；兩位心理學家利用同一個詞可能是在談完全不同的事情。凱根最近回過頭來看了看他以前寫的東西，並“意識到，使我感到窘迫的是，像成熟、記憶力和情緒及習慣的連接性等思想，我一直以為它們有固定的意義”。今天，他看到，這些思想，以及心理學中許多別的思想會根據一位研究者收集數據的方式而有不同的意義。一個人對恐懼的定義以及對這個概念進行的工作是指一系列生理現象，另一個人卻認為恐懼是他的受試者在感覺到害怕時體驗到的內心感受。可是，這兩套數據並不是享有共同邊界的，生理跡象經常在一個感覺到害怕的人身上是不存在的，而情緒在一個表現出其生理跡象的人身上也找不到。以為是對害怕所作出的科學定律的真實取決於一個人用這個詞所代表的意義。　

還有，與物理學不一樣，心理學有很多定律只在觀察發生的那種文化裏才是正確的。最近幾年，心理學家對這門科學中的一些規律在跨文化中的有效性產生了興趣，並發現有一系列規律看上去是全球一致的，包括皮亞傑對發育階段、兒童獲取語言元素的順序、人類喜歡分類的自發傾向、社會蒙混的傾向及其它的一些觀察。可是，他們也發現，許多只在這些規律得出來的文化環境或者類似的文化環境中才有效，其中有男子氣、女人氣、愛和嫉妒的定義和發育，順從大多數並服從權勢的傾向、推理當中對邏輯的運用、親情和歸屬感的發育。　

所有這些並不是說心理學就不是一門科學。可是，這不是一門有連貫和綜合理論的科學，它是一種智力和科學的舊貨拍賣。　

30年前，當認知革命打破行為主義封閉的大門時，各種各樣的可能性一開始看上去十分刺激，令人歡欣鼓舞，可仔細一看卻令人困惑和煩心。雷克弗裏斯特大學的大衛·L·克蘭茨曾描述過心理學一開始和後來在他眼中的情況：　

當我最開始知道有心理學時，我因為它廣泛的範圍和多樣性所激動……我只是稍有註意，而且大部分時間並沒有關心，其導言部分的課文是彼此不相關的。實際上，它們彼此互不覆蓋的情況正好突出了發現的新鮮感。

後來，讀研究生的時候，由這樣一些多樣性引發的激動被不斷增多的、對專門性的強調和只能埋頭於其中一兩章的壓力所抵消。我還越來越多地意識到，心理學的多樣性經常會造成負面的影響，它會成為不連貫的指標，或者更壞的是，它成為一門“假科學”的試金石……　

職業生活也是同樣的。心理學令人激動的多樣性仍然受到懷疑，各專業之間的溝通很困難，有時候完全不存在。隨著信息爆炸時代的來臨和新的關心點持續不斷地被合並進各種學問之中，調查者與概念系統之間彼此的隔絕感一直都在增強。　

跟克蘭茨一樣，許多心理學家也因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多樣性和不連貫性所困擾。喬治·米勒嘲笑地稱它為“智力動物園”。可是，動物園至少還關住並控制其動物，而在今天的心理學中，很多人具有逃跑的傾向。一系列生理心理學家已經轉移到了生物系，有些大學的認知科學家已經遠離了心理學，開設了他們自己的系別。有些社會心理學家轉移到了臨床部門和商業學校。《美國心理學家》最近的一篇評論文章預測，在接下來的 50年內，心理學主要的研究領域將會分解，並獲得單獨的身份，並會在大學裏設立他們自己的系別；心理學會被正確地看作行為科學發展的一個暫時階段。　

其他人認為，有些新的概念、學說或者比喻會而且一定會找到，以統一心理學的半自治專業。美國心理學協會的執行副主席雷蒙德·福勒說：“我們必須堅持尋找‘宏大的統一理論’。對多樣性這個問題的解答不可能是進一步的分化。”最近幾年，一系列理論家已經在《心理學新觀點》的好幾期裏做到了這一點，他們說，一種新的和統一的比喻或者概念極為需要，也一定會出現。　

可是，還有另外一種觀點：沒有哪一種學說是可能出現的，也不需要這樣一種統一的學說。西格蒙德·科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想看看這個領域更大些的問題，他說：“心理學不連貫的問題最終（應該）通過以某種類似於‘心理學研究’之類的詞來替代它而加以承認。”其它一些仔細研究過這些問題的人也這麽說。歐內斯特·希爾加德在總結美國心理學綜合史時說，一種統一的心理學科學也許更多的是一種美學理想，而不是實際的目標，“心理學可以被看作是許多心理學的大家族，它只能通過社會實踐和大學的分科結構進行統一。”大衛·克蘭茨說，我們預期，心理學的分支可能會成為聯系緊密的一個家族的成員，可是，一種更為現實的模式可能是一種不整齊劃一的聯邦，或者是不同共和國及民族組成的國家－省份，通過某些共同的興趣捆在一起，但講不同的語言，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每個成員都在忙他自己的生意。　

有很充足的理由懷疑，不可能有任何一種單獨的理論能夠既解釋神經傳遞器的動作，又能解開一道密碼；既能展示神經網絡的分布情況，又能解釋清楚真正的愛產生的過程。一種總纜一切的理論，只有在我們知道得很少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在心理學中存在，可它再也不可能了。　

分裂　

不管這門科學會分解的預測是不是會兌現，有一種分裂是最近出現了的——學術派和科學家派以及臨床派和行醫派之間的組織分裂。　

學術及應用心理學家之間的分裂在美國心理學協會裏算不得什麽新鮮事。這個協會成立於 100年以前，當初是一個知識分子協會，其成員主要都是學校教師和研究者。從一開始，應用心理學家就被瞧不起，很少被選撥到重要的崗位上來。他們的價值和目標被認為是腐敗的、商業性的、非科學的和總起來說是汙穢的。約翰·B·沃森因為桃色新聞而被趕出學院，可是，美國心理學協會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忽視了他，因為他把自己的技能出賣給了廣告世界。　

臨床工作者更是被學術研究者看作低人一等的東西。在 1917年的美國心理學協會年會上，一小組人——當時總共也才不多的幾個人——很苦惱，感覺他們的興趣被忽略了，系決定成立他們自己的組織，即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協會。這個協會慢慢成長起來，美國心理學協會也采取了行動。它創立了它自己的臨床分會，宣布它願意接受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協會的任何成員為自己的成員，並修改了自己的議事程序，其目的是要推進作為一門科學的心理學，並把它當作一門職業。這條辦法奏效了：變節者回家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家協會也解散了。　

當美國心理學協會中的臨床心理學家和應用心理學家人數增多時，類似的事件又反復發生了。每次，不滿意的人重新組成他們自己的組織，美國心理學協會就進一步修改它的結構，以留住他們，或者把他們弄回來。可是，要真正使學術研究者和臨床心理學研究者的興趣和世界觀得以諧調卻是不可能的。在 1984年的《美國心理學家》中，一位心理學家借用C·P·斯諾的概念悲傷地寫道了“心理學的兩大文化”，兩種都決不相容，充滿敵意，而且彼此異化。　

使這件事情變得很嚴重的是錢。在 70年代，對臨床服務進行的第三方支付通過健康保險而成為可能，可在80年代，這個支付來源開始減縮，這是裏根政府的政策和衛生保持組織出現的結果。美國心理學協會裏的臨床工作者——這時候，他們的人數已經占了多數——要求這個組織加速政治活動，並提高其知名度。這使學術研究者們大為震驚。他們擔心，美國心理學協會這個在歷史上是一個科學組織的機關會變成職業協會，帶有自己的金錢和政治目標，而且會迅速地被行醫者控制起來。　

在 80年代中期，美國心理學協會的執行董事們想辦法避免科學家們離會，他們設計了重新組織的辦法，以保護其興趣，可是，全部計劃遭到美國心理學會代表大會的否決。眼看著將要出現危機，這個代表大會同意了一個最終的雜花被重組方案，雙方的成員都不滿足。這個重組方案於1988年交由會員通過，但被幾乎是兩票對一票的比例駁倒了。　

這是一個決定性的事件。 1988年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美國心理學協會年會上，這個協會的前任會長和著名的學術研究者們，其中包括文伯特·班杜拉、肯尼思·克拉克、傑羅姆·凱根、喬治·米勒和馬丁·塞利格曼，在賓館的房間裏召開了幹部會議。他們帶著一股反叛精神和違抗宣布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即美國心理學會，主要為進行學術和科學方向上的心理學家。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好幾百名科學家退出了美國心理學協會，轉而參加了美國心理學會，另有好幾百人也參加了這個學會，但保留了他們原來的會籍。在一年的時間裏，美國心理學會已經擁有6500名成員了，到1992年，成員數增長到了13000人。它現在比美國心理學協會的人數少些，而且總是少得多，但它在成長之中，其領導人預計，其潛在的成員數在30000左右。　

今天，就跟一些離異夫妻為了孩子的利益而訂立了臨時協定一樣，美國心理學協會和美國心理學會不再在公開的場合彼此攻訐了。來自兩個學會的代表曾就尋找可能的合作而進行過磋商。美國心理學協會甚至還提出要出版新美國心理學會會刊，即《心理科學》，盡管美國心理學會選擇了另一位出版人，但它過去的主席，即查爾斯·基斯勒給美國心理學協會寫了一封感謝信。這兩個組織的確在進行競爭活動，以吸引更多的研究生和新的博士學位持有人，可是，今天，美國心理學會的成員卻認為歸屬於兩個組織是明智的。目前的情況是，美國心理學會會繼續成長，並服務於科學大眾。美國心理學協會每年也有增長，它的臨床——職業性成員的比例也總是大得多，可是，它會繼續擁有許多學術——科學性的成員，為他們出版刊物，並在華盛頓和其它地區維護他們的利益。　

如果說所有這些令人困惑，那麽，它又怎麽可能是另外的一副樣子呢？在心理學中，沒有什麽是簡單的，也沒有什麽是清楚的，這個領域很好地反映了它所研究的混亂、復雜的人類思維。　

心理學與政治　

·美國擁有博士學位的科學家中有六分之一是心理學家。　

·心理學知識已經成為對我們的學校、工廠、診所和精神病院以及部隊的正常運轉至關重要的東西。所有的一切都會隨著研究得出對人類天性更好的理解而發揮更大的作用。　

·與其它許多科學不一樣，心理學基本的研究並不能得出可銷售的產品，也不是專為自己服務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須由聯邦政府資助，為的是公眾利益。　

那麽，聯邦政府給予心理學研究多大的資助才算是合適的呢？　

一年 200億美元？　

100億？　

50億？　

實際數字為：不到 5億美元。　

心理學研究目前得到的聯邦資助不到自然科學的九分之一，是生理學和農業科學的十一分之一，實際上只占聯邦政府對科學研究資助的百分之二。這比兩艘太空飛船項目的造價稍高一點，比一只隱蔽轟炸機一半的造價稍高一點。（私人基金，即心理學研究資助中另一個重要的來源，資助約 3000萬美元，不到聯邦資助的十分之一。）　

美國心理學協會和美國心理學會定期派譴代表去國會山請求更多的資助，可是，他們在那裏遭遇到很大的障礙。心理學研究的聯邦資助金的大部分來自酒、濫用藥品和衛生保健管理局和國立衛生研究院，更少的一部分來自國防部的一些分支機構，再少一些的資助來自國立科學基金，其它零星的資助來自其它機構。這兩個學會的代表因此而必須在一系列委員會和分組委員會之前提出要求，這會分散風險，但卻意味著必須在各處開戰，而沒有任何總體的高水平資助。　

在早先的幾十年裏，心理學研究非常簡單，就像桑代克用破木板做一只迷宮，然後買幾只老鼠和幾條狗就可以解決問題一樣，那時候，費用根本就不成問題。可是，現代調查、微電極掃描設備、大型計算機和由一組組的專業人士進行的縱向調查需要花相當大的費用。盡管如此，心理學研究與新武器和太空旅行的研究比較起來，還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然而，我們這個酷愛心理學，並極需要對它的了解，以及它所能帶來的益處的國家，卻只為它花費年度預算的百分之一的二十五分之一。　

今天，我們會對羅馬人搖頭，他們花費巨額的資金建造城墻，修建道路和水渠，卻沒有努力研究土生羅馬人不斷下降的生育力和生產率。人們不禁懷疑，未來的動物會不會在看到我們這個世界的廢墟時搖頭哀嘆，我們花了這麽多的錢用在那麽多的事情中，卻不肯花錢研究人類的天性，因為它可能就是我們得以生存下去的關鍵。　

政府不僅在對心理學研究的資助當中十分吝嗇，它還幹擾甚至禁止某些研究，有時候是出於可佩服的理由，有時候卻很不光彩。　

如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過的，在 60年代民運擴張期間，公共衛生服務處采納了一些涉及生物醫學研究的規定，1971年，衛生、教育和福利局把這些規定擴展到所有有關人類行為的研究中。這些規定盡管不是法律，但它們起著法律條款的作用，可以限制聯邦政府對不服從這些規定的單位進行資助。關鍵的條款要求研究者在進行任何實驗過程以前，必須獲取受試者在了解情況以後的同意。這種對人權值得贊揚的延伸如果嚴格實施，會使掩蔽心理學研究或者實驗者目標的潛藏不可能進行。甚至要求掩蔽的、相對無害的實驗也不可能進行了。　

經過數年痛苦的抗議，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實施的扼殺性條款在 1981年大抵就不再起作用了，從這以後，掩蔽性研究又一次能夠進行了。可是，控制仍然十分嚴格，很多有可能會產生有價值成果的研究再沒有人去設想，也沒有人去試。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愛德華·E·瓊斯所言，哪怕在這些要求不再生效以後，“這些條款和機構復審委員會仍然在對我們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你根本就不會去考慮有可能遇到阻力的實驗——人們不可能去想攻克一個問題，因為它需要某種程度的掩蔽，而這又會制造與機構復審委員會之間的麻煩。整條研究線都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對研究活動進行的另一項更為嚴重的幹擾是，管理部門會因為政治原因而阻止發放資助金，如在 1991年的一次行動，美國心理學家協會的執行董事劉易斯·利普西德稱它為“來自最高管理層對研究進行的、創造歷史的‘鎮壓’”。　

盡管那些調查者都是社會學家，但他們的項目對心理學家也有很大的興趣，對社會心理學項目發生的事情，也可能很容易地發生在心理學的許多研究項目中。國會山的北卡羅萊那大學的理查德·阿德裏和羅納德·萊因德法斯計劃進行對 7－12年級的2．4萬名少年進行一項調查，經過其父母同意之後，決定對他們問一些問題，以了解其性行為。這會得出阻止少年懷孕、防範艾滋病和其它性傳播疾病的有價值的知識。　

阿德裏和萊因德法斯的提案已成功通過同級復審過程，並得到國立兒童衛生及人類發展研究院的資助批準。接著，衛生及人類服務處（國立兒童衛生及人類發展研究院是其下屬機構之一）的秘書長路易斯·沙利文博士在一次保守的電視談話中被問及這次調查活動。他宣稱不知道細節情況，可是，加利福尼亞的一位共和黨員，眾議員威廉·登尼梅亞公布了調查中的一些提問，因而引起了好幾個保守組織成員對衛生及人類服務處的抗議浪潮。沙利文秘書長的應答是不考慮兒童衛生及人類發展研究院的科學家們的意見，並取消資助。劉易斯·利普西德指出，艾滋病現已出現在 20歲左右的男女人群之中，因而，他們一定是在少年時期就已經染病，而這項調查有可能得出一些情況，引導我們采取防範性的教育及社會措施。可是，我們再也不可能知道這樣一項調查可能取得了什麽益處。　

阻止社會科學研究的另一個極端的企圖卻失敗了，至少是暫時失敗了。眾議員登尼梅亞因為他成功扼殺了少年性生活調查而沾沾自喜，進而提出了對 1991年的一項法案的修正案，要求重新授權國立衛生研究院，使其有權禁止衛生及人類服務處進行或者支持任何全國性的人類性行為調查。哪怕在一個智力保守的時代，這對眾議院來說也是要求太多了，因而以283票對137票否決了這項提案。不過，仍然有137名眾議員投了贊成票，這使人感到震驚。國會如果稍為偏向登尼梅亞一邊，就有可能扼殺心理學研究，而受害的卻是整個國家。　

為公平起見，我們得說明，有些想阻擋心理學研究的企圖不是來自政府中的保守黨，而是來自自由黨，特別是來自政府之外激進的反傳統團體。　

其中的一支力量是“動物權利”運動，其成員最近幾年竟訴諸暴力活動，他們沖入醫學及心理學實驗室，拆毀設備，銷毀記錄，有時候還帶走動物。眾議員和參議院都已經提出了議案，以通過聯邦政府懲處偷竊或者破壞研究機構的行為，但是，在動物權利組織的遊說下，這些議案都沒有通過。　

研究者們回答說，每一種動物都是以別的生物為代價求得自己的生存的，許多動物是靠吃別的有感情的動物為生的。人類利用其它動物作為食品，也用作實驗受試者，以增大人類生存的機會，這比鷹、鷲、蜥蜴或者獅子的行為沒有什麽更不道德的。至於用動物進行研究的殘酷性，威廉·格裏諾（他顯示，在一種更豐富的環境裏發育的老鼠，其長出的大腦比在一個單調的環境中生長的老鼠的大腦量大得多）說，盡管研究會在一些動物身上引起疼痛，可是，“要說實驗室條件很殘酷，或者甚至說對大部分實驗動物而言不是很舒適的話，這與實情不符。”他指出，不僅聯邦法律定出了關養和照顧的具體條款，而且還要對每一種利用脊椎動物進行的實驗進行復審，可是，“只有很差的科學才會去引發動物疼痛”，因為這會產生痛苦，而這痛苦又會有好多種生理影響，因而使實驗結果不純。因為這個原因，以及研究者的人性的感覺，他說，大多數動物實驗根本不會引起明顯的疼痛。在那些可能會引發疼痛的情況裏，研究者們會使用麻醉劑。　

有一種心理學研究一直受到少數民族、激進分子和其它自由人士長達二十多年的攻擊，這就是心理能力中的基因差異研究。阿瑟·詹森、 H·J·艾森克和菲利普·拉什頓都曾想辦法通過統計分析尋找黑人在大多數心理測試中表現都很差的基因原因。因為他們進行的勞動，他們被控訴為種族歧視分子，被學生社團圍攻，也受到其他同事的譴責，這些同事不僅不同意他們的發現——他們有權利這樣想——而且認為這樣的研究在社會上是有害的，應該加以阻止，甚至禁止。　

對研究進行的這樣一些幹擾，在如今這個校園裏充滿“政治態度”的時代裏越來越常見，越來越有害。一件值得註意的案子最近發生在德拉華大學。心理學家琳達·哥特弗萊德森一直在進行一些研究，以顯示，智力測試中的差別在勞動操作中顯示了比大部分理論家所想的情形大得多的差別。她的研究一直得到保守和頗有爭議的“先鋒基金”的同意和資助，可是，她的一些論文也通過了同級復審過程，並在有名望的科學期刊上得到發表。　

哥特弗萊德森擁有自由主義者的名望。她曾在和平工作團中工作過，在貧民窟裏教過書，並在一篇期刊文章裏公開宣稱，一個人的社會及道德價值並不是其智力水平的函數。可是，她認為，不對一些工人的智力水平進行合適的考慮就把他們分配到一些工作上去，這對社會是有害的，這個觀點被一些教研室同事和學生認為是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當教研究室成員向大學領導正式提出抗議時，哥特弗萊德森的系主任，這位以前曾高度贊揚她的工作的人給她定了很差的評定，一個教師提拔委員會阻擋她很有希望的提升，教師研究委員會催促該大學更多地拒絕先鋒基金的資助，而大學領導們同意了，並削減了哥特弗萊德森的研究資助。　

可是，哥特弗萊德森奮力反抗，她請求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提出抗議，因為她的學術自由受到了侵犯。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真的提出了抗議，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和 1991年6月的一次聽證會後，一位仲裁人駁回了該大學不接受先鋒基金的決定，而哥特弗萊德森經過兩年為自己繼續進行並不受人歡迎的研究的鬥爭以後，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研究領域裏。　

受不受歡迎並不是對真理的檢驗，研究的合法性並不是由其社會影響決定的，學術自由並不意味著只有探索政治上是正確的一些課題的自由。被認為在政治上不正確的一些研究也許的確被認明是無價值和甚至是有害的——或許也會增加我們對人類的理解，導致對人類生存狀態的改善。我們知道， 1909年，當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學講課時，威爾·米切爾這位傑出的醫生和將心理學應用於醫學的先鋒人物卻把它稱作一個“骯臟下流的家夥”。一所加拿大大學的教務長說，弗洛伊德似乎是在宣揚“回到原始狀態”。這些傑出人物離他的工作太近了，無法看出它在未來的價值；我們對哥特弗萊德森的工作離得也太近了，不知道它是否會增加人類的知識，也不知道它會給社會帶來損害還是益處。盡管如此，想阻止哥特弗萊德森進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企圖，比蘇利文取消對少年性生活進行的調查和登尼梅亞眾議員禁止衛生及人類服務處進行或資助性調查的企圖一樣好不到哪裏去。　

狀態報告　

我們的旅行使我們在思維的未知領域裏走了多遠？　

一位在沒有圖標的大地上摸索前進的人，在看到遠處的海洋時會知道，他已經到達了遙遠的海岸，即他長途跋涉的終結處。可對於我們來說，沒有這樣一些遙遠的海岸。在科學當中，對真實本質的了解從來就沒有一個有限的總量可以知道。我們無法知道向旅途的終結處走了多遠，因為根本就沒有一個終結。就跟其它所有的科學門類一樣，心理學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只會發現有更多詳細的、深刻的問題可以提出來。　

不過，我們已經走得足夠遠了，可以回答許久以前的希臘哲學家和從那以後的其他思想家們提出的一些經典問題了。　

對他們提出的一些有關靈魂本質問題的答案，思維和肉體的雙重本質以及思維和肉體相互作用的一些方式，現在都包含在我們對現實世界化學和電子現象的理解之中，這些現象在多種層面上發生，以有組織的形式表現出來，產生了我們稱作思維的東西。這些現象的水平和組織形式為：　

－－在最低水平上，即在 10埃範圍內（1米的十億分之一）；神經傳遞器分子，它們以陣發的形式從啟動神經元的突觸小泡中向它和另外一個神經元的樹突之間的間隙裏發射。　

－－更大幾個數量級（數量級涵蓋一個約 10倍大小的範圍）：突觸間隙，約1微米（1米的百萬分之一）寬，神經傳遞器分子在這個間隙之間跳躍著，把傳遞神經元上的信息傳送到接受神經元上；　

——更高兩個數量級：神經元，約 100微米，或者1米的萬分之一長，被發送出來的脈沖沿著軸索前進，然後在這裏被送到連接神經元上；　

——再高一個數量級：少數一些連接的神經元按順序發射的最簡單的電路，長約 1毫米，產生對比如有方向的視覺刺激有反應的基本反應；　

－－再高一到兩個數量級： 1厘米到10厘米長的電路，由幾百萬連接的神經元構成－硬件（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濕件），程序就在這裏面運行，我們會體驗到心理地圖、思想和語言；　

——最後，另一個更高的數量級：整個在中樞神經系統，長約 1米，上述一切都在這裏面以各自的組織水平發生。　

簡單地說，思維就是編程信息的流動，數十億神經現象有組織的模式使這種流動成為可能。　

知覺、記憶、思想、性格和自我是思維的工作程序，它們吸取並利用信息和以突觸連接的形式存儲在大腦電路中的經驗，從而以一種或另一種形式對刺激產生反應。（少數一些哲學心理學家仍然贊同一種大腦現象和來自其中並與之平衡的心理附帶現象的二元論，可是，由於大腦死亡時附帶現象也不再存在，因此，這個學說與傳統的思維－肉體二元論相差無幾。）　

天生資質與後天培養這個古老的問題——本世紀早期一般是遺傳論，後來改為行為主義回答——最近以相互影響說加以回答了。許多種證據顯示，天生的傾向，即進化的產物，通過經驗得以發育和成型，而經驗是通過天生的資質進行感知和解釋的。　

同一個答案也適用於人的思想從哪裏來這個古老的問題：人的思想是經過固定的神經傾向過濾和塑造後，通過經驗和學習得來的結果。語言獲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兒童的大腦具有一些特別的區域，能夠在很少幫助的情況下將相關聯的物體組成抽象的範疇。當固定的線路有缺陷時，學習就很困難或者不可能。一個語言能力天生很差的人不能處理困難的抽象問題，不管他或者她具有多少經驗。　

我們還看到，也不需要重述，現代心理學對其它某些古老問題的解答：知覺如何工作；思維如何解決問題；我們是如何推理，如何經常無效地推理；如何及什麽時候行動是由情緒、有意識的判斷和這兩者的互相影響決定的；自私或者利他主義的、敵意或者友好的行為模式是如何從家庭和社會經驗中潛伏的傾向中構成的。　

然而，其它一些問題，卻是視覺研究者和立視圖的發明人貝拉·朱萊茨所說的“富余問題”。不了解這些問題並不會妨礙科學進程，也不會影響日常的研究工作，因此，回答這些問題是不必要的，而大多數心理學家也相應地忽略了這些問題。意識的本質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它的使用或者在人類心理學中的作用尚不清楚，而大多數研究者，包括認知心理學家，都忽略了它，並在自己的研究中繞道而行。可是，如我們在上面看到的，意識現在又得到很多人的重新關註，這表明，當心理學更深入地進入認知過程時，意識不再是一個富余問題。你可能還想得起來，烏爾裏奇·萊塞說過，大多數復雜的計算機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不及最一般的人類，正是因為它沒有對自己作為一個存在物的意識。　

就連自由和意誌這兩個幾十年內在心理學中再也找不到的概念，現在也回到前臺了。行為主義者把它們當作唯心主義的錯覺而掃除出門，認知心理學家回避了這個問題，因為一種自由意誌的行動好像是一種沒有理由的動作——這個概念被趕出了科學的大門。可是，認知心理學家一直不能夠繞開或者忽視選擇——如果人們堅持認為過去和當前的力量決定一個人選擇的東西的話，這就是一個毫無意義的概念，但又是一個不可回避然而可以觀察到的現象。　

菲利普·約翰遜－萊爾德認為，思維的操作系統可以在一種自我反射的方式下運行，可以檢查它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有目的地評估不同行動和可能行動的結果，決定哪些是最好的，並有意地選擇來實現它。當我們不追求這個過程時，我們會選擇不那麽有意識的理由——即斯賓諾莎叫做人類枷鎖的狀態。當我們在自我反射和評估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時，我們就接近了人類的自由。　

阿爾伯特·班杜拉在他的“自我功效”學說中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說，自由不應該消極地看作是外部強制力的缺失，而應該積極地看做自我影響的行使：　

人類通過操縱符號和參與反射性思想的能力，就可以生成新的思想和創造性的行動，以超越他們過去的經驗……通過（自我調節）的行使，他們會積極地確定其情形的本質和他們會變成的東西。　

從這以後我們往哪裏去呢？　

《心理學年鑒》的每一期都滿是對這個領域未來的預測和預告。其中大部分都認為，在很多地方，心理學正打破以前未知的領域，正在進入沒有想象到的知識王國，過去的寬泛和粗淺的闡述正在退步，讓位給了狹小、具體和可檢測的學說。這有可能就是心理學將會沿著它向前發展的道路，除非突然冒出了一位心理生活當中的牛頓，它可以看到拱形的法則，將這個特殊領域裏的一些現象統領起來。　

還有一種可能是，未來的許多發現跟在過去一樣會對人類極為有用，從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到極可能帶來重大後果的大問題——從對兒童教育和記憶力提高的改善，到比如對教育系統的重大改善，以及種族歧視和民族仇恨的消除。　

最後，在比以前廣泛得多的範圍內，心理學肯定會滿足最為純潔和最為人道的欲望，即理解的願望。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說：“世界上最無法理解的東西就是，這個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心理學如今卻證明這位巨人是錯誤的。它在使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易於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