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開藝術高下問題，單純來審視日常化寫作的話，楊紅櫻和周志勇的作品確實都值得肯定。也應該看到，他們這種日常化敘事雖然離兒童的生活很近，但從藝術本身所需要的虛構性、距離美和“離間效果”來看，他們的創作還只是敘事上的勝利，而在美學上還需要進一步追求，尤其是周志勇及其後作家的作品在創作模式和手法上有模仿楊紅櫻的痕跡。因此我們可以說：如果說楊紅櫻在原生態寫作方面具有獨創性或先鋒性的話，那麽後來一些作家的“原生態寫作”就走向類型化了。日本兒童文學研究者橫谷輝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是作者自身體驗的自白，這是一個極其普通的命題。當然，這種體驗並不是普通的日常的經歷，而是通過作者的意識的作用，從日常生活概括出來的體驗。”他還說：“成為兒童文學基礎的體驗，決不單是幼兒期的體驗。組成兒童文學體驗的，是包括幼兒的體驗在內的關於人的原型的體驗世界。只有以這樣的兒童文學體驗為根基，兒童文學的創作才是可能的。”橫谷輝的觀點告訴我們，真正的兒童文學是離不開日常生活，但又超越日常生活的，也就是說，兒童文學應該是日常生活的審美超越。兒童文學所展現的不僅僅是兒童個體的現實的生活經驗，而且還應該是集體的原型的經驗，即帶著兒童生命普遍性的本質性的經驗。

以上僅是以兒童小說的日常生活敘事為例的論述，如果我們考察90年代以來小說的日常生活敘事，就能找到更多的文本。應該說，日常生活敘述對當代文學以往的“道德敘事”和“主流敘述”是一種藝術上的反拔。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主流文學來看，我們所理解的生活乃是從延安時期就開始倡導的“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是道德楷模式的革命英雄人物的生活世界。這些人物往往處於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風口浪尖，置身於尖銳覆雜、你死我活的矛盾沖突之中，上個世紀50年代的戰爭小說和鄉土小說莫不如此。而新時期之初的具有啟蒙主義色彩的小說也很少把目光對準日常生活，“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等都反映的是重大的時代主題。這些作品密切地結合了時代的因素，尤其是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密切配合，有強烈的現實性，也與大眾的審美心理比較契合，也確實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換一個視角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宏大敘事的背後，多少包含著對蕓蕓眾生的平庸狀態的蔑視與壓抑，和普通老百姓在和平時期的日常生活相去甚遠。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日常生活敘事”成為一種主潮性的風格，有著電子文化的影響，也是特定社會時期讀者對消費性、娛樂性文學的選擇。

§§§第五節·電子媒介與文學產業化

文藝產業化其實就是文藝的工業化和商品化，即文藝可以作為工業產品進行大規模覆制性生產和銷售，因此文藝產業化就意味著文藝作品不但具有精神產品的性質，也具有商品的性質，即文藝作品不但可以作為人們的精神的食糧，也可以作為人們掙錢的商品。文藝產業化有其時代的語境，對文藝走向產業化的思考，必須考慮社會的、經濟的、科技的、工業的因素，當然也離不開對傳媒作為動力因素的考察，應該說，在文藝產業化的過程中，傳媒不僅僅是一種文藝的傳播媒介，而且是使文藝性質發生變化的重要因素。瓦爾特·本雅明在《機械覆制時代的藝術》中論述電影時說過：“19世紀末，聲音覆制的技術誕生了。種種技術的匯聚，意味著新的生活即將到來，正如保羅·瓦萊利的句子：‘正如水、煤氣和電一樣，我們只需很小的動作，它們就能從遙遠的地方來到我們的房間，圖像和聲音的到來也將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就像簽名一樣。’”他還說：“20世紀，覆制生產又上台階，藝術品不僅可以制成信號向公眾傳播，就連藝術家處理作品的過程也可以用信訊號傳播。藝術品覆制和電影藝術將給我們帶來深遠的影響。”本雅明的話告訴我們，排版印刷、照相機、攝影技術等工業覆制技術尤其是電影媒介的出現，使得藝術品的覆制成為可能，這不但消解了傳統藝術作品生產的獨創性和“問世地點的獨一無二性”，而且也讓藝術品變成了大眾化之物。

文化研究學者高宣揚也說過，隨著當代媒體及其運作的產生，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媒體文化”（MediaCulture），這種媒體文化的產生，改變了傳統文學和藝術的性質，使流行文學和藝術泛濫成為可能。斯諾認為，由於當代電視的盛行及泛濫，當代社會的文化已經變成地地道道的“媒體文化”。誠如前面的學者所言，電視的普及不僅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使家庭生活內涵和人的思維及行為模式發生了變化，對文藝的生產、傳播、銷售和接受的影響也是眾所周知的。尤其是電視與網絡這兩種媒介在文藝產業化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那麽，傳媒主要在哪些方面影響並推進著文藝的產業化呢？

一、媒介文化使作家、藝術家自覺地具有市場意識在口傳文化時期，文藝都屬於“口頭詩學”，屬於“民間敘事”。那時個體的文藝創作因為沒有能夠普及閱讀與推廣的印刷媒介，不可能以文字符號或圖像符號走向大眾，也不可能被市場標價出售。但自從出現了報紙、雜志和出版社，即社會進入印刷媒介時代之後，輪轉印刷機使書籍具有了易得性，也使得閱讀活動變得越來越大眾化，而且書籍的易得性推進了兒童教育的普及和平民識字率的提高，文學閱讀也變成了一種大眾消費，圖書出版業越來越發達，於是出現了專門為報刊、出版商創作的作家和藝術家。但印刷文化時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雖然專業化了，但他們還是屬於精英文化階層，因為整個社會的信息傳遞還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對於那些不識字的人來說，尤其是對於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來說，文學圖書和報紙雜志還是具有信息接收高度的和難度的，因此印刷文化時期的文學藝術也不可能完全走上大眾，成為商業文化和消費文化的一部分。

到了電子媒介時代，即電影、電視和網絡出現以後，文學借助電影和電視變得越來越大眾化，而且電影、電視的明星機制也逐漸地把文學藝術納入到其約束之下，使文學家和藝術家朝著明星化的道路前進。而電子網絡媒介使得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創作變得越來越趨向口語化、粗俗化，這樣可以爭得更多的點擊率和人氣。在電子媒介的引導和控制下，通俗小說得到讀者的爭相閱讀，那些被電視、網絡和報紙明星化了的作家和藝術家的作品即使趣味低俗、充滿陳詞濫調，也能得到豐厚的市場回報。於是，文學家和藝術都越來越具有市場意識和讀者意識，甚至越來越註意迎合讀者的胃口，以盡量爭取最大的市場利益。再加上書商也發現，如果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貼近電視文化的風格，貼近網絡文化的風格，就會更好銷售，他們就會約束作家和藝術家按照他們所需要的流行風格來創作。